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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穹小在医院面对垂死的哥哥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救助，用刀一点一点划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时，也把仇恨一点一点注入了自己的身体，从这个时候起，他要完成对城市、对一切不公、冷漠和践踏的复仇。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周昌义显然更为重视这个过程，这也是他探究人性的最初视点；他看到的是人性从善走向恶的子弹是如何射出的，它所击中的又是怎样的目标。在这个艰难的路途，周昌义洞开他的人物的心灵，让我们看到里面深藏的屈辱、不甘和真实的诉求，看到一个羸弱善良的生命如何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穹小们终于用以恶制恶的方式赢得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权利，却永远不可能占有城市的一寸土地——这个城市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用暴力来获取财富，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人应该拥有的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殊不知这全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他们在获得金钱的同时，也沦为文明社会和“普世伦理”要急于清除的毒瘤，尊重、权利、地位和幸福等期待也就荡然无存。
当然周昌义的思考远比这显明的事实宽大，他关注的焦点是我们的社会究竟为这个群体做了什么？对生命持有的平等和尊重的态度，使周昌义在底层民众身上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也因此，他试图通过另一组农民工高粱们的图像打开另一个通道，看能否到达梦想的彼岸。高粱的出场似乎打破了穹小们制造的邪恶和恐惧的阴郁氛围，他是否会在社会认同的道德和正义的道路之上，带来农民工命运的阳光灿烂，不仅是一个悬念，也是一个令人焦灼的等待。遗憾的是，现实比我们知道的还要残酷，它不仅粉碎了高粱们的理想期待，也把一个在社会潜流中运行的冷漠无情的生存法则呈现给我们：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们，即使手持法院的生效判决照例是一分拿不到。我们的法律通过一张表面上对农民工有利的判决文书，给农民工打了一个必然会扭曲他们灵魂的白条。周昌义试图告诉我们：白条上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属于他们的工钱，还有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良知，还有原本是保护弱小、保护公正的法律。当一纸空文的生效判决最终成为彻底绝望的理由时，作为农民工的外乡人也就失去了对城市及社会最后的信心。
走投无路的高粱们只有拼尽全力愤然一搏——跳楼，用并不卑贱的生命换取应得的权利。农民工跳楼讨薪是在社会中经常发生的事实，对此很多专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因着周昌义对底层生命的深刻观照，我再一次注意到，他把笔触刺向了城市的内核——人的良心。面对高粱们在仁城最著名的大楼跳楼讨薪的悲惨，轰动的仁城成了一个大马戏场，没有人关心这些农民工的生死，抱怨、冷漠、哄笑、讥讽的看客们用声音汇成的洪流，淹没了高粱们微弱的生存呐喊，把他们生死攸关的挣扎当成了一幕活剧。他们的生命与城市文明生活的享受者有什么相干？这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书写。周昌义深切地体察到，鲁迅先生所处的“看客”时代仍然没有结束，只是在今天披上了更加文明也更加冷漠的外衣。
由此我想到，欠了农民工的，不仅仅是那些建筑公司、那些为富不仁的老板、那些不作为的机关单位，还有我自己，还有我们这些享受着农民工的付出和创造、却又漠视着他们的所有城里人。农民工的要求并不高，可惜我们没有做到。面对令人寒心的一切，周昌义不是摆出一副精英文人的训世姿态，而是真正与生命之艰、与民生之苦相依为命，知冷知暖。他就像一个农民工出身的知识分子，写了他的亲兄弟，写了他的侄儿侄女，更写了他们的心、他们作为乡下人对一座陌生城市的良心，写了他们几辈子的希冀和明天的愿望，写了他们在城市里不想变坏却又不能不坏的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周昌义显示出了他的现实主义水准和力量，他坚持了写作的平民立场，也坚持了一个作家面对真实的风骨。
