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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衰落后，穷困与贫窘一直追随着曹雪芹，他先后寄居过自己的姑母家、岳丈家，也曾住过庙院、马棚等地。曹雪芹出身富贵，过惯了被人伺候的日子，现在却寄人篱下，其内心之凄凉可想而知，熟悉他的朋友形容他道：“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嘚嘚白眼斜……”他对这个社会有太多太多的感触，从此潜心文字，回归内心。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前后，二十岁的曹雪芹动笔写作《红楼梦》，并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原来“闲来偷笔”变成了终身的事业。
§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好运气
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身世有着惊人相似，早年家道中落，尝遍世态炎凉，人情冷暖。1564年4月，莎士比亚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斯特拉福镇。他的父亲是位羊毛商人，不但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在政治上也平步青云，当上了斯特拉福镇镇长，他家成为当地显赫的家族。在莎士比亚六七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一个有名的文法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但天意难测，莎士比亚十四岁的那年，父亲意外地破产了，小莎士比亚从此开始饱尝生活的辛酸与艰难。他只得中途退学，到父亲的手套铺帮忙，帮父亲裁割皮料，制成一双双牛皮、羊皮手套，然后挨家送往订货的人家，挣取微薄的利润。父亲的镇长肯定是当不成了，曾经作为镇长儿子被众星捧月的小莎士比亚，四处遭到众人的白眼和冷遇。十八岁时，他与比他大八岁的当地姑娘安妮结婚，生活极其困窘。几年后，走投无路的莎士比亚背井离乡，徒步来到举目无亲的伦敦，在一家剧院给人看门、扫地、看马，有时开演之前遇到某个跑龙套的小角色因事临时来不了，导演就一把抓过他胡乱在脸上画两笔，把他推上台去凑数。
但与一生困苦潦倒的曹雪芹相比，莎士比亚仍然是幸运的。
1592年，年仅二十八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著名的玫瑰剧场上演。《亨利六世》一鸣惊人，年轻的莎士比亚一举成名，看到了辉煌灿烂的前景，从此奋力前行，乐此不疲。又过几年，他的杰作《亨利四世》在伦敦舞台上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一首短诗记述演出盛况：“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莎士比亚所在的社团在伦敦演艺界举足轻重——它能一次吸引三千名观众到剧院看戏，而当时整个伦敦的人口也不过二十万。莎士比亚从此成为当时无可争议、独步艺坛的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4）
莎士比亚的成功遭到了许多同行的嫉恨。他们想不到这个跑龙套的小演员，从斯特拉福这个偏僻的地方冒出来，从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居然敢和他们这些出身名牌大学的“大学才子”较量，实在可恶之极。其中的罗伯特？格林更是*裸地进行人身攻击，讥讽莎士比亚是一只“暴发户似的乌鸦”，“他十足是个打杂的，却自命为举国惟一震撼舞台的人”，说他是“用演员的皮，包藏起虎狼的心”。
面对侮辱攻击，莎士比亚依然保持缄默。他知道，只有写出最终受观众欢迎的剧本，才是对那些攻击的最好回答。白天，莎士比亚在剧团里工作，既是演员，又是编剧；夜晚，同伴们邀请他去喝酒作乐，他总是婉言谢绝，在昏暗的灯光下通宵达旦地紧张写作。和他同时代的剧作家德科感动地说：“莎士比亚先生比任何人都勤劳。”
莎士比亚很快步入了他戏剧创作的黄金时代。从他收入的丰厚也可看出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1602年又出资320镑，购得故乡107英亩耕田，20英亩牧场。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大约达350镑。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没有莎士比亚那样好的运气。当莎士比亚而立之年便已名满英伦风光无限时，曹雪芹却门前冷落车马稀，苦雨凄风伴孤灯。
他春蚕吐丝般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能停留在手稿上，进不了市场更登不了大雅之堂。他的心血结晶，除了二三位好友知己传阅外，不可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不到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今天人们也许难以想象，《红楼梦》这样一部传世巨著，居然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条件下，于废旧老皇历的册页上写成的。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潘德舆的进士这样写道：我每读《石头记》，便感动得泪下如雨。此书作者当是一个怀有“奇苦至郁”的人。我听说此人平生放浪成性，无衣无食，寄住在亲友家。屋里除一桌一凳外，别无他物。他每夜挑灯写书，没钱买纸，便将旧皇历拆开，在纸背面写作。
曹雪芹经年累月的心血支付，却没有分文收入，终于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最后竟卧病不起，无钱医治，凄惨地死于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一代文豪，竟然落得个“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的下场，面对抱恨而终的曹雪芹，连他的好友敦诚也禁不住哭奠道：“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
在中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西方，“愤怒出诗人”。痛苦成就了曹雪芹，也成就了莎士比亚。这背后是东西方共有的人类精神力量支持。
