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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样有大量“西部人”群落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就完全不同了，首先这些省区的“西部人”都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几代、几十代都过去了，“西部人”和土地的融洽早已是天机云锦，妙合自然。最初的移民对环境被动性的适应几百年前就变成了“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良性循环——这样的山水只能出产这样的物，这样的地貌只能育成这样的人。尽管近五十多年中，由于国家多次实行戍边屯田、遣犯垦荒、兴办实业、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有新移民潮水般涌来，但并没有改变已然形成的移民和环境浑然合一的局面。铁打的营盘一样不动不摇的老“西部人”，以最大的包容性和新移民你七我八地混同起来，让后者迅速完成了人格西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的完成，才使我们透过各地判然有别的自然水土和人文水土，看到了一个关于“西部人”的虽然残缺但大致还能意会的轮廓，也看到了轮廓之中组成部分的千姿百态和我们暂时还不能抹去的个性色彩。
新疆应该说是“西部人”的天堂。因为它是真正的遐方绝域，要荒凉有荒凉；万里沙漠无垠戈壁，要秀美有秀美；千里草原万倾湖水，要伟岸有伟岸；高山耸峙冰峰林立，要光明有光明——阳光多得根本就装不下，连夜晚都装得满满当当。在这种目成心许的自然里，拍案惊奇的人生时时可见，雄亮悲壮的声音处处可闻。新疆占了中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有人说，没到过新疆就不知道中国之大。大是一种培养基，在这种培养基上睡过觉的人，自然是随天地而大气、随视野而浩茫的，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唱大风、会天意、知流水、仰高山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在新疆本土是一点点稀奇都没有的，一离开新疆就特色鲜明了。另有一点，新疆的“西部人”在如此海海漫漫的大泥土里滚打，少不了要沾染一些土气，但那种土是没有污染的土，是不屑于洋的土，它土得精致，土得干爽，土得不俗。不俗并不等于拒绝世俗，其实他们的世俗情结倒是格外地强烈，世俗的表现也颇为优秀：精明而不老到，成熟而不城府，嫉恶而不如仇，冲动而不极端。方其中而圆其外的人很多，不拘小节而拘大节的人很多，说话直爽但又不暴露自己内心的人很多，有机智和谋略而无霸气和浩气的人很多，动不动就要狡黠起来的人很多——有时候狡黠得有点不像“西部人”，但仔细一看，多少还是有一些可亲可爱的憨厚，尤其是面对世态人情的时候。新疆的世态人情里活跃着许多诙谐和幽默的分子，其中既有本土的居民中那些活着的骑着自行车而不是骑着毛驴的阿凡提，也有从来都是板着面孔说话处心积虑想用语言的探痒器让别人笑破肚皮笑死过去的移民的身影，只可惜他们的幽默没有得到挖掘和鼓励，更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和书本里，就那么令人遗憾地自生自灭着。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疆，庞大的建设兵团和众多包括“盲流”在内的新移民的村庄是“西部人”的两大景观，这样的景观因其自成一体的形式保留了一些内地色彩，但并不浓厚，而且越来越不浓厚，所呈现的人的品貌，仍然以典型的“西部人”的风格为主导，其特点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应该有感情沉实、内心坚忍、做事执着、处变冷静等等。新疆多才俊，作家和诗人都很出色，只是遥远的口外声音不太容易引起内地读者的共鸣，多数作家诗人的作品只能“花开院内香自闻”。不能畅销地欣赏新疆作家诗人的作品风采，这是中国读者的重大遗憾。
在西北几省中，和新疆的“西部人”最为相似的是宁夏的“西部人”。这大概是因为新疆和宁夏都处在同一纬度中大沙漠的包围之下（新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宁夏有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领有统一的疯狂荒凉着的玄黄背景。玄黄就是天黑地黄，是最原始的宇宙色彩，在这样的色彩、这样的洪荒大幕上，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可能变成玄黄的一粒而受尽浪淘风簸之苦。同样的纬度、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物产，自然会有同样的人生，我把它称做苦地人生。苦地人生的人类学理念应该是：人类在面对相同的属于自然因素的艰苦条件时，往往会表现出相同的思维、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应对办法，也就是相同的人文姿态。但我并不是说，宁夏的“西部人”就应该是新疆“西部人”的翻版，不，不应该是，其实也不是。他们只是“最为相似”而绝不是“完全相同”。首先宁夏具有别的西部省区都没有的“一条铁路两个通道”的现象，一个通道是从银川出发，经内蒙古到达北京，俗称北线；另一个通道也是从银川出发经甘肃经陕西到达内地，俗称南线。南北皆通，左右逢源，进出方便，风雨无阻，使宁夏的“西部人”在交通和信息这两大命脉富有活力的跳动中大长了见识，所以看上去他们往往是心里有数的，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打怵，别的地方傻冒的，到了他们这里从来都不傻冒，俨然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在见识不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名闻遐迩，让天下人拿着地图到处找：宁夏在哪里？宁夏的“西部人”沉稳而不浮躁，吃苦而无怨言，正直着却不贸然出头，实在着却不熄灭幻想。如果给他们一方沿海的土地，给他们一些中国特区的政策，再给他们十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干得漂亮。然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现状，毕竟现状里的他们窝居在内蒙古和甘肃这两大经济不发达的西部省区的积压当中，毕竟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不能久处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封闭田园里自得其乐，毕竟人的素质不能自天而降而只能依靠环境的培养一点点地从心里生长，毕竟他们处在沙漠的包围之中而辛苦建立起来的希望的绿洲又不能以最大的优势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所以我们依旧不能为宁夏的“西部人”欢呼雀跃。他们有着一点迫于无奈的保守，有着一点对自己不经意的鄙薄，有着那么一点点看不明白却十分起作用的迷头认影，还有着一点可爱的也是莫名的拘谨和害羞。
