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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轻才能无官”（1）
胡适在任大使期间写给妻子江冬秀的家信中，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1961年，胡适夫妇在台北这些家信也为我们全面理解胡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胡适大使任内的家信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在每一封家信中，胡适都会提及到“钱”。随举几例：“保险费付了也好。我随时一定寄点钱来。我知道你是不会瞎用钱的。”“买外国东西，全世界都没有香港便宜，此事我最近才明白。如要什么，可托慰慈代买。”“你收了许多漂亮的干女儿，你要我买东西送他们。我是不会买东西的，只好托游太太去买了几个粉盒，几个钱包……这些都不贵。”
当然，平常夫妻之间谈及一些家庭琐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胡适作为身居高位的驻美大使和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却如此频繁地谈及经济问题，却又与我们平素对高官的认知相左，更与我们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不太符合，一向温文尔雅、格调高雅的胡适博士嘴边怎么可以时常念叨“钱”这个阿堵物呢？从胡适使美期间的家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胡适任大使期间的经济状况，同时更可以了解他在大使任上的思想状况以及他的个人品质。
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如何？他是不是视财如命的俗人一个？对于金钱胡适曾表明过自己的态度：“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问，便是很富有的人了。”从两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钱财的真正态度。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曾有一次向友人汪原放谈及家事，胡适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时，每月的薪水都放在一个地方，自己并不过问，家里的帮佣买米买油都是自己拿钱。有一次，可能是帮佣私吞了一部分钱，短短时间内竟然出现了几人吃掉几担米的现象。不得已之下，江冬秀只好辞掉帮佣，自己管理家务。这件事固然说明了江冬秀的精明能干，但也说明了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在胡适去世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除了书籍文稿，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这是他的全部遗产。试问，如果胡适是一个对钱财很在乎的人，以他的地位和身份，身后何至如此？
事实上，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频谈经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此期间胡适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我们首先看胡适大使任内的收支状况。使美期间，每月五百四十美元的大使月薪是胡适的主要收入，这在消费水平高的美国不算高收入。但由于驻美大使属于公职，有些开销不需从个人薪水中支付。胡适在家信中也曾说过：“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所以每月还可以馀点钱买书。房子不用我出钱，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但胡适除了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要负担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因而胡适使美期间的经济是不宽裕的，甚至于要举债。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的巨额医疗费的支出立即使胡适的经济陷入困顿。1939年9月21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委婉地告知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过叫你不要问我要钱。这大概是朋友们知道我没有钱，才如此说。我这一次病了，单是医院，七十七天，就是三千多美金（医院特别优待，给我打六折）。医生是最有名的医生（他来看我七十次）。起码可以开账到五千元，但他只开了一千五百元的诊费。这两笔就是四千多元。我每月只有五百四十元美金，这一场病就去了我八个月的薪金。”“医药费是陈、李两人借的居多。他们都是好朋友，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为了应对相对拮据的经济状况，胡适采取的办法就是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1939年4月3日，胡适在家信中让妻子给他寄茶叶，“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江冬秀给他寄衣服，胡适回信给妻子：“我的中国衣服很合适，只有衬绒的绸面有点缩，但在家里穿很好。”“中国衣服，我总舍不得穿，所以都还是新的。至少够一年穿了。请你以后不要再寄衣服了。”这种语调如发生在平常人身上我们会觉很自然，但是以胡适的声望和地位却也在这些小事情上注意节省，更显示出胡适的不寻常。在一般意义上，穷困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穷困发生在身居高位的胡大使身上，这种穷困就充满了不平凡。君不见当时有多少肠满脑肥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胡适如要用一些手段来摆脱自己拮据的经济生活，以他当时的地位是不难办到的。与此等国家蛀虫相较，不禁让人感叹如胡适之官员何其少！梁实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回忆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梁实秋认为，在国民党的政府中，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尽管胡适的生活有一些拮据，但他从不对他人叫穷，且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而拒绝一切形式的捐助。胡适大病住院时，“孔庸之先生好意汇了三千美金给李国钦兄助我的医药费。国钦知道我不肯受，又不好就退回，所以等到我的医药费付清后，慢慢的把这三千元退还给孔先生了”。
“一身轻才能无官”（2）