在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汉司马迁受宫刑后，“肠一日九回，居则忽忽而有所忘，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对于一个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文人来说，这种残忍之至的刑罚无异于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司马迁“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中而不辞者”，原因就在于他所说“恨私心有所不尽，而文彩不表于后世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发愤著书，就是要用生命的创造来对付命运的不公，得到精神的补偿。环境越是不幸，所能激发起作家无限的潜能。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因长期患哮喘病，不能接触屋外的空气，便足不出户地躲入近乎密闭的房间创作多卷本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他以特殊的叙事风格，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个人世界：一个失眠的夜可以花四十页来描述，一个三小时的聚会可以用掉一百九十页的篇幅。在他的世界里，时间可以做无限的铺陈，自然也可以随意压缩，过去、现在、未来都可以在意识流中颠倒交叠、相互渗透。他通过上千个人物的活动，冷静真实地再现了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习俗，人情世态。生命因艺术而常青，普鲁斯特不再是病人，而是他所创造的艺术王国里惟我独尊的王。
千古文豪谁堪怜：曹雪芹和莎士比亚（5）
曹雪芹所经历的人生巨变，风刀霜剑，远甚于莎士比亚。虽然功名无望，无缘补天，但他立志将半生兴衰际遇，“抄录传奇”。他阅尽人情，遍尝世味，才能“迷”得执著，“悟”得通透。他的作品描写沧海桑田，人世风尘，更具一番雄浑开阔的视野，力透纸背的悲凉。他在《红楼梦》开篇写道：
……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段看似漫不经心的文字后面，掩藏着多少人生的悲欣交集、大彻大悟？“大抵浮生若梦，姑从此处*”——他不断拼命地写作，正是为了在纸上“过日子”。荣华富贵转眼成空，美好女性群芳散尽，给曹雪芹刺激太大、创痛太深。天闷要下雨，人闷要讲话。现实既不可问，曹雪芹只好一头扎进他的太虚幻境，过上了神游八荒的快活日子，谁也不能把他拉回头。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奇人，他本来可以世袭成为显赫富贵的第五代江宁织造，却在贫困落魄中成为文学大师；他毕生只想写一本书，却完成了大半部就离开人世；他留下了半部《红楼梦》，可有人毕生研究这半部书仍没有研究透。
二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
§女王居然宽容莎士比亚讽刺自己
曹雪芹犹如一位孤独的旅人，走在风雨飘摇的旷野，看不到任何希望与亮光。如果说对于一个没有读者群的作家，这还只是一种寂寞萧瑟、漫长无依的煎熬，而云泥之别的时代大环境，提供给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创作舞台。
从两个故事的对比，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
1601年，一伙神秘的顾客来到伦敦最豪华的剧院，他们开出了高价，指定剧团在某一天重新上演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这部戏剧。当演员们演到废黜国王的那一幕时，叛乱在伦敦城发生了，这就是伊丽莎白时期与玛丽？斯图亚特案齐名的埃塞克斯伯爵叛乱案。原来，伯爵和他的同伙在策划叛乱时约定，以剧中废黜国王的那一幕作为发动叛乱的信号，可怜的演员们不幸被卷入了一场叛乱之中。不过，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部戏剧受到任何惩罚。
而据传在中国的清代，乾隆皇帝某日忽至皇八子永璇家，其时本人不在，乾隆在他书房里发现了一部小说叫做《石头记》。乾隆不声不响，挟走了其中一册回宫去了。等到永璇回家，闻知此事简直吓坏了！于是赶忙请人设法连夜搞出一个“删削”的“洁本”，上呈皇帝。由此世上才出现了不完整的《石头记》抄本。《红楼梦》处境之艰危困厄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实属幸运，他生活在以宽容之道治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在泰晤士河南岸有一家名为“环球”的剧院，通常在下午两点开戏，许多贵族包括女王本人是这家剧院的常客。三十五岁的莎士比亚是这家剧院的股东、演员兼剧作家。这一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兴盛上升的黄金时期，国强民富，有力促进了英国戏剧的发展和成熟。戏剧不仅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为宫廷权贵的时髦享受。据统计，从1558…1616年间，公开营业的和为贵族特设的戏院达十八所，戏班子有三十五个，剧本在五百个以上，剧作家不少于一百八十人。仅在1603…1616这十三年间，英国皇宫中演戏就达三百多场。继伊丽莎白之后继位的詹姆士六世，也一样酷爱戏剧。他登基仅两个月，就把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揽进自己亲自庇护的班底，并改名为响当当的“国王供奉剧团”。莎士比亚和剧团演员都成为宫廷侍卫，配有皇家猩红色的制服，还授予荣誉头衔。从此，“国王供奉剧团”的宫廷演出每年超过二十场，演员们的收入剧增，莎士比亚也有了相当不菲的报酬。
当时，莎士比亚创作的历史剧大多以揭露宫廷的黑幕为主题，许多君王在剧中都是反面人物，观众很容易对号入座引起联想。伊丽莎白当然知道这一点。当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强悍狡诈的理查对自己有一段“自画像”式的独白：
我有本领装出笑容，一面笑着，一面动手杀人；我对着使我痛心的事情，口里却连说“满意满意”；我能用虚伪的眼泪沾湿我的面颊，我在任何不同的场合都能扮出一副虚假的嘴脸……连那杀人不眨眼的阴谋家也要向我学习。我有这样的本领，难道一顶王冠还不能弄到手吗？