周昌义通过《江湖往事》忧心忡忡地警告我们：不要让农民工进了城市就流离失所，不要让人家累死累活却不给工钱或少给工钱，不要漠视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周昌义让我们想到，中国的美好未来，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幸福，就等于零。换句话说，农民工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的幸福和处境就是整个中国农民的幸福和处境，自然也是中国人的幸福和处境，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奔小康，不是商家在奔，不是老板在奔，不是知识分子在奔，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老百姓在奔。百姓的小康，农民的小康，所有弱势群体的小康，才是真正的小康。
跳楼的农民工高粱终于没有跳，因为政府出面了，政府以工钱的形式来到了用性命讨要工钱的农民工面前，所有悬吊在高楼之上的农民工都感动得潸然泪下。读到这里，我也为之动容，眼泪唰啦啦濡湿了书页，不禁长出一口气：这些农民工的宝贵生命终于保住了。可是，可是政府啊，你怎么才来？
我相信，正是因为高粱们的跳楼才唤起了政府、媒体以及全社会对农民工问题的高度重视，更相信农民工的工作会有的，工钱也会有的，他们的处境也会一天天好起来，因为至少有周昌义这样的作家来提醒我们，有《江湖往事》这样的作品来警示我们。《江湖往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少有的现实主义文本，它所彰显的人文精神让我们看到了穿透寒冷和迷雾的普世光亮，它是美丽的，也是孤独的，同时又是持久而坚定的。它通过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启示我们：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怀，需要普世之光的照临；而持久坚定的普世之光——能让我们期待、能给我们信心的普世之光，既是知识分子之光、农民工之光，也是社会之光、生存之光、一切弱势群体之光，更是政府之光、法律之光。
祈愿“江湖往事”永远成为往事，祈愿农民工兄弟月月都能拿到工钱，年年都能回家过年——笑着，而不是哭着，回家过年。
触摸骨头
这本书的名字叫《骨子里的青岛·青岛艺术群落文献》。
就前卫和先锋来说，艺术永远走在文学的前面，因为艺术的空间是自造的，文学的空间是别人赐予的。
黯昧需要发光，破碎需要整合，迷茫需要清晰——心灵的表现如此强烈，它给现代艺术提供了动力和另类组合。真正的另类是心灵的不可复制，它是现代艺术的源泉，无论你和你的艺术选择怎样的生存方式，你都无法拒绝走向极端的魅惑。自由奔放、个性张扬、标新立异、赫然醒目，艺术的民间殿堂里，错位即是规范，颠倒就是秩序。或者，你颠倒了别人颠倒的，你规范了别人规范的。
是勇气主宰了他们的灵魂——脱离传统、开罪于生存环境、走向莫名其妙、投身于人格分裂、呈现非理性状态。他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线条、色彩、结构、光影和行为，艺术和自我没有什么区别。
我由此想到，现代艺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不自由，而是庸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的虽然很容易显要，却也很容易流入庸俗。非主流的艺术——如果它还是艺术，那就一定要杜绝庸俗。众人循规蹈矩的祈祷声中，那个用怪异的号叫引起上帝关注的孩子，其实就是艺术家。他用旁门左道更加便捷地完成了皈依，发现皈依原来就是忠于自己。——上帝啊，没想到你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像上帝那样思考呢？这样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有了艺术的爱与悲悯，有了亚当与夏娃般的裸男裸女和接受惩罚的人类。这就是说，所有的现代性，都意味着必须站在上帝的起点上思考人类和世界的命运。
不应该把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叛逆时代冠冕在他们头上，因为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心情，是本该如此的常态，不需要刻意标签。对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然地生发比自由地追求更重要，尊重艺术就是尊重人的天性。因此，“艺术的生命是自由”和“艺术死于自由”的命题同样都是真理。他们是真理的孩子，唯一需要警惕的是：圣殿的祭司并不是顽固的守旧派，他随时准备接纳他们。一旦被接纳甚至被供奉，他们基本就结束了。所以拒绝庸俗就是拒绝接受进入圣殿的结果。伟大的艺术家到死都在追寻的过程里，他们不为圣殿而活，不为结果而生。他们激昂、有力、饱满、灵动、飞扬地走在路上，并因为自己从不废止的行走而让所有观赏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他们也需要休息，路边的驿站，那间四面写着黑色大“拆”的茅草房，就是民间殿堂、草根雅舍——温馨而灿烂的归宿。永远的草根，才会有永远的生命力。那种“苦日子终于熬到头”的感觉其实就是坟墓。
