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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小舅在我结婚前的头一天晚上悄然离去。这件事让外公浑然倒下，苟延着养了两年病，在第三年的九月就随小舅去了，那时外婆就变成了一个记忆力非常模糊的老人，每天在二舅和母亲面前唠叨要见我，但我每次回家，她都不认识我，一会儿说我是小舅，一会儿说我是表妹的丈夫，但就是记不起来我是谁，如此这般，她让母亲和两个舅舅非常不理解，就连母亲也在我回家的时候常常劝告我不要去看望外婆，因为老家对死人的事非常迷信，如有人常常在活着的人面前唠叨他是一位已经离开的人，对这个人是非常不利的，可是我对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常常不顾及母亲的劝说每次回家必须去看望外婆，即使每次去都被二舅看见后只让我和外婆见一面就拉我去喝酒，我也坚持要去。
三舅走后的六年零两个月后，外婆也带着她对小舅的念叨跟着走了，虽然她跟随小舅的时间要比外公迟，但外婆是无疾而终，跟随的成分要比外公更多一些。外婆去时母亲和二姨作为两个最大的子女悲痛欲绝，大舅表现出男人的沉着，送走家中最后一位老人，就是母亲说的那句话：“没了老人，我们和舅舅们只是亲戚，那儿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
老家有过春节给祖先们上坟的习惯。外婆走后，我在春节前匆匆赶回家，为自己的怀念捧上一把土洒在外婆的坟头，外婆其实并不孤单，她的坟头与外公的坟头紧紧挨着，只不过一个坟头旧些，一个坟头新些，可是她与她最扯心的儿子并没有在一起，也许就是她最后的遗憾。
一天，二舅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想给外公外婆立碑，我淡淡地告诉他我的看法：“其实，外公外婆并不喜欢石头和水泥，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土地，就让他们与泥土一起留在那里吧。”其实，我还是自私的，因为我想当我每次回家时看到的是有岁月痕迹的外公外婆，农村人讲究的就是真实，石头水泥冰冰的不会与我心中的外公外婆一样。
这点文字就算我对外公外婆的祭奠吧。 。。
封建帝王与道
自从苟子主张把“人民当作水，把统治集团比作船舟”，并且说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千古统治集团的至理名言，我国古代的统治集团的代表我国古代形成的自然诸神来强加自己的统治愿望。用现在的严管来看，这与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思想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道教思想的精义是集大成的《道德经》，道家把诸神分为天、地、人三个阶层，天上有玉帝来统治，地下（阎罗殿）由阎罗当道，那么人间只好由知天命的真龙天子来统治。
真龙天子不是任何人都作得来的。这些真龙天子要么是天庭下派，要么就是天庭的漏网之鱼，而且就是有头有脸的鱼，天挺普通的虾兵虾将是没有这个福分的。用天的旨意来统治人，在许多自然科学无法破解自然之道的阶段还是有万无一失的把握。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讲道，其实就是朴素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再在逐渐成熟的阶段基本是在汉代，而且这是道教思想与自然诸神揉合起来，更加显示出它的科学性。但是，此时道教经典已经发展到药黄阶段，可以这样说，自春秋发展起来的道教思想因为不被统治集团采纳，正在逐渐失去对政治的感觉，药黄之术成就了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从自然科学出发，寻求自然的延续，就有了秦王嬴政外派使团员赴海外寻找东瀛的故事。同时，道家不求人限制的思想，也成就了到家的最终突起。
“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这与儒家的正统观念正好打了一仗。儒家讲求寡欲，而道家不同，道家云：“曲则全，枉则直，鬶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物不胜天”。这些都是封建集团用来发动“取而代之”思想的发动机，和“真命天子”“真命为君”思想一起被统治集团利用。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一边是统治集团禁锢道教思想，一边又在利用道教思想。道教理论也是一边发展与国家富强息息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天文地理，一边为封建帝王寻找正统的统治思想，自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封建帝王的统治要求。
年号是汉武帝的产物（据相关资料显示：刘恒、刘启的年号是后人们强加上的），因为在汉武帝刘彻手中，正统的道家思想正式进入君王的视线，刘彻用“建元”作为他的第一个年号，正式开辟了中国君主对年号的追求。纵观我国封建君主的年号，就不难发现这些年号都在体现一种思想——道家思想。
