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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全、李广平说：“我们4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生产队长看了看另外3个人，摇摇头走开了。直到最后，剩下最边远也最穷的一个生产队，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人家也没有选择的资本。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跟着这个队长一起走了。
4个人被安排在生产队饲养室的院子里，距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肖华和李广平住一间很小的房子，除了两个两米见方的土炕之外，剩下的地方，一步就可以迈出门槛。张艺谋和刘全住的窑洞倒是很大，是原来队里的仓库。
他们刚到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什么活都没法干。等稍稍可以干点活的时候，又到元旦了，他们赶回西安过元旦。正因为如此，肖华评价说：“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只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和失去的，都是真实中进行的。”
“上山下乡”的生活开始了，张艺谋和肖华的爱情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刚开始，他们还有点顾忌影响，有意拉开距离。可感情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时间和空间能够阻隔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想在一起。最初有点偷偷摸摸，后来渐渐“大明（鸣）大放”了，以至于每天晚饭后，张艺谋都到肖华他们的房子里来，找她聊天。
一次，张艺谋踏进这间小屋，随身带着一本鲁迅的书和一个日记本。他将日记本送给了肖华。肖华却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她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知该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什么。至于那本书，张艺谋问她看不看，她说鲁迅的书她看不懂。他承认自己也看不懂，只是身在农村，实在没有书看。两人坐在炕上，随手翻着书，好一会儿没说话。他慢慢将手搭在她的肩上，她一下子全身发起抖来，却又舍不得将身子挪开。他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她顿时慌得跟什么似的。接下来，发生了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的一幕：两人像是触了电一般，立即从炕上跳下来，就那么站着，面对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这场景，很像张艺谋电影中的某个镜头；或者说，张艺谋用电影来表达爱情的时候颇喜欢这样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张艺谋终于再次伸出手，按在她的肩头。她受到鼓励，向他靠近，将脸埋进了他的怀里。在今天的电影中，接下来便是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可在那个年代，那一刻是静止的，除了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再没有别的。
如果老天再多给他们点时间，或许会发生点什么；可非常不巧，此时传来刘全喊张艺谋的声音。
这一个晚上，肖华没有睡好，觉得脸一直火辣辣的，以至于第二天梳头时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到自己脸上有什么变化。走出屋子，也不敢看他的脸和眼睛。
一直以来，张艺谋的衣服都由肖华帮他洗。现在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她帮他洗衣服的时候，看到他一直穿那种线袜，补丁叠着补丁，心里不是滋味。有一天她和李广平去村里供销社看到有男式尼龙丝袜，便给他买了一双。那天晚上，张艺谋将她叫出来，两人靠在墙边，好一刻没有说话。肖华知道他有话要说，可他又不开口，她只好等。等了半天，他终于开口了，说：“袜子可真光滑，穿着真舒服。”
肖华在心里说：“你太苦了，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动成这样。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她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他用手紧紧搂着她的肩膀，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两人才急急地分开。
