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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访问延安期间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更是体现出了梁漱溟个人性格中的直率和儒家学者的“迂阔”，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他令人窘迫的提问和单刀直入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严肃的表情是如何使谈话屡次陷入尴尬和难堪。在梁漱溟与中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谈中，他问总书记张闻天：“造成1927年国共分裂的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国民党目前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致使共产党愿意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中与他们再次合作。共产党的目标不是要夺取全国政权吗？”张闻天回答说：“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夺取全国政权，但不是在现阶段。”梁潄溟继续追问：“革命党必当首先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要夺取政权呢？假如你说我们不一定自操政权，那么我想知道，如何实现你们的共产革命。”而对这一追问，据梁漱溟回忆说，张闻天“仓促之间未能给我好的答复”。在这里我们看到，梁漱溟对中共持一种近乎严厉和苛刻的态度，在迂阔之外，梁漱溟还太直，心口如一到出人意表之外。而他的这种迂阔和直率是出于“帝王师”的高度自信还是纯粹的不谙世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迂阔和直率却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命运。
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延安之行给梁漱溟印象最深的是他与毛泽东的会谈。毛泽东给梁漱溟的印象甚好，他认为毛泽东“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在与毛泽东作第一次深夜长谈之后，梁漱溟在告辞时非常自信地送给毛泽东几本他的著作，其中就包括他最近完成的四十万言的《乡村建设理论》。隔一天再见面时，毛泽东取出一沓笔记，上面简洁地概括了每本书的要点，并摘录了自己喜欢的部分。尽管梁漱溟对毛泽东读书的效率非常佩服，但他心里却有点不高兴，认为毛泽东没有能在他们会谈的间隙全部读完他的每一本书。他回忆说：“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应该说，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在忙碌的政治事务中还能抽空在短时间内对梁漱溟的著作做一定的了解，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换作他人，一定会感到由衷的高兴甚至是感激。然而梁漱溟却还不满意，他甚至希望毛泽东能像一个学者一样对他的著作沉潜反复。此间可以看出梁漱溟身上带有多么浓厚的书生气和夫子气，而这种书生气和夫子气却又是那么的真率和可爱！无论如何，这种书生气终归要比那些依附权贵，丧失自己基本立场的庸俗的所谓“学者”们要可爱得多，可敬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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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之行（2）
延安宝塔
在延安期间，梁漱溟与毛泽东有多次会谈，谈话一般都在夜间进行，时间很长，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在会谈中他们就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国前途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许多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总的来说，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谈话是和谐的。梁漱溟在谈到他和毛泽东的会谈时说：“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尤其在有关抗日前途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使梁漱溟“很是信服，很是佩服”。事实上，对于战争本身，梁漱溟是有些沮丧、悲观情绪的，从头六个月的战况来看，日本人几乎是轻易地占领了中国大多数重要的城市和铁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实际上改变了梁漱溟的看法，“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但是，在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两人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漱溟认为：中国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自古阶级分化不显著，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没有鲜明的对立阶级，因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要走改良主义的道理，而不是革命。而毛泽东则强调中国社会同样有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中国从奴隶制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着阶级分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现在依然如此，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一般性，而梁漱溟则认为毛泽东强调社会的共同性而忽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两人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争论一夜，毛泽东送梁漱溟出门，临别毛泽东幽默地对梁漱溟说：“梁先生，你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尽管梁漱溟和毛泽东就一些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梁漱溟却认为他们彼此心无芥蒂。梁漱溟后来回忆他们之间的争论说：“彼此虽有争论，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但是，这只是梁漱溟的自我感受，梁漱溟天生的自我中心倾向和对外界反应的不敏感，使他不可能体察到毛泽东对他咄咄逼人的种种问题和意见的微妙感受和态度，而异常天真浪漫地希望说服毛泽东信从他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印象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也许会认为梁漱溟的立场有问题，因而或许对梁漱溟的印象不如他在梁漱溟心中的印象那么好。