现在可以提到“骨头”了，那就是热衷于拒绝、说“不”和自甘草根的理想精神，就是面对豪门盛宴而吃糠咽菜的精神。它在大家还看不懂的时候，悄然成了艺术的支撑，让我们在旷天野地里泛滥的寂寞背后，看到了时而枯枝蓬勃、时而野秀峥嵘的大树和大树的“群落”——森林。
森林再寂寞也是森林。
盆景再喧天也是盆景。
一句话，真正的艺术精神，就是为了理想和真理的牺牲。
一切为了牟取而不是为了牺牲的人，都不是艺术家。
帕慕克的贫乏与丹·布朗的富有
接触了几个作家，他们几乎都读过或正在读《我的名字叫红》。中国作家是全世界模仿能力最强的作家，我敢说过不了多久，我们中间就会有人写出类似于《红》的小说，它必然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出场的主要人物全都用第一人称说话；二、死去的人阴魂不散以主人公的姿态参与人世的纠纷；三、让人物成为小说的视角，有多少人物就有多少视角；四、拉扯一些情节之外的书本故事以增加小说的历史和文化厚度。其实这四个要点由《红》提供给我们，早已经不新鲜了，在西方现代作品中，这都是用滥了的手段。写出了以上的话，我才意识到，我是那么不喜欢《红》这部小说，但它又是我越读越不喜欢却还是坚持读到最后的一部小说。
我没看过有关帕慕克的其他资料，但读了《红》就知道他是一个离生活很远的作家，属于读小说、写小说、书斋里创造生活的那一种人。所以在小说里，我只能看到虚构的事件，却感觉不到扎实的生活。作者好像在写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伊斯坦布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随便更换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有点表面，有点模糊。而一部优秀的小说却不能这样，它应该清晰而透明地凸现世俗生活，让那些异国他乡的读者虽然不熟悉那里的生活，却可以身临其境，酸甜苦辣全能感觉，风土人情皆可触摸。再就是叙述的啰唆，那个谋杀案读者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但还要调动所有的人，全方位地啰唆下去。我想也许啰唆是有道理的，啰唆的目的是为了出人意料，结果什么也没有，多少有些蒙人。作者把叙述转换成了各个人物、动物、钱物的心理，你想我想他想它想，大家都在使劲想同一件事情，从所有的方位朝着一个地方去想，却蛮横地把读者的想象排斥在了小说之外。我们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们，让读者把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内心活动都看明白，这其实是败笔。可以说《红》里的骨干情节——那个谋杀案——是无趣而乏味的，爱情也显得太生硬、太意象、太平淡，人物是平面而单一的，不是立体而饱满的；走的是抽象和哲理的路子，却没有抽象出他们各具特色的符号价值，除了职业、地位、姓名的不同，各色人等并没有什么区别。《红》的叙述成熟而老道，但因为过于成熟就带来了无法容忍的平庸。表面上是以人物观人物，而不是以作者观人物，避免了作者的武断和干预，掩盖了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作者只是假性隐蔽，就像一个具有无量之变的神祇，化身了许多形象，但万变不离其宗，全是作者自己的心思、自己的语言，露出了“垂帘听政”的迹象。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技巧，作为一个阅读人，我要求我心目中的小说营造者应该这样：若是写故事，就应该把故事写地道，让人有兴趣奔着故事走，在你的情节魅力面前流连往返；若是写情绪和感觉，就应该把情绪和感觉磨砺到家，让人能从字里行间碰撞出痛楚、凄迷、忧伤或者爱怜、激奋来。但《红》给我的感觉是费劲写了故事又不吸引人，专注于情绪和感觉又无法迷惑人，有一点不伦不类。
当然读完了《红》我还是看到了我想看到的，那就是作品中所拥有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的内容，艺术和历史成了小说进展的原始动机和人物行动的支点，它们明确了帕慕克完全西方化的创作态度，无疑中消减了小说在其他方面的缺憾，帮助他走向了极大的成功。不尽如人意的是，艺术和历史拉扯得太多，繁缛而尽显枝蔓，尤其不该的是，对艺术和历史的过度迷恋妨碍了宗教情感的呈现。宗教不是人物的灵魂自然也就不是作品的灵魂，在标签似的游离状态中显得可有可无，这对一部以宗教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来说，显得少了一些精神的根基和拓展思想的条件，最终让《红》变成了一部技巧多余、思想贫乏的作品。
在这里我想推荐给读者三本我喜欢的同样写宗教或沉淀着宗教情感的作品，一本是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你往何处去》，一本是瑞士作家赫尔曼·海塞的《纳尔齐斯和歌德蒙德》，两位作家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三本出自西藏的《伟大的医圣宇妥·云丹贡布传记》，此书其实就是一部纪实小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西藏人的信仰写作是多么自然天成，那种天衣无缝地把自然、宗教、科学、人生以及历史和现实交融在一起的能力，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体现了一种把灵魂与肉体、自然与人文、世俗与宗教浑然于一个头脑、一种情感的魔幻式写作姿态。
