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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碚老舍故居
跟大多数文人一样，“贫”和“病”在抗战期间也一直困扰着老舍的生活。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重庆的物价发疯般地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老舍也不能不像在大后方的多数文人一样，年复一年地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也许我们中有人会猜测，抗战前老舍发表过那么多小说，抗战之后他也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其版税、稿酬一定相当可观。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不说他的生活是锦衣玉食，但起码应该能衣食无忧。但事实上，自抗战以后，老舍就拿不到以前作品的版税了。至于新写的宣传抗战的作品，更是拿不到稿费。老舍回忆说：“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对于重庆生活的窘迫，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作过描述：“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1939年，为参加全国慰劳团，老舍咬牙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这两身服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老舍，因再也没有馀钱添置衣装，“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对于那一段老舍和其他文人的生活，臧克家回忆说：“老舍住在北碚，但经常来开会。一有什么会议，茅盾也从乡下赶来，带一柄黑色小雨伞，胁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每当会后，或逢年过节，大家家人一样，打打‘牙祭’，一起‘咂酒’，苦中取一点乐趣。老舍咂上几口酒，便感情来潮，高谈阔论。划起拳来，气壮声宏。平素，大家生活都极苦，香烟，下等的，还是单支买。到对面小饭馆里吃上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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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2）
老舍在北碚
1943年，老舍妻子胡絜青率三个儿女，千里颠沛流离，由北平辗转抵达重庆。亲人相聚自是让老舍欣喜万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却又成了老舍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负担。老舍回忆说：“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注：老舍时居北碚）。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为贴补家用，胡絜青也得到编译馆谋职。“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但胡絜青这个微薄的收入，在一年之后，也因三女小立的出生而中止。为了省钱，老舍甚至不得不打算戒烟戒酒，“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说起烟，在重庆老舍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回和老舍住在一起的何容由街上买回一种土产卷烟，很客气地让老舍一支：“尝尝这个，才一个铜板一支！有这个似乎不必戒烟了。”点上烟，两人细细品尝。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吸了四五口，蚊子往外飞，再吸几口，墙上发现臭虫，大概也要搬家，吸到了半支，何容和老舍都跑了出去。“看样子，还得戒烟！”
尽管抗战时期老舍的生活非常清贫，但我们看不到老舍对这种生活的抱怨，或许在老舍看来这种生活就是个人对抗战的一种承担。其实，老舍完全有条件改善自己的生活。教书，当编辑，到机关当职员，都有固定的收入，虽然也很艰苦，但总比纯粹靠稿费生活要乐观一些。朋友中不少人已经改行，也有人劝老舍改行，或兼职，并热心引介。但老舍都不为所动，仍然执着的拿着手中的那支笔，在老舍看来，笔就是他抗战的武器，也是他抗战的岗位，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回忆说：“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写作，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也说：“近来物价高涨，生活较前更为困难，不过非到万不得已时，我总不至于放弃作家生活，而去干别的营生。”
抗战时期的重庆，生活不仅困苦，而且极不安定。老舍回忆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1944年，抗战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日军为扭转整个太平洋战局，在中国大陆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屡屡惨败，日寇长驱直入。而在这一年，老舍的情绪似乎特别坏，甚至有些悲观。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这样说：“头晕，心绪恶，老想死了倒干脆！”后来日军攻进贵州，占领独山、都匀等地。重庆一片哗然，很多人做好了逃难的打算。嘉陵江畔
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询问虚实，老舍在给友人王冶秋的信中说：“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姚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诚然，老舍这番话确实是他悲观情绪的集中表露，但老舍只是个普通人，在当时的境况中想必没有几个人能乐观得起来，毕竟普通人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军队如摧枯拉朽般溃败的消息。但无论如何，老舍的态度无可非议，他愿以身殉国的姿态可敬可佩。如果中国少一些出于利害的实用考虑，多一些老舍式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精神，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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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1）
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爆发以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老舍自开始创作起，就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看法，“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老舍的创作并不追赶文艺的大潮，他总是用他那辛勤的笔默默地耕耘，他的创作遵循艺术规律，追求艺术完美。老舍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他一再强调：“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与此相应，老舍抗战前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对中国市民世界的批判，对民族矛盾则涉足较少。老舍在作品中感慨：“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受难而已。”
如果说在抗战之前，老舍对社会政治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旁观立场，那么，在强寇迫近、家国濒危之际，他的全部良知都在命令着他的心与身，放弃一切个人的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自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自从老舍南下武汉之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以前，他孜孜以求作品的艺术品格，并且推出了《二马》、《离婚》、《骆驼祥子》等足以传世的艺术珍品，此时，他却毅然地一改旧观，不再流连于艺术之神的圣美殿堂，为了宣传抗战，他宁愿牺牲自己的艺术品格。“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战争几乎改变了一切人的生活轨迹，同样，战争也在改变着老舍。老舍停止了已经写了十万馀言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写作，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中回忆说：“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老舍与孩子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老舍的文学思想。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氛围中，他的文化心理也在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前，老舍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参与社会，主要是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角度观照社会、人生。