宁夏紧挨着甘肃，甘肃和宁夏的区别在于：宁夏是一片稳定而安详的湖，俗套的叫法是塞上明珠；甘肃则是一片挂入天际的长云，在永远不肯定型的运动中时而膨胀壮大，时而收缩变形，时而白亮洒金，时而乌暗铅青。云的意象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从学校的地球仪上看出来的，后来我知道，更确切的意象应该是走廊——由于沙漠、大山、河流的阻隔，几乎等于半个中国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就只有甘肃这一条走廊，黄河以西是通往宁夏新疆的走廊；黄河以东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走廊。走廊是有门户的，虽然由于陕西的存在，我们不能说甘肃是西部的第一门户，但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门户。这不仅是因为它作为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来往西部人最多最杂的地方，更是因为它那非凡的历史——它创造过古代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局面，也付出过最为惨痛的人仰马翻的代价。尤其是天水、陇西、定西、兰州一线，差不多就是一个管辖松散、从属模糊、想干吗就干吗的古代特区，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早进驻了汉族的移民，也最早实行了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是一条裹挟着文化以及人种的杂交向西缓缓倒淌的河流，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阔谷高地组成的兵家必争之地。鼓角铮鸣，烽火连绵，尸体遍野，骷髅成山，军队和百姓殁了一茬又来了一茬，政治和军事在不间断的对抗中走向了庞杂和遥远，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殖，是思想的丰富，是经济的发达，是政权更迭的频繁，是人的素质的积淀。
商业从古延续到今天，文化从古发达到现在，使甘肃的“西部人”似乎在几百年前就作好了迎接改革开放的准备，十分相宜地摆好了与内地沿海的先锋行动铆合对接的姿态。这样的结果是：在西部别的省区，人们往往会对内地以及沿海人的种种形状大惊小怪，而在西部的甘肃尤其是兰州，真正让人大惊小怪的却是他们自己。正如一个青岛人告诉我的，到了兰州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前卫；进了兰州的舞厅，才知道原来有些舞不一定就是夫妻两个才能跳的。当然令外地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娱乐和时尚，还有文化。《当代文艺思潮》、《读者》、《飞碟探索》、《丝路花雨》等等这些曾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独占鳌头的现象，说明甘肃的“西部人”既有走在全国前面的文化意识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再加上“敦煌学”、“陇文化”、“运河文明”作为铺垫，就更使荒山有了草木，田野有了庄稼，殿堂有了地毯，广场有了水磨石的地面。一切都葱茏茂密起来，光亮鲜活起来，同时也让外界仰然瞩目起来，甘肃的“西部人”是大可以轩轩甚得一番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词：放飞。不错，甘肃的“西部人”是喜欢放飞自己的，也就是展开理想的翅膀，放野了飞去。放是胆量，野是风格，表明了一种上升的意图、自由的心态、鸡毛的能耐——乘风而行，迢迢乎远矣（毛泽东关于“鸡毛飞上天”的比喻，其甘肃人之谓乎）。又好比放风筝，别处的人总要拽紧了线一点一点往高里放，甘肃的“西部人”尤其是兰州人放着放着就把线搞断了，当然是故意的，好欤坏欤？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断言：如果要寻找改革开放以后西部的第一个百万富翁，那一定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服装革命”以来西部的第一个暴露了肚脐眼的女士，那一定也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第三者浪潮”中西部的第一个第三者，那一定还是出在兰州；当然，如果要在广阔的西部普选一个见义勇为的最佳好汉，那一定也会属于兰州，这就叫素质。很多方面，青海人、宁夏人、新疆人，都是在向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学习的。尤其是青海人，因为离得近，看得清，常常是亦步亦趋的。
七
青海原属于甘肃省，直到1928年才脱离甘肃建为行省（宁夏亦然）。所以从历史渊源上说，青海人效仿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传承而已，习惯而已。但是青海的“西部人”很有意思，他们喜欢向兰州人学习，却又把学习的内容明智地局限在做生意和讲时尚两个方面，而且差不多是学了就丢的，勤奋地学，勤奋地丢，所以给人的感觉往往又是瞠乎其后而不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不然，青海是最有可能产生谦虚的地方，这里的人，见强的就佩服，见好的就赞美，见高的就致敬，见猛的就让路，完全是君子国里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岂能不知一谦而四益的道理？“学了就丢”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丢也没用，好比甘肃的梧桐如果不能在青海的土地上生根，扛着它就只能是负担。
更重要的是，青海虽然在行政上曾经和甘肃结为一体，但在地理归属上却又紧傍着西藏，成为世界屋脊的组成部分。所以青海的“西部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口头上，都更倚重于高大陆的荣耀、第三极的风光，更倚重于高原人生的苦难积淀和生命哲学的普遍认知，只要不是面对“GDP”、“年收入”、“私家车”、“高尔夫球场”、“花园别墅”、“出国旅游”等这样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样会令人悲壮起来的问题，他们就没有理由一味地把谦虚发展成自卑。可以说他们在形而下的氛围里谦虚，在形而上的氛围里骄傲。由于他们从骨子里就喜欢较为抽象地思考，较为超拔地活着，所以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比起他们的自卑和谦虚来要多得多。甘肃有拉卜楞寺，青海有塔尔寺，它们地位相当，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丛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肃“西部人”那里很少能听到关于拉卜楞寺的情况介绍，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却往往会有关于塔尔寺的详细说明，尽管他们未必是香情佛缘的信徒，未必有阅读经堂经卷的爱好。有一个特点非常鲜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以藏族人为友、为师、为骄人的社会关系，以藏传佛教为自己存在的金铜的衬景；最优秀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都把最纯粹、最高昂的激情献给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灵的艺术创作；有的干脆娶了藏女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联姻发展成了现代版的自由恋爱平民好合，尽管这样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样也有幸与不幸之分，但内心的倚重、情感的附着却因此而班班可见。