行文至此我想提到给我带来极大阅读快感的丹·布朗，尤其是他的《天使与魔鬼》和《达·芬奇密码》。丹·布朗在作品中和我们探讨了关于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科学、无神与有神、思想与实践、信仰与专制、罪恶与人性等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始终都处在人类的精神前沿而成了每一个普通人无法回避的心灵话题，它既是本源的又是终极的，既是高深的又是浅显的。丹·布朗娴熟地运用了一种为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手法，也就是小说的悬念推进法，富有魔力地让我们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中毫不吝啬地投入了全部兴趣，然后再去思考。我们发现本源就是终极、世俗就是宗教、浅显就是高深、故事就是思想、人物就是主题。丹·布朗把感性发挥到了极致，用来承载他超凡脱俗的理性世界。他的成功是把思想嫁给小说的成功。他又一次告诉我们，纯技术的好小说是不存在的，泛滥成灾的纯技术的小说都是糟糕的小说。
大家都说现在是娱乐时代，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以坚顽的生命力流行天下、穿越时空的却不是娱乐，而是思想。丹·布朗的流行是思想的流行，不是悬疑色彩、惊悚手段的流行。不管你是认可还是反感，是接受还是批判，他对时间和人心都有着很强的穿透力。相比之下，以叙述技巧见长的帕慕克就有些相形见绌了。技巧让帕慕克贫乏，思想让丹·布朗富有，小说的世界里最容易淘汰的就是新颖的技巧，而永远不会过时的恰恰就是被当下的许多作家和读者弃如敝屣的心灵的表达和思想的穿越。
好在现在的流行阅读百分之八十是偶像阅读，当诺贝尔文学奖已然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文学标杆的时候，帕慕克就成了倾倒在河床里的水，无论是什么水，他都会顺势往前走，而且是以偶像的姿态大步往前走——帕慕克还会流行。更何况帕慕克还有其他作品，也许他的另一些作品能让他在丹·布朗面前高出一头，能继续坚定我对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心，能支持我多少有点苛求的文学标准。
鞭醒我们，然后自己救自己
——有感于一个德国学者对中国作家的失望
前些日子在接受某报记者采访时我说：“对德国汉学家顾彬就中国文学现状的批评，我以为还是应该袒胸面对，反躬自省。就整体而言，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是利益写作，而非信仰写作。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缺乏建树是普遍现象，我指的是对真理、理想、信仰的建树，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人格的建树都没有。没有了这些，就等于没有了骨头，没有了意义和思想价值。当我们无法给人类日益空缺的心灵填补什么的时候，我们的作品自然会被时间和社会淘汰。被时间和社会淘汰的东西，不是‘垃圾’（顾彬语）是什么？”
是的，面对我们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面对日以百计、年以万计的文学作品，我有痛彻肺腑的感喟，我有密云不雨的失望。
我们大都是技巧性作家，鲜有思想性作家。我们言必称“叙述”、“语言”、“结构”、“细节”、“人物”、“手法”等等，而很少谈及“哲学”、“思想”、“精神”、“灵魂”、“道德”、“宗教”、“理想”、“终极关怀”等等。最多也只是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悲悯，甚至连这一点极其有限的悲悯，也受到了某些作家的公开唾弃。关于“作家都是思想家”的一般规律，在当下的中国成了无稽之谈。
人类信仰的守望者到哪里去找？人类精神的导师到哪里去找？荒漠的甘泉、夜航的灯塔、指路的明灯到哪里去找？也许他们诞生在中国人群的其他部落中，却唯独不会诞生在以生产精神产品为目的的作家群落里。
作家一要忠于社会良知，二要忠于人类理想，干净、善良、正派是最起码的要求，便是这一点就很难做到。我们比普通老百姓更不知道什么是高尚、纯洁、美好，我们忠实于名气、金钱、利益、虚荣，却忘了做一个真正的“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文学据说是“人学”，但我们对人、对做人、对好人和坏人以及中间状态的人又有多少了解？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争名逐利者、夜郎自大者、写一套做一套者、不知荣辱者、尸位素餐者、持禄养交者、冷漠无情者，很少有建树理想者、信仰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