农忙一过，再没有多少事干，乡村晚上又没有娱乐活动，倒是成全了这一对恋人。他们整夜都在一起，聊到深夜，两人都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舍不得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有一天，张艺谋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对你说的。”
肖华一下子慌了，不知道他瞒了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他要说出口的到底是怎样山崩地裂的事。
“我家成分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她暗中舒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他近乎粗暴地说：“不会，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她，倒在一旁哭了。她也哭了。此时，她不知怎样安慰他，除了亲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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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君武帮了大忙（1）
1970年的夏天，肖华的饭量减少，身体消瘦，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张艺谋的母亲是医生，他也因此更懂得医学方面的常识。他认为这种症状是肝炎，于是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这一说，可把肖华吓坏了。她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而是张艺谋。张艺谋带着肖华，回西安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值很多。这还没到可以开病假休息的标准，只得拿了些药，返回村里。张艺谋会打针。
肝病是富贵病，一定要吃好。在当年的中国农村，一个强壮劳力一天才能挣到三角钱，能吃饱饭实属不易，哪里还能顾得上营养？农村里，猪肉定量供应；鸡嘛，那是不准多养的，一般人家能养几只鸡，既不卖也不吃，留着生蛋卖钱。为了给肖华增加营养，张艺谋四处想办法，后来打听到村里有一位女社员家里养了一只奶山羊，原准备给孩子喂奶的，可因为家里穷，连饲料都供不上。张艺谋跑去和她商量，由他供应饲料，产出的奶分一碗给肖华。
像张艺谋这样体贴的男人，确实是难得。肖华觉得能够和他共患难，也就特别满足。
但是，这种两情相悦的日子并没能长久，1970年，招工开始了。
张艺谋、肖华他们似乎比北大荒的那些知青幸运得多，那些知青一待就是8年，他们才仅仅3年。第一批来招的是铁路工，全大队3个名额，全是要男的。张艺谋被推荐了，结果人家只要走了两个人，另一个名额浪费了，显然因为张艺谋的出身把招工干部吓退了。1971年初夏，第二批招工开始了。最初来的是四○八厂，生产队又一次推荐了张艺谋，女的推荐了李广平。可他们两人都不是太乐观，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有问题。
过了大约半个月，肖华突然接到父亲一封信。此时，肖华的父亲和张艺谋的父亲都已经被下放。肖华的父亲去的是陕西永寿县，张艺谋的父亲去的是陕南平利县。虽说都是下放，可处境迥然不同：肖华的父亲仍然是干部，张艺谋的父亲却是戴着帽子去劳动改造。肖华的父亲写信给女儿，要她和张艺谋一起去永寿找他，说是有关招工的事。
肖华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张艺谋，张艺谋却极其郁闷，死活不肯去。此时，肖华还没有将张艺谋的出身向家里挑明。张艺谋大概想到，此一去，不仅招工无望，大概连自己和肖华的关系都会出问题。
肖华独自去了永寿，不敢对父亲直说，只说队里又来了几个招工单位，她已经被人家挑上了。结果，肖华的父亲通关成功，返回乾县时已经拿到了招工表。虽然分别在即，张艺谋还是为肖华高兴，他说：“这件事不能拖，宜早不宜迟，今晚一定要办好手续，明天一大早就给县里送去。”
当即，两人一起去公社。到了公社大门口，张艺谋却不进去，站在窗外等。手续办得很顺利。
1971年9月，肖华招工的手续办好了。张艺谋也急了，整天泡在县里，在各个招工单位的人员那里走动。那段时间，到乾县招工的单位很多，全都住在县招待所，几乎住满了，敲开任何一间门都不会有错。
这大概是张艺谋第一次自我推销，每到一个单位他就自我介绍，说自己会写文章，会画画，会打篮球、乒乓球，会游泳，参加过乾县职工篮球赛和游泳比赛，还拿过名次。画画嘛，家里那10幅毛主席像不必说，到农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村里画了一幅大大的毛主席像。总之，只要能算是优点，张艺谋都不肯放过。
也是他运气好，碰到负责招工的咸阳国棉八厂工会主席王闰芝，正想找一些文体人才来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王闰芝对他产生了兴趣，便说：“咱们打一场，如何？”于是张艺谋和他打了一场篮球，比赛结束，王闰芝便给了他一张招工表，说：“你去体检吧！”
表面上看，这次招工非常顺利，可后来张艺谋才知道，为了让他进厂，王闰芝帮了大忙：厂里专门为他的事开了两次会议，由于王闰芝据理力争，才总算是将他招了进来。