道家崇拜的最高神位是“元始天尊”，也就是玉皇大帝。刘彻作为一个汉家思想的缔造者，他信奉的不是儒家思想，这种一个千古迷案。在《史记—孝武本纪》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这样就演绎了汉武帝“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幸桐，幸甘泉，令祀官宽舒等具泰一词坛。……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从此，道家的造神运动开始了。
道家造神，首先考虑得他们信崇的三皇五帝，把他们当作圣人其实很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也很符合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心理，因为汉武帝他要得就是江山永固，让别人有一个崇拜对象，便于他的统治。这样，在汉武帝的倡导下，道家思想第一次登上了正统统治思想的殿堂，而今三皇五帝仍在民间享有很不错的香火。其实，刘彻不是傻子，他之所以把三皇五帝推上神坛，是由他很深的用意，是别有用心的。刘彻推三皇五帝的目的就是变相地把自己推向神坛，把他自己变成神，能够很自如的麻痹被他征服的劳苦大众。
汉武帝刘彻祭祀鬼神五帝的地方是龙戏，汉代的陇西与今天的陇西应该不是一个地方，经过二千多年的地理变迁，被世人称作“泰”的地方就更多了。最有名的当属泰山的泰山庙，往后就有许多汉武帝的继承者都亲临台山主持祭祀，就连康熙帝也没有例外；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地方，那就是泾川的泰山庙和王母宫；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泰山庙，甘肃天水的秦安有，陕西的临潼有。这些泰山庙除泰山的，基本都在陕陇大地，而且比较集中，半径不过三百公里，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汉武帝祭祀的“泰”应该在黄河中上游地区，也就是汉代的京城腹地——长安地区，但就这样我们也不能把汉武帝的“泰”定位在这里，汉武帝是一个好动的人，他最远曾涉足现在的敦煌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远行二千三百多公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且又是一国之君。
而今，被封建统治集团利用过得到教与佛教可谓是泾渭分明，三百里秦川包括成都平原基本都是道教的天下，当然也有佛教的踪迹，但不会站到绝对的上风，已过天祝的午梢岭，佛教即与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成为藏传佛教的统治天下，就连当今世人梦寐以求的敦煌莫高窟都不例外，是一个典型的藏传佛教圣地。汉武帝的“陇”是不是就是现在甘肃，我看不会，应该是除甘肃外，还包括现在宁夏、青海的大片土地，因为河西走廊几度被中原诸朝失守，会不会有人为了守住心中的圣地——“泰”，伪造一个“泰”呢？我国造假的水平确实很高，而且对心中的圣地造假，以便寄托对精神的寄托，本来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无可厚非。
《汉书》在阐述王母宫的位置时是这样描述的：“西出至塞外，有王母宫”。西王母这位道家的最高统治者，连玉帝都要让她三分的道教尊神，被她的不肖子孙安排住在昆仑山上，议定她管辖西北或者这样说，让她管辖诸女神，玉帝就只有管辖东南或男神们。无论怎样说这两位道教的最高统治者都住在昆仑山上，据史书记载这应该与汉朝的疆域有关，那么，今天的祁连上脉的部分就应该是传说中的合山（盦兹山），月牙泉就是传说中的瑶池。
汉武帝刘彻是非常注重兴农的，就连他发行的货币都是“五株”钱（株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株相当于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这与当时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相当匹配，这同时又是封建集团生存的必然条件，更是刘彻的军队生存的首要条件。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史记》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汲田；而关中辅渠，另积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太行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汲田，各万余倾。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其实，汉武帝刘彻是以酒泉附近的祁连山为其战略根据地，蓄马垦荒。所以，从汉武帝刘彻的心中将酒泉周边地区定为道教的根据地是非常符合他统治的需要。因为这些地方原先是游牧民族的根据地，水草丰富奠定游牧民族失酒泉而大痛，那么者阴山在哪儿？我认为玉门附近的马鬃山很有可能就是，具体原因有三：一是马鬃山靠近疏勒河，疏勒河有较大的水系，流域广阔，同时疏勒河广泛的沼泽地是游牧民族生存的最佳根据地；二是马鬃山是疏勒河流域地貌的分界线，马鬃山以北是广阔的沙漠戈壁，马鬃山以南却是水草丰盛，草长莺飞，胜似江南。我们不得不敬佩汉武帝，在他为自己统治寻找理由的时候还惦记着如何实现长治久安。可见他对道教的驾驭能力远远超过了其他封建君主，在河西走廊实现自己足迹游动的隋炀帝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和才智，后来被人们奉承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康熙大帝就更加无法与他相比，因为康熙留给河西走廊的就只有桥湾古城，而且是康熙帝的耻辱，一个荒唐的梦。