“跑来跑去，无非为了抗战”
1939年，中日战争相持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在重庆，梁漱溟先后提出的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和改善兵役运动都进行得不很顺利，在此情况下，梁漱溟认为自己留在西南后方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于是，他正式向国民党提出到华北、华东各战地（注：敌占区）视察的申请，此申请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并给予他战地巡视特派员身份，还给了他一万元经费及联系密码。1939年2月初至10月末，梁漱溟带着几名随员冒着艰难险阻巡历了华北、华东六省游击区，历时八个多月。对于巡视敌后战区的目的，梁漱溟回忆说：“第一，看看敌后的真实情况，是否与我在徐州所写的《抗战指南》所设想者相合。第二，对许多在敌后的同人同学（注：由乡建工作人员组成的第三政治大队）加以鼓励。第三，向敌后同胞宣传中国在抗战中的进步，敌人在战争中的困难以及国际形势，坚定他们与敌斗争的意志和信心。第四，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和对未来局势的影响。在敌占区，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监视中国工人修筑铁路第五，愿尽力协调于各方，促进团结。”简单来说，梁漱溟巡历战地的目的就是了解情况、抚慰同志、宣传抗日、研究乡建、促进团结。从梁漱溟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想为抗日救国尽力的愿望外，梁漱溟内心深处念念不忘的还是乡村建设工作。梁漱溟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人，乡村建设工作是他振兴中国的首选途径，这是他的事业之所在，也是他安心立命之所在。他强烈地想要回到他曾经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故地和群体中看看，希望能延续他生命和事业的根。梁漱溟的战地巡历，艰苦卓绝，随时有被俘和丧失生命的危险，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由此可见梁漱溟超于常人的大精神、大勇气、大毅力。
由于巡历所经之地都是游击区，因此巡历期间梁漱溟一行总是昼伏夜行。如有游击队护送，他和随员就骑马而行，如果没有人护送，他们就步行，穿农民服装。旅途既辛苦，又危险，好几次都与日军遭遇，虎口逃生。梁漱溟曾回忆他在山东时的一次惊险遭遇。当时，梁漱溟一行正随第三政治大队行动，赶上了日军的“大扫荡”，日军出动大批军队，配以坦克、飞机分三路进攻，包围了第三政治大队，“大队人马，有的冲出，有的阵亡，有的遭擒，有的藏身屋内，被敌人纵火焚毁”，而梁漱溟一行六人则闻警驰马奔走，乘乱逃脱，藏于村后的山洞之中。“此时两军即已开火，枪声、大炮声，最后并有飞机助战，正在我们的山上面”。“偷望对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突围而去。日军搜山，几度达于山洞，吆喝声、奔走声从洞口传入，“敌人三五自山头而下……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梁漱溟等手扣枪机，待与敌一拼。而日军始终没有进入山洞，梁漱溟等人幸免于难。战斗结束后，梁漱溟到战地察看，只见日军和游击队员尸横遍野，悲壮至极。第三政治大队师生牺牲数百人，于学忠部方洪范师长阵亡。以后敌人仍不断袭扰，梁漱溟每天在山谷中行走，达一月有馀。
八个月的战区巡历，梁漱溟感慨良多，正如他所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而在巡历战区中的所见所闻也让梁漱溟感慨万端，他在《旅途杂感》中写道：“（我）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他回忆旅途中所见，广大人民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抗战，战火洗劫了家园，亲人为国捐躯，老百姓“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梁漱溟旅途的另一重要感想由沿途所见所引起，“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由此，梁漱溟评论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因此，他认为，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刻不容缓，必须长期坚持，“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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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1）
重庆上清寺新村四号，抗战时期这里是著名民主人士张君劢的公馆，此处占地面积较大，环境温馨幽雅。抗战时期民主人士常在此聚会活动，常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景象。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十多人相会于此，一时名流荟萃，气氛热烈。然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由在野名流聚集而形成的“第三势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此诞生。
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从根本上说，梁漱溟是反对组织政党的。在此之前，他认为政治家在道德上都是低劣的，政治家所玩弄的权术是道德低劣的表现。他早先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和各种事业都被他有意识地限制在超越党派的范围内，并力图使它们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和政治抱负。而为什么会在抗战时期发起组织一个党派？梁漱溟回忆说：“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叙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讫始于此。’”也就是说，梁漱溟等人发起组织民盟的目的在于团结国内各政治力量，一致抗战。梁漱溟何有此言？这里就不得不交代当时的政治局势。自1939年开始，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微妙。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战初期全国团结抗战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多人突遭国民党军队袭击，除小部突围外，大部遇难，军部被毁，军长叶挺被俘。自此，国内政治形势更加急剧恶化。在此情况下，为使团结抗战的局面不公开破裂，梁漱溟等在积极奔走的同时，也希望能建成一个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之联合”，以便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