张艺谋进了咸阳国棉八厂，和肖华的四○八厂相距50多里，见面不容易。而且，当时供电紧张，用电需要排队，各间工厂的休息时间全都是错开的，肖华星期二休息，张艺谋星期六休息。肖华只能在每个休息日赶到国棉八厂去帮张艺谋打理家务。
华君武帮了大忙（2）
张艺谋第一天进厂，就去单位看公告栏——所有新招进来的工人都要分工种分车间，并统一在公告栏里公布。张艺谋将整个公告看遍了，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张诒谋”，倒是找到一个“张银幕”。工会的王主席说得很肯定，自己被招工了，为什么没有自己名字？他跑去打听，人家说：“怎么没有？分到前纺车间呀。”他再去看，还是没有。最后才知道那个“张银幕”就是自己。原来，陕西话的发音，“诒谋”和“银幕”极其相近。这个有趣的错误，似乎暗示了张艺谋从此和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联想到小时候上学，老师同学常常将“张诒谋”读成“张治谋”、“张冶谋”，到了农村，乡民们不认识那个字，干脆叫他“张台谋”，现在又弄出个“张银幕”。于是，借着招工迁户口的时机，他将名字改成了“张艺谋”。
从此，“张艺谋”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了。
在农村的时候盼着招工，真的招工进了厂，某些时候甚至觉得还不如农村。在前纺车间，张艺谋干的是重体力活，每天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装进仓库，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工厂比农村更讲政治，张艺谋的家庭出身成了他的巨大精神负担。当初招他进来是为了打篮球，可工厂根本没有专业篮球队，只不过业余玩一玩。再说，“文革”时期工厂在闹革命，没有几间工厂能满负荷生产，工人们有大量业余时间。
张艺谋不甘就这么混下去，一心想调到厂工会去当宣传干事，这大概是当年这种出身又有特长的人共同的愿望。受这一愿望的驱使，张艺谋开始非常努力地参与工会的各种活动，替他们办板报、画画。工会没活干而他又闲的时候，便在仓库的墙壁上涂鸦。
这样努力了3年，进入工会的愿望终究还是无法实现。但厂领导认为不能浪费他的才能，工厂有一个部门很适合发挥他的绘画才能，那就是工艺室。棉纺厂嘛，免不了弄点什么图案设计，需要的恰恰是绘画人才。
张艺谋进了工艺室，开始搞起了工艺设计。工艺设计不仅仅要用笔画，还要拍照片。以前，张艺谋的表哥喜欢摄影，他跟着也“兴趣”过一阵。现在工作上需要摄影了，他因此提起了照相机，并且很快对这东西着迷了。
厂里虽然有相机，但也不可能每天给他练习。他买不起相机，只好向朋友借，然后买廉价胶卷。没有摄影方面的书籍，他便利用休息日去泡图书馆，只要借到这样的书，便没日没夜地抄下来。肖华也认识一些爱好摄影的老师和学生，给他借来了许多有关摄影理论的书籍，还帮他借来了几十本“文革”前的《大众摄影》杂志。有了一些知识，张艺谋跃跃欲试，更想亲手实践。
张艺谋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可普通的黑白相机需要几百元，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攒，还为此戒了荤，每天啃干馍、咸菜，节衣缩食。最后终于凑够了钱，买回来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张艺谋对它爱惜得要命，背着它登骊山、涉八水、临雁塔、攀西岳，将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摄入自己的镜头。
正是用这部相机，张艺谋拍出了很多不错的作品，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国摄影》杂志上。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厂大门口贴了一长溜高校的招生简章。许多年轻人为此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而直到1978年，张艺谋才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肖华给他当助手，替他整理资料。5月，张艺谋争取到一次出差北京的机会，去了趟北影。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集，面露喜色，这么多年来，他们招收了无数学生，摄影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还真极少遇到。因为无论是艺术造诣还是生活历练等方面，那些应届生都不能和张艺谋相比。再看张艺谋，看上去年龄就不会小。一问，28岁，比北影招生规定的最大年龄限还是大了6岁。
这些老教授们也是爱惜人才的，他们不忍挫伤张艺谋的积极性，告诉他，北影在西安设有招考点，他可以直接去那里报名。
回到西安，张艺谋前去报名。可是，年龄是死规定，人家爱莫能助。和张艺谋一起报名的人都领到了准考证，却根本没他的分。