众所周知，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胡妻江冬秀并没有同往。1939年11月14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向她说明不携其往美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我本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负担”。而且，胡适为了节省费用还将他的小儿子胡思杜送往美国中部的大学，他很清楚中部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而言要差一些。那胡适为何要舍好而求次呢？在家信中他说得很清楚，“我想把小三送进一个中部的大学，中部的生活程度比东部低些，用费可以节省一点”。现在，问题出来了。以胡适一月五百四十美元的薪水，虽说算不上很高的收入，但维持一家在美国的生活，稍微节省些应该也能勉强应付。为什么为了减轻负担而不带家眷，甚至到了要牺牲儿子学业前途的地步，胡适何至如此？胡适在1939年家信中谈及原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句名言。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有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路上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不自由了”，胡适此处话似没有说透，他要的是什么“自由”？怎么太太和小儿子来了就“不自由”了？在1941年的家信中，胡适把话说得很明白，坦陈自己如此的原因：“我从前所以不敢叫两个孩子都出来，正是因为我要减轻家累，可以随时要走就走。古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要倒过来说，‘一身轻才能无官’。”原来如此！
胡适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贰轶U，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学习。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1928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1932年主办《独立评论》。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主要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1962年病逝于台湾。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主要著作有《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红楼梦考证》、《白话文学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述》、《藏晖室札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书评序跋集》、《胡适文存》、《胡适作品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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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日本
1937年7月27号下午，上海公和祥码头，天空黑烟弥漫，巡警的吆喝，卖苦力的兜揽，做小生意的叫喊，所有嘈杂的一切都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战争阴云。从日本横滨开出的“皇后号”客轮缓缓驶进黄浦江，众多乘客拥上甲板，依栏眺望外滩。一位戴眼镜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立在船头默默注视着这一切，脸上的神情既兴奋又忧郁，这位中年人就是流亡日本十年的郭沫若。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郭沫若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的陷入战火的故国。作为北伐战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归来立即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头号号外，以致人刚登岸，他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已经在朋友中不胫而走，被上海滩的各家报刊竞相登载：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馀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两全家国殊难事”（1）
郭沫若，以他的性格、气质和教养而言，他是不适宜从事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他首先应该是也只应该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或者一个单纯的学者。然而，他一生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代，他总是被置于时代的浪尖，由“戎马书生”至“文化班头”而至“党喇叭”，最后彻底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郭沫若一生的命运遭际到底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对郭沫若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无论是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郭沫若手书联
都不可能真正探究出这一人物的底蕴。
对于郭沫若在抗战期间结束流亡生涯毅然归国，人们有许多猜测，甚至有种种非议。无论我们对郭沫若的回国有何种猜测，我们都不应该怀疑他赴国难的沸腾热血，更不应该揣测他是怀有某种个人目的。如果郭沫若贪图高官厚禄，或者是要投机，要趋炎附势，大革命时期，他只要跟着蒋介石就完全可以飞黄腾达，达到个人的目的。何至于等到现在再来投机？而他后来在抗战中的表现也表明他的回国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真有这么潇洒吗？郭沫若归国前有没有犹豫，有没有惶惑？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奋笔写就激烈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以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从此开始了流亡的生活。1928年2月郭沫若东渡日本，隐居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市。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代汉字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郭沫若在学术上的成就都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郭沫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尊敬。如果不是战争爆发，他可能会沿着这样的人生之路一直走下去，那样，我们看到的或许是另一个郭沫若。