不仅如此，作为金铜般辉煌的存在而让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还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有野生动物的家园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还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还有和甘肃一家一半的祁连山，还有世界最大的盐泽柴达木，还有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澜沧江的源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青海这样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转换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资本；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这样，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和胖山肥水、旷原大漠联系起来，从而在和外界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的优势。是的，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讨论会上，当一个青海人突然从沉默中爆发大讲特讲起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所有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准备反驳一切的人都收敛起倨傲的态度开始洗耳恭听了。他们还能反驳什么呢？这个青海人讲的完全是他们闻所未闻、读所未读的事情。他们没有准备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沉默着，突然有人说：“高人原来在这里。”那个青海高人突然就红了脸，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说：“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说说高海拔的事情，说别的，不会。”这是诚实的表白。曾几何时，离开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在话语的汪洋里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我说了，他们是谦虚的。
谦虚的副产品是内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们过于频繁地审视着自己，过于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诚实地以为自己是不行的。其实不是这样，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缩小自己的实力，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个特点，自然也是一个缺点，至少在过去是这样。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经把它颠倒了过来：放大自己的实力而缩小自己的不足。于是马上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该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实忠厚，且常有一些胆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绝对如此，一俟风云际会，凤凰来仪，平静之中也能猛不扎扎地诞生几个掀天揭地之人、震电惊雷之才，在省内省外干成一番大事业，令世人半张了嘴刮目相看。这样的人，学界里有，艺道中有，文坛内有，仕途经济上也有；这样的人，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开窍了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冒了出来。在青海的“西部人”中，过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经济的人少，想搞经济的都到省外的广阔天地历练折腾去了；现在有了变化，在经济的深海里踏波走浪的渐渐多起来，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见着洽谈会开得如火如荼，贸易风吹得漫天彻地，高层建筑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闪亮登场，旅游探险渐趋火爆，酒楼饭店吃客盈门。相对而言，潜心搞文化的人似乎变得稀稀拉拉了。这大概也是发展变革的一个标志，只有在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搞活搞火经济的地方，识字的人才会成群结队钻到文化里去寻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没有经济做支撑，就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飞都飞不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出路？
现在该说说陕西人了。因为陕西以汉民族为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使用“陕西的‘西部人’”这样一种表述，又因为西部的文化含义应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兼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杂交，而陕西只有单纯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凭借的汉文化格局，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陕西人是不是离“西部人”太远了些，而离中原人更近了些？离中原人近了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确曾有人在讨论西部文学时认为，陕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层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让我们丢开迷彩似的抑或是阴霾似的文化，面对平平常常、朗朗净净的现实吧。现实的陈列是：陕西在经济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龙头大省，过去的西北局就设在西安小寨，加上陕北老区的存在和关中丰富的干部资源，1949年以后西北各省的领导干部大都要从陕西派去，所以陕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场上是来去最多的，各省区厅级以上的干部中撇着关中腔说着陕北话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厅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网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听到谁在滔滔不绝地说陕西话，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报告。用官员们的语风便是：陕西人对大西北的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不会忘记的标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甚至都会说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标志之二是如果没有别的诸如热歌劲舞、美国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戏，老百姓一般都还是喜欢那种“唱戏和吵架分不开”的秦腔的。各省区过去也都有秦腔剧团，这固然与历史上的“秦陇一家”、“文化西向”分不开，但更有赖于各地陕籍干部的倡导和垂范，所谓上行下效、家至户到而已。既然陕西以及陕西人对大西北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陕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况且这不是一个你认为怎样就怎样的问题，正如一个陕西人对我说的：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就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包括在西部地带中的省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九个省区。国家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能煞有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