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民盟没有能取得合法地位，也不敢公开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有所风闻。他非常惊讶，并表示“绝不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而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后经许多解释，才算蒙混过关。为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取得活动的合法性，民盟决定由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在海外建立起言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逐步公开活动。尽管深知这一任务的艰难，但鉴于大家的信任以及对事业的负责态度，梁漱溟仍欣然承诺，前往香港。
1941年5月，梁漱溟费尽周折抵达香港。本来在重庆已商定好张君劢、罗隆基二人随后到香港协助梁漱溟工作，但不知是何原因，张、罗二人始终没有成行。办报的一切工作就都由梁漱溟一人筹备。梁漱溟在香港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聘请萨空了为总经理，喻颂华为总编辑，他自任社长，主持社务。梁漱溟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经常不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在最初筹备时，经费由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五人各自捐出，合计只有港币一万多元，后虽有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龙云捐赠部分经费，但开办之初需用钱的地方很多，租房、注册、请律师、聘编辑、购纸张等，报纸没有出版，经费就已经告罄。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梁漱溟甚为焦急。一日，梁漱溟偶遇范长江（中共《华商报》负责人），范长江问起筹备情况如何？梁漱溟据实相告。闻此，范长江专门送来港币四千元。后来梁漱溟一位在美国的世交也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报纸筹备工作于是渐有眉目。万事俱备后，仍有一事困扰梁漱溟，即报纸的名称。为此，梁漱溟专门去见范长江。范长江说：“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香港叫得响，而且在全国还要有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最终两人商量取名为《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终于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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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2）
梁漱溟在筹办和主持《光明报》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梁漱溟到达香港不久，国民党就得知其办报的意图。为阻止报纸的问世，国民党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到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但因《光明报》在此之前已办好了合法手续，已无法取缔。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刊前，听朋友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了一些礼品，违心去拜访了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这种近乎行贿的事，一向耿直的梁漱溟此前从未干过，但这次为了报纸，梁漱溟也不得不做这种他一向瞧不起的事情。在梁漱溟的生命中，这种事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梁漱溟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在送审的《光明报》发刊词上，还是被开了“天窗”。从此，新闻检查机关就天天给《光明报》开“天窗”，有的文章被删节太多，以致文句不通，无法阅读。为此，梁漱溟去找那位负责人，负责人直接告诉他：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
《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布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同盟的政治纲领。但同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像其他文章一样于见报之前送检，肯定不会通过。如何才能在香港新闻机构的“特别关照”下顺利见报，一时成了难题。最后还是萨空了想出了一个高招，将两个文件在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照香港新闻管理办法规定，报纸的广告栏是不需送检的。杜月笙像同时决定增加这一期的印数，尽量扩大这一期的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终于在《光明报》与广大读者见面，成立半年之久的民盟这才为海内外所闻。宣言和纲领发表后，香港当局立即到报社查询。报社拿出广告账目本，上面填写了早已编造好的刊登此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用。一切手续完备，没有任何把柄。后来，香港警方按照登记的姓名、地址去查找刊登广告者，自然一无所获。
《光明报》发表上述文稿后，蒋介石十分恐慌，立即向香港的参政员王云五等人传话，令梁漱溟立即回重庆，被梁漱溟拒绝。后来，国民党###李石曾抵达香港，他带来蒋介石“盼梁回重庆一谈”的口信，并对梁漱溟说：“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对此，梁漱溟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请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有一天，杜月笙请梁漱溟饮茶，席间杜月笙对漫不经心饮茶的梁漱溟说：“重庆方面很希望先生能去重庆，蒋先生亦盼能与先生在重庆一晤，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当面交换意见，消除误会。”杜月笙还表示：“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漱溟不会在重庆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婉言拒绝了杜月笙的提议，表示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港。杜月笙见无法说动，只好对梁漱溟说：“先生再好好想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正当梁漱溟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香港惨淡经营《光明报》时，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9日，香港被日军占领。在狂轰滥炸的炮弹声中，《光明报》创刊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梁漱溟与范长江等人一路险象环生乘小船经澳门、台山、肇庆等地撤退到桂林。梁漱溟曾有信给其子，叙述离港回国的惊险经历。这封信后来被友人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