尽管此时身居日本的郭沫若，生活稳定和谐，安娜夫人温柔贤惠，五个儿女聪慧而自强，且事业上已有所成，但他的内心却一天也没有平静过。郭沫若的性格中有一种英雄情结，他喜欢热血沸腾的生活；再者，远离故土的孤独和思念也无时不在他的心头缠绕。在写给好友容庚的信中郭沫若表达过归国的愿望：“归国恐尚非其时，弟之梦想将来如有机会，与兄携手同把锄头于秦陇之间，必一快事也。”在其偶有所作的诗中亦流露出这种情感：“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1936年冬，郁达夫于日本游历往访郭沫若，老友分别十年，一朝相见自然喜不自禁。在郭沫若赠郁达夫的一首七绝中，更表明了郭沫若流亡海外的心境：“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1937年5月，郭沫若回国一事出现转机。5月18日，长期为郭沫若回国奔走的郁达夫一日之内给郭连发两信：一系航空，一系平邮。郁达夫在信中说：“今晨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至于南京方面为什么会突然召郭沫若回国，郁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对于国民党政府突召郭沫若回国，有人猜测是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日本极有名望的政界###西园寺公望的注意，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想通过郭沫若的这层关系来与日和谈。此种说法因没有更多的旁证予以佐证，而当事人在回忆中也没有谈及，当存疑。实际上，南京方面召郭沫若归国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出现了变化。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空气已经形成，而国民党政府也在极力营造一种统一战线的局面，不管这种努力是真诚还是做秀，毕竟是有了这样一种姿态。南京政府召郭沫若回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南京政府有让郭沫若回国的态度，这肯定是事实。郭沫若从日本秘密回国得到了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协助，而郭沫若回国当天前往码头迎接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从这两件事上，就足以看出南京方面对郭沫若回国的态度。回国有望，郭沫若自是非常高兴，但回国之前尚有二事须政府办理：一为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二为汇上足够的旅费。对于郭沫若提出的要求，郁达夫回信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但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都未见音讯。
“两全家国殊难事”（2）
回国的音讯久候不至，但却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至于“卢沟桥事变”后东京方面的情况，此时旅居日本的金祖同回忆说：“虽说卢沟桥的战争爆发，一时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揭开了那忍受了许多年苦难的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可是，当地的新闻纸上的渲染，却很有声有色的，使全东京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是完全和平时不同的情绪了。”事变发生以后郭沫若深居简出，然而他也能感觉到此时紧张的气氛。在这沉闷难耐的空气中，郭沫若的心境如何，他对这场战争又持何种态度？
7月15日，金祖同往访郭沫若，师生交流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性格偏于情感型的郭沫若几乎可以说是热血沸腾，他极力主张对日作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我们以铁血来对付他们的进攻绝无办法”。他充满信心地对金说：“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于此时，渴望激情洋溢生活的郭沫若的内心当然是希望能立即归国赴国难，但他也很清楚他的归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风云人物，日本政府不会轻易放他走，一旦发现将被逮捕，甚至杀害；二是国内的通缉令尚未撤销，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又不明朗，回国危险性很大，更难说能否有所作为；三是撇不下妻子安娜和五个儿女，如果只身回国，不仅骨肉分离，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还将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虽说郭沫若梦想以身赴国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临到要别妇抛雏却又并不那么容易。他怎么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同多年来相依为命、夫妻情深的安娜分别，抛下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女离去？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感受，非亲身经历者实难以想像。但是国难当头，经过反复考虑，郭沫若最终还是决定立即回国。于此危难时刻，郭沫若也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不能脱身而遇到意外，于是他写了一份“遗言”交给金祖同：“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在归国前夕，郭沫若的内心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的煎熬的。
准备工作完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连安娜亦没有清楚告之。郭沫若后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说：“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钱瘦铁是一位金石家，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他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王芃生有联络，和驻日使馆等各个方面也都比较熟悉。金祖同，又名殷尘，是一位留日学生，他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故而自己称是郭沫若的学生，由他奔走于东京和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做具体准备事宜，并与郭沫若一同回国。金祖同打听到回国船期后，用明信片隐语告诉郭沫若：“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