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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印象
……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教授印象记》
上面所引文字是30年代清华学生对教授刘文典的印象。如果我们单只从这个第一印象出发，想必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个形象与名教授联系在一起。“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气宇轩昂的“憔悴得可怕的人物”，却又确乎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其学生回忆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刘文典精通英、德、日、意等语言，学贯中西，尤精国学。1916年他27岁时，即被聘为北大教授。当时北大文科教授中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辛卯）、陈独秀、朱希祖（己卯）都是卯年出生，他们皆为北大的灵魂人物，因此北大文科教员的办公室被戏称为“卯字号”，刘文典即为北大“卯字号”教授之一（后转聘清华大学）。
在北大，刘文典是与辜鸿铭齐名的怪人。刘文典具有很浓厚的名士气，他放浪形迹不合流俗，狂傲不羁言谈惊世。有学生曾回忆他的穿着说：“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而更为有趣的是，由于刘文典字“叔雅”，他因此曾经自称“狸豆鸟”，之所以如此称呼，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在古汉语中“刘”通“狸”；而“叔”则通“菽”，豆子的意思；“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也就是说，他的这一自称其实是在卖弄自己的古汉语知识，但是将自己的名字弄成这样怪异而难听，却也足以让人惊诧。也正因为刘文典言行举止怪诞，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称刘文典“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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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1）
尽管刘文典放浪形迹，狂放不羁，被时人目之为一“怪”，但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文典却有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他不畏强暴，不媚时俗，能坚持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在这些问题上，刘文典一点也不“怪”，比之那些道貌岸然，俨然如硕儒，但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犯糊涂，丧失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物，却高明得多，也可敬得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刘文典因故未能及时南下，被迫与周作人等人滞留北平。获悉刘文典在中国的影响力后（刘文典曾任孙中山秘书），日本方面就想拉刘文典“下水”，他们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并在伪政府中任职。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刘文典均断然拒绝。刘文典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先后两次搜查刘文典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在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前，刘文典横眉冷对，毫无惧色。他本来精通日语（早年留学日本），但在日寇面前，刘文典却不讲一句日语。事毕，家人问他不说日语的原因，刘文典正色愤然表示，在此种情况下，他以“发夷声为耻”。困居北平期间，刘文典对于那些毫无操守，投降献媚于日本人之流特别反感，即使是至亲好友，他也不惜与之反目。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来一直与他居住在同一寓所内，多年来兄弟之间感情融洽。但刘管廷后来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得知此事，刘文典十分气愤，他先是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来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将其四弟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滞留北平期间，刘文典常以唐代诗人被迫在安禄山处做官失节的事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铃教授，刘文典便向其打听与他同样困居北平的周作人景况。吴晓铃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为何刘文典会对周作人的表现作此评价？1939年，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表明自己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虽然庄子者，吾先民教忠教孝之书也。高濮上之节，却国相之聘，孰肯污伪命者乎？至仁无亲，兼忘天下，孰肯事齐事楚，以黍所生者乎？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从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民族气节的理解和立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观是一脉相承的。既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刘文典在北平沦陷时的表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更不难理解他对周作人的评论。
面对异族入侵，刘文典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他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文典都决然拒绝，将巨款退回。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刘文典对蒋介石有好感，他解释原因说：“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对刘文典夫妇是难以忍受的打击，心灵上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儿子的死亡，更激起了刘文典的民族热情，据刘文典在清华的学生回忆，“后来在‘长城战事’闹的极凶的时候，刘先生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事的艰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他自己则夜以继日的翻译有关资料”。“有一天上国文课时（刘文典）精神委靡得连讲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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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以义死，不以幸生”（2）
谈及刘文典的气节和人格，有一件往事似值得一提。1929年，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当时蒋介石挟北伐之功盛气凌人，获悉###事后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于是经###下文传令刘文典亲到南京予以说明。刘文典自视甚高，即使是对当时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他也不是很看得上眼，甚至有几分不屑。他对蒋介石经###下达的文件用“责令、责成”、“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尤其对传令刘文典，蒋委员长召见等措辞极为愤懑。在出发到南京前刘文典曾发牢骚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至于刘文典和蒋介石见面的情景，当时的南开学生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中回忆：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刘文典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章炳麟书赠刘文典的对联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安庆大中学生举行示威，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声援。后来，经蔡元培等力保，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将刘文典释放，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并向老师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写了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有关刘文典安大事件，鲁迅和胡适在文章中都有记载。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曾经提到，他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几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鲁迅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1939年4月，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也提及刘文典事：“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绝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鲁迅和胡适因作文的目的不同，在叙述刘文典事件的细节上有出入，但是无论怎样，刘文典和蒋介石发生直接的冲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好一个刘文典！
“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1）
1938年5月，刘文典悄悄告别家人，离开北平孤身南下。在朋友的帮助下，刘文典通过英国大使馆人员买到船票，经香港、海防，辗转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乱世飘零，征途险阻，一路备受艰辛。数月后，刘文典的妻子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乘法国邮轮，绕道河内来到云南。战乱漂泊，举家终得团聚，相对凄然。对于此次孤身南下的心理状态，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里有过透露，他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的决心，辛苦危险，在所非计。”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刘文典逃离北平，前往云南，不仅不是一次愉快而惬意的旅行，而且还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刘文典离开北平前，内心有没有惶惑和恐惧，他没有留下文字，我们也就无法得知。但以人之常情推测，在战乱时期，孤身离家，冒着生命危险飘泊千里前往云南，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此时对刘文典而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的选择必然是“大丈夫舍生而取义”。对认为“国家民族是大节”的刘文典而言，这是太自然而然的事情。国破家亡，乱世流离，逃难途中的刘文典想必也是感慨万千，后来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中说“五稔以还，九服崩离，天地几闭。余复远窜荒谷，公私涂炭，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语句中包含国破家亡之悲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兼课，就连像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除兼课外，都还得为人治印换取润金来维持全家生活。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曾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说：“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与其他教师一样，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说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居昆明，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时常“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散居各地，大部都迁居乡村。教授们每天到校上课，都须长途步行，而且上课期间还须时刻警惕日机轰炸的危险。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教学的态度，而与此相关更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则是：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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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2）
西南联大教室旧址
刘文典曾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用这一段话来作为刘文典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注解应当比较恰当。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这种“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对于此书，刘文典十分自负，他曾经表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标准：“前人教释此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意思就是说，自己写作此书的要求非常严格，言必有据，是正宗的学问。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确也做到了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得陈寅恪盛誉，时人遂以“庄子专家”称之。本就狂傲不羁的刘文典更是自信满怀，每逢上《庄子》课时，刘文典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他还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馀半个是冯友兰。”
现在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刘文典会“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视为应尽之责”？对于这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联系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时的一段演讲。在谈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刘文典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而对于研究国学的意义和目的，刘文典补充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如此看来，刘文典是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把庄子研究作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论刘文典立论正确与否，单只这种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精神，确是让人由衷钦佩的，至少，这种立场比之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于对国学的这种态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课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测，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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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1）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被目之为一大怪人。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他说：“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对于时人评价他的“怪”、“狂傲”，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甚至以此来标榜。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许多我们目之为“怪”、“狂”的言行举止，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