从这一个角度出发，他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影响下国人（如老马、张大哥、猫人）的愚昧麻木、贪生怕死、苟活自私，并在《二马》、《离婚》、《猫城记》、《牛天赐传》等作品中，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批判，在其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和批判精神。而在国势艰危，全民抗战的岁月，老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启蒙立场。当他以一个国民的心态感受现实时，他真切地看到了国民性格的另一面，看到了被沙砾所掩盖的真金。老舍作品氛围开始变得明朗，主题开始变得昂扬，情绪开始变得乐观，他自觉地努力发掘民族传统的美德。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老舍非常动情地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着，他等着！”这时，我们看到，老舍笔下的这一人物与他抗战前笔下的那些市井人物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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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2）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老舍所创作的很多通俗文艺作品艺术性不高，有些甚至是粗制滥造。对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抗战宣传品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对于老舍这样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自己创作艺术品格的下落是多么大的打击，他内心又是多么的痛苦。老舍曾在给友人的心中抱怨说：“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地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地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地模画，粗枝大叶地述说。好像已被塞紧而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1952年秋；老舍夫妇对于老舍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当时也有许多作家有着种种非议。有的作家惋惜老舍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能，有的作家则根本认为作家不应该去创作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永远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面对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一如既往。1939年12月，老舍在写给老朋友陶亢德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
1945年8月，山城重庆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老舍自是喜不自胜。因“文协”公务，同时《四世同堂》也尚未完稿，老舍并没有马上复员，而是继续留在重庆。但老舍的心情并不平静，朋友们陆续离开重庆，每一次告别都引起情感波动。迢望北国云天，那里是他的生命之根，老舍心潮涌动，作《乡思》一首以抒怀：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馀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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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传
老舍（l89923—1966824），中国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抗战期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一直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抗战期间，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有《残雾》、《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等。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49年12月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先后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与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8月24日投湖去世。
复杂与多面
哦，你一只大雕，你从哪里来的？
你在这铅铁的天空里盘飞；
这八达岭也要被你占了去，
筑起你的窠巢，蕃殖你的族类？
圣德的凤凰啊！你如何不来，
竟让这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
——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
闻一多像
闻一多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闻一多首先是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热情似火的诗人为我们所认识的，《红烛》和《死水》堪称屈原《离骚》的馀韵，《七子之歌》、《那句话》蕴含了文人生逢动荡深沉的忧国情怀，《忘记她》、《也许》又是那般的温情和婉约……自美国归国后，闻一多先后至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大学宁静的生活似乎改变了闻一多，他由一位诗人变成了一名纯粹的学者，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徜徉。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安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他被裹挟进时代的急流。身为知名的诗人、教授和学者的闻一多，他徒步跋涉三千里，从湖南流亡到昆明。时代将他抛进颠沛流离的岁月，也让他真正的贴近大地，艰难的岁月悄然改变着闻一多。40年代闻一多走出了书斋，成为一位“前脚跨入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出这个大门”，敢于在敌人面前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和勇士。闻一多曾说：“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闻一多正是以自己的死，写就了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最壮丽的诗篇，“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对于闻一多的一生，好友梁实秋曾回忆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朱自清也曾对闻一多的一生作过很好的分析和概括：“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梁实秋强调的是闻一多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朱自清则强调闻一多身上所存在的不同人格侧面，两人殊途同归，评价中都提及抗战对闻一多生命轨迹转变的影响。
闻一多无疑如一座山，他的热血激情和铮铮铁骨让人仰之弥高；同样，闻一多又是活生生的，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的不仅有伟大，还有热情、质朴、有欲有爱，甚至还有平凡、落寞和孤独。
“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1）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出生到抗战爆发以前，闻一多的生活一直都是比较优越的，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也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的一个乡绅之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闻一多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比较殷实的，至少是不会经历贫困的生活。闻一多在这个乡绅之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闻一多父辈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乡绅家庭那般僵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的父辈指导闻一多报考清华学校这件事情上得到证实。民国初年，尽管社会风气已经有所改变，但多数乡绅对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之国还是存有戒心（清华学校的学生八年后可以直接入美国大学），只有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才会让自己的子弟入洋学堂。对此梁实秋就曾经评价说：“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报考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闻一多也没有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经历封建婚姻的痛苦，尽管他也于留美前夕成婚，但妻子为新式女性，闻一多对自己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