好事多磨。肖华的姐夫王涤寰酷爱摄影，1966年就曾报考过北影摄影系，只是因为“文革”才没能入学。其后，他一直自学摄影，在北京艺术圈有不少朋友。他看过张艺谋的作品，认为国家急需人才，应该破格录取张艺谋。为此，他替张艺谋在北京四处活动，最后找到了和他交情颇深的老画家白雪石先生，求白老帮忙。白老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也认为人才难得。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是位外交家，也是一位艺术家，他常常利用周末邀请一些艺术家到自己家做客，白雪石是座上宾之一。就是利用这种关系，白雪石将张艺谋的作品带到了黄镇家。为了此事能够成功，白老先生还想了个计策，先没有将作品交给黄镇，而是交给了任文化部秘书长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华君武看后，大加赞赏。接下来，白雪石才将作品和信交给黄镇。黄镇同样非常欣赏，当即指示华君武，对于特殊人才要破格对待，要他亲自处理此事。华君武因此给北京电影学院打了一个电话，转达了黄镇部长的意见。
那是一个反对特权的年代，北京电影学院认为这种做法不合规矩，专呈文化部一份报告，反复强调张艺谋年龄大，学摄影不合适。
黄镇部长看了报告后作了批示，说年龄大，少学两年，四年长了，上两年也行嘛，人才难得！
为此，华君武亲自前往北京电影学院跑了3趟。最后张艺谋终于取得了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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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恋爱（1）
张艺谋接到的并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电报和一封信，都不是直接给张艺谋本人的，是给咸阳国棉八厂的，通知张艺谋速赴北京。
张艺谋说，如果真的像其他学生一样考试，尤其是先考专业然后考文化的话，他还真的过不了这一关。功课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且摄影系还要考数理化，这些是张艺谋的弱项。他曾夸张地说，如果要考这些，他可能会得零分。尤其是当年入学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而这一项他根本没有可能通过。
正因为有黄镇部长的批示，所有这些全免了，张艺谋被破格录取了。
肖华心情复杂了。当年的大学生那就和旧时代中举一样，众星捧月；而且又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将来毕业后肯定会从事电影事业，和一个女工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张艺谋为了向肖华表示自己并不是陈世美，主动在国棉八厂开了结婚介绍信，和肖华领了结婚证。
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张艺谋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又在农村以及工厂干过多年，他看上去整个一农民，与其他学生完全不一样。其他不仅仅经历了5月份的专业考核，还经历了7月份严格的高考，这两项考试合格后，还要经历比这两项考试更加严格的政审，不少人就在政审这一关被刷下了。有些人甚至连考了3年，都在政审一关碰壁。张艺谋呢，既没有高考，也没有政审，就这么进来了。
那时候，人们对开后门搞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可这些不正之风正处于抬头之际，荒野蔓草般杜之不绝。由于“文革”遗风还存在，任何人有任何不满都可以贴大字报，张艺谋刚进校不久，便有人贴出了他的大字报，指责他是走后门进来的，是长官意志的结果。他的入校根本就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挑衅，还是以前工农兵学员的那种搞法。后来，张艺谋几次谈起此事颇有些委屈。他说，这件事显然只有学校高层知道，而学校高层之所以招收他也是因为受了来自文化部的压力。他说：
当时电影学院为此很恼火。我一进校，就有人贴大字报，揭露1978年高考里边的黑幕和长官意志干扰正常招生工作。别人都以为我跟黄镇沾亲带故的，其实一点儿都没有。我没见过黄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帮我带作品的华君武我也没见过。我见过白雪石，那时候他帮我把这事办成以后，我还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们厂生产的尼龙丝袜子，很便宜。我记得我买了两打送给他，一打3块钱，当时老头没要，就给了他女儿，也不知道人家用没用。
同时，张艺谋也承认，刚入学那阵，他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想逃回西安去。
有关这些压力，张艺谋写给肖华的信中并没有谈及。肖华说：“张艺谋到北京之后很快来信详细讲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情况。信中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学校的食宿、课程，同时也告诉我他们班同学中有许多名人子弟。学校还给每人发了一架海鸥相机，到学校半个月就看了五六部参考片。得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