道教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受到啥灭顶之灾，就是在大周时期武则天在为时期也不例外，这确实是道教的幸运。当然这与道教的教义有关，道教确切地讲应该是追求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像儒家，以为仅凭理论就可赢得统治集团的青睐；同时道教非常注重如何其他教派的思想，比如在他非常注重与群众的需求结合，以劳苦大众熟悉的任务相结合，不断创造自己的深，但中尊神仍然不变；其次，自汉代后，道教基本就退出了对政治的干预，或者说道教它选择政治生涯的同时就没有注重发展与政治相结合，只为统治集团提供了管理思想。这也是道教教义尽管得不到封建统治集团的青睐，但不致于遭受灭顶之灾的原因。而每一位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总会在道教教义中寻找到自己的年号来表示自己的愿望，即使这些愿望怎么不急于事，他要寻得心安理得，表示自己是多么的安享太平。封建帝王自己称谓的年号除去国家不统一时期共有三百个左右，这些年号无不表示出对道家教义的熟悉，对天的敬意，就连蒙古族获得中原地区统治权、满族入关问鼎中原，他们也开始了年号地称谓。可惜，一代史匠——司马迁却不知道年号的称谓，在他的巨著——《史记》中居然没有一个地方用年号来计年的，就连他最熟悉的人——汉武帝刘彻的《孝武本纪》中也没有一处用年号计年，可见，司马迁也对年号是不认可的。而汉武帝本人是利用了道，却有抛弃了道，他用道教思想作为自己的工具，他就是比他的后来者聪明，用于斯，而不迷恋于斯。
在春秋时期，道家思想的产生其实是很纯洁的，就像儒家思想在发展初期也没有什么对思想的禁锢。不过，道家是从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着手，而儒家是从教育学入手。它们开始对神的是对自然的无知和祖先的崇拜，说白了就是对祖先神的崇拜。无可厚非。
谁也说不清对祖先和祖先神的崇拜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负担？最实际的解释可能就是为了便于某一种权利和物质的继承和享用。寻找、成人、崇拜祖先神，可证明自己的血统纯正，可以不劳而获的得到实际利益，不要能力，不要智慧，不要在同等条件下的实力竞争，只要是那个祖宗的子孙，就可以垂手得到一切。对祖先和祖先神讲“忠”、“义”、“礼”、“致”，是一种短平快的取得实际利益的方法，何乐而不为？
言此，道家如果在汉武帝时期没有走进他的事业，过若干年，随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加深，自然困惑逐渐消除，仅存就是祭祀祖先，就可以完全还道教一个清白。可是，事物发展的方向不是我们的这种想象，道教走向了被统治集团利用的道路，而且在这条路上只会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为了让人们相信上天的存在，它只有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创造神，对上苍的迷惑只有从创造上天神开始。同时也就掀起了道家和儒家的造神运动。这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造神运动。
到了东汉，佛教从西方传入我国，封建君主对佛教的崇拜不亚于对道教思想的领会。但是，佛在初入我国时神也很少，这不符合封建君主的需求，为了达到封建帝王同志的需求，佛教也无奈地加入了造神运动。肯定，道教和儒教更不会甘于落后。这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造神运动，起因其实就是道教与佛教的统治地位的争夺，儒教是不甘心与政治无缘。
往后；中国的造神运动又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武则天的推动下进行，还有一次却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推动下进行的．两次造神运动的目的不同，但给我们留下的东西都是一样，那就是多得数也数不清的神．但是，通过这两次的造神运动，却把外来的文化与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彻底地融合了，即实现了道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