伊丽莎白女王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女王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已经演出四十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就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她若无其事地看戏，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由于工作条件和气象限制，有些航天器必须在特定适合的时段内才能发射。这种允许航天器发射的时间范围，叫做“发射窗口”。这样的发射窗口十分难得，有时稍纵即逝。莎士比亚的激情和才华，无疑正好遇到了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发射窗口”。在此之前，英格兰有着严格的书籍和戏剧审查制度，还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到了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宽容的施政理念，使她对自己的政敌都尽量减少杀戮，以避免社会动荡。而对于天才作家莎士比亚的宽容爱护，赏识包容，更是有目共睹。莎士比亚先生能够未卜先知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感到庆幸，如果他晚生几十年的话，不幸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也许就只能在断头台上听他朗诵自己那伟大的作品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1）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为何做不成“中国华盛顿”？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资源”。 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历史活剧令人深思浩叹。
一 华盛顿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政治神话”
§洋鬼子竟然也有一位“异国尧舜”
1784年8月28日，广州黄埔港，万众欢腾，盛况空前。
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中国皇后号”自2月22日从纽约启航，乘风破浪，远涉重洋，历程长达188天，途经佛得角群岛、绕道好望角、跨过印度洋，终于抵达广州，胜利完成美国至中国的首航。“中国皇后号”自豪地鸣炮十三响（代表当时美国十三个州），向停泊在它周围的船只致敬，其他国家的船只也热情鸣炮回礼致贺。这是轰动全球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美国，这个刚呱呱坠地的年轻国家，在百废待兴的建国之初，便迫不及待地与一个已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直接交往。
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此时显得如此神秘而隔膜。历史记载，此前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屈指可数，仅有两人。尽管中国商人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中国皇后号”，但对素无渊源的美国认识模糊，连其方位所在，也一知半解，对远道而来的美国人更是一无所知。由于相貌语言极为相仿，他们一致把美国人误认为英国人。“中国皇后号”上二十九岁的管货员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区别，视我们为‘新人’……”
华盛顿和中国的因缘，就从这次划时代的首航开始。“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任海军上尉，是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他从国会获得了一张“海上通行证”。这张证书写得很特别，它没有指定呈给谁，而是写上了“致审阅或聆听宣读海上通行证的最尊严、伟大、圣明、光荣、高贵、尊崇、贤达和谨慎的皇帝、国王、共和国首脑、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族、地方首长、议员”等一大串称呼，充分显示了美国人幽默的性格。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此次航程的终点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接待他们的人该如何称呼。美国人对于此次远航非常重视，格林船长专门挑选了华盛顿生日那天作为启航远行的日子。上帝保佑，格林船长的运气不错，他划时代的成功航行轰动了美国社会。中国货运回美国之后，万人空巷，美国人争相购买。华盛顿也对中国充满了好奇，成为中国货的热心购买者，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批中国瓷器。手抚那些精美的花纹，他深深沉迷于古老的东方艺术。
当华盛顿仔细欣赏着来自中国的优美瓷器时，在遥远的彼岸，中国人对他和美国的接纳了解，却艰难深涩得多。
格林船长小小的木帆船，打通了太平洋两岸中美两国的通途。在优厚利润的吸引下，富于冒险精神的美国商人为之疯狂，就像当年他们勇于开拓的祖辈乘坐“五月花号”船踏上北美新大陆一样，美国商船在通往广州的航线上举帆远航，络绎于途，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然而直到1795年，美国人到广州已十年了，中国官吏还把他们和英国人混为一谈。他们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也不是没有碰到需要调查处理的与美国人有关的事，可是在“天朝上国”观念的支配下，他们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敷衍办理以外，中国官员对发生在“内地洋面”的事情向来从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一直无法把这些“美夷”和“英夷”完全分清。面对乱点鸳鸯谱的中国人，深受其害的英国商人十分恼火，他们向两广总督长麟严正交涉：“（美国人）也会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这样的衣服，另有旗号，不要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自知理亏的长麟很不好意思，急忙饬令下属：“此条应存记备查，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2）
大清朝一些学问广博且开眼看世界的新潮人物，对于美国历史、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