这一点我们只能通过石窟文化带给我们的信息进行推断．在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中我们发现佛教神的单一，在整个石窟中仅有释加牟呢的像，与印度的佛教基本一致；而在莫高石窟中，由于它经历了东汉至前清的漫长历史，由于明代对嘉峪关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统治，明代的造神运动对它居然没有一点影响，很少出现明清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留影；龙门石窟却是典型的唐代造神运动的产物，且不说最大的佛像是仿武则天的尊容，就连很小的佛像都显示出唐代的臃肿与华贵；产生于明代后期的石窟，多的是西游记中人物，像陇南的水濂洞．同时，现存的大量寺院，佛得脚下总能找到这师徒四人的踪迹．而且，在莫高石窟中我们会发现，最早的石窟就连观音都是男神，还留着两嘬小胡子，稍后一点的就出现了女身，产于唐代的石窟，观音就变成了武则天．唐代的这位女皇，虽然准确评价她的功绩，可以说不亚于任何一位男人做的皇帝，但在造神上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道家思想归于一处就是＂道之道，非常道；名之名，非常名＂．在道家思想产生的春秋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处在萌芽状态，在那个时候以什么求生存？以什么求生立命？几乎没有．靠法律？法律本来就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制约工具．但＂刑不上大夫＂，刑只能用来对付平民．靠民主吗？哪个社会从来不讲民主，统治者要你死，你就的死；要你活，你才能活；能然你活在世上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靠神灵天帝吗？不行．神灵天帝已经被＂正名＂和祖宗神了．说来说去，还是先向祖宗叩首．而且，道家在造神运动中产生的神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又没有什么架子，想用随手拿来，不用随脚踢开．如此而已，何乐而不为？
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这是作为文明古国的最起码的象征。其实，这样崇拜不是我国古代人特有的，应该是世界人民共享的，忘记祖宗本来就是忘记自己生存的根本。就连美国，这样一个以外来民族为主的国家里，对祖宗的崇拜一直延续着。所以，对祖宗的崇拜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的基础，是联系血脉的基础。道家的祖宗崇拜也是一样，是为了延续民族的根。但是，自汉武帝以后，道教对祖宗的崇拜超越了民族，它连接了一个文化，一种共同生活的根，为封建君主寻找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
道教追崇的神其实不是神，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它创造的玉皇大帝完全赋予了人的思想，它有喜怒哀乐，它更有家庭生活，不过他的家庭更像封建帝王的家庭生活，但有完全没有向封建帝王家庭一样。这是因为，道教在创造神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了普通人的生活，它要通过自己创造的神更多地传递统治理论和思想，这样就能更加让普通人接受自己的神，它的理论才更加充分的体现民族情结。这与佛教、###教、天主教等教派的思想不谋而合，也与这些教派能与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统一起来不谋而合，也与教派思想的流传理论不谋而合——毕竟它们不会不食人间烟火。
但是，道教与其他教派比较，它崇拜的神比较滥，当然这是中国特色，不过希腊的神也比较多，而且希腊的神除去它们能上天入地外，也和道教的神一样，更现实生活中的人完全一样。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文明古国，创造神其实就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这样一来，我们就给道教一个很不错的台阶——道教存在神的问题并不是它自身的错，并不能代表道教因为有了神而便成唯心的教派，道教还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理论的缔造者。这是因为，道教自始自终坚持发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为主的，哪怕有一段时间它走向了研究药黄学术，它毕竟是纯洁的，就是在药黄阶段她对世界物理、化学、药理、天文等学科的贡献也是巨大。
道教自汉代以后基本退出了对政治的参与，这不是谁对它施加了什么压力，更不是他的理论对政治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它的传统就是坚持唯物理论，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对它是有爱有恨，再加上此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河西走两于道教的合并（在河西走廊和尚即是道士，这个可能谁也不会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
道教离开政坛后，可以说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影响着中国的封建王朝的政权，这个角度就是在造神运动中出现的神。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