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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的“扒带”与社会上不法分子的盗版结合在一块，形成了侵害作者著作权和出版社专有出版权及演员表演权的一股很大的浊流，它严重冲击了正常的音像出版秩序。音像界流行着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嘛！”
这种“大家吃”； “吃”得巧妙。
音像管理部门的同志向我展示了几种假冒录音带：“你看，这盘带子有什么问题？”
翻来复去地看了两遍，竟没能发现什么破绽。盒封上印着一群港台著名的流行歌曲歌星的肖像，封底是这些歌星演唱的曲目。但放进录音机里听听，顿时真相大白。哪里是什么港台歌星？封面上那些歌星的肖像和名字全是幌子，真正的歌唱者是大陆一些三四流歌手，
还有更绝的。
一位齐秦的崇拜者买到一盒齐秦歌曲音带，回到家一听，上面却不是齐秦的歌声。他找到音像书店，又找到出版社。
出版社回答：“我们没出过齐秦的歌带。”
“这不是你们出的？”
“是我们出的。不过，请你看清楚些，那上面的歌手不是齐秦，而是齐泰。”
拿起磁带盒封仔细辨认，上面的“齐泰”二字是草书，“秦”跟“泰”根本分不清爽。
“中国哪里有什么齐泰？”
“11亿中国人，你怎么知道没有齐泰？”
“你们真是变着法坑人！”
这种“大家吃”，也吃得轻松。
如今的录音技术已高度现代化，分二十四轨，一轨一轨地输入，抹去一轨，换上一轨十分方便。这就给扒手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所谓“扒带”，就是盗用别人的部分录音，添上自己的一些成份，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乐队伴奏，只是将歌手的演唱录音抹去，换上一个歌手演唱。有的是保留原版带的歌手演唱录音，只是抹去乐队的伴奏，换一个乐队来配音。这对“扒带”者来说，事半功倍，少投资多赚钱。也有的是一切“从头开始”，重组乐队，重找演员，看起来是自己的劳动，实际上用的是原版带的词曲和配器方法，这也是一种“扒带”。
这种现代化的录音技术以及活跃的“扒带”者，使倒卖母带录音的“棚虫”应运而生。这些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母带，有几十盘的，有几百盘的，据说有的掌握着上千盘。只要悄悄地塞给他一千元钱，他便将母带上的录音扒下来转给别人。录音带市场上之所以冒牌带子泛滥，与这些人有很大关系。他们实际上是在拿作者和演唱者的著作权在卖钱。
这种“大家吃”，又“吃”得十分大胆。
农业声像中心曾经接到外地一家加工单位的订货单。有关人员看了订货单不禁一楞：这些像带本来是我们出版的，怎么又让我们订货？真是盗贼自报家门。
中国唱片总公司的发行人员到北戴河音像订货会去推销音带《荷东迪斯科》 ，恰遇另一家单位也在那里推销《荷东迪斯科》 。两盘带子曲子一样，封面一样。中唱的同志愤怒了：“你是哪儿的？” 拿着盗版带来订货的河南一家加工厂的人尴尬地说：“实在抱歉……”
除了出版复录单位的“扒带”和盗版，还有遍布全国的地下非法复录点的大量翻制，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站前路，不到二百米的市场上，十多家经营音像制品的个体摊点的音像带，几乎全是私自翻录的。这种情况不止广州，是全国性的。
伴随着私下的大量翻录，音像制品的封面成了抢手买卖。一些盗版者通过得到封面，给自己的“黑孩”披上合法的外衣。而一些投机商则看准了这种行情，大量印制封面向盗版者出售，从###取暴利。
中国唱片总公司从香港引进的《童安格新曲》很畅销，福建一家单位见有利可图，私下盗印了起码一万个盒封。原版盒封都是香港提供的，上面贴有写着“原版正宗”的小圆形不干胶。盗版者的封面连同这不干胶一起照相制版，上面也留有那“原版正宗”四个字。
一个发行商拿着伪造的介绍信到印刷厂联系印刷一个盒带的封面；印刷厂的同志发现是市场上已经销售的引进版音带，就问：“这带子不是已经出版了吗？”
发行商回答：“供不应求，我们这是加印。”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4）
又问：“引进版的招纸应当是外商提供的呀？”
回答：“我们同外商谈妥了。”
真的谈妥了还是假的谈妥了，一些印刷厂并不对此较真儿，送上门来的生意绝不拒之门外，印！
“印多少？”
“二十五万张！”
据悉，在南方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盒封市场”。有关部门的检查人员在一个县城的一次清查中，就查出这样的封面七十多万张。
有关人员提供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大陆流行音乐磁带市场上，盗版带竟占盒带流行音乐曲目的95％以上。
图书出版中的盗版活动也非常猖獗。近几年，几乎每一本畅销书都会掀起非法出版者的盗印狂潮。中外文学经典作品、古旧小说、港台作家的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中小学生教学参考读物等，都成了盗版的目标。
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畅销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在全国大多数省市都出现了盗印本。仅在北京长辛店火车站，就发现一个个体书商批发此书盗印本6万册。据估计，此书盗印本不下百万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读者文摘月刊》及其精华本，被盗印的版本起码已有十几种，达数百万册。近一个时期被盗版的则是《废都》和《白鹿原》，其中《废都》的盗印本已不下6种。非法出版者盗印的胆量越来越大，盗印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他们一般采用照相制做，一个星期就能出书，其装帧印刷质量也达一定水平，局外人难辨真伪。
而对这种赤裸裸的侵权，作家们苦恼极了。
汪国真就躲不开这种烦恼。
他应邀到广州去参加一次社会活动，被许多崇拜者团团围住。纯情的少男少女们每人手拿一本所谓的汪国真诗集，让他签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盗版本。
从广州到武汉，他又被许多中学生、大学生围住，学生们拿着盗印本让他签名。
他很为难，说：“我陷入了非常为难的境地。如果签了，无疑等于默认了这种盗印本；如果不签，读者是排了很长的队的。”
他还是签了。
但他心里很难过。
“汪国真热”在大陆骤然升腾之后，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连续出版了六本诗集。它们是学苑出版社的《年轻的潮》、花城出版社的《年轻的思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年轻的风》、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年轻的风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年轻的潇洒》、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年轻的季节》。这些诗集的总发行量已逾百万册。
然而，出现在中国城乡几万个书摊上的汪国真诗集远远超过统计上来的数字。其中，有正式出版物的盗印本，也有假冒出版社的伪造本。
汪国真在广州街头逛书摊，发现了一本正在出售的《默默的情怀——汪国真诗文精选》。这本书明显是盗印的。
他要买一本作为“证据”。
这本书的定价是二元九角八分，但摊主要三元一角。
汪国真感慨说：“自己花高价买的却是自己被盗的诗集。生活就是这样和我开玩笑。”
此后他又发现了不少新的盗印本。其中有《年轻的梦恋——汪国真诗集》，出版者署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没有责任编辑，封面还印着“最新、特集”四个大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已郑重声明此书是盗用公司名义印刷的非法出版物。
还有一本《梦中的期待——汪国真抒情诗精选》，出版者署名是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奇怪的是上面又有一个作者署名叫：针诚。其实它是最不真也最不诚的。
汪国真气愤地说：“这些盗印本冠以‘最新’，实为最旧；冠以‘精选’，实为胡编。还有的盗印我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上的‘致读者’，伪造我的亲笔‘签名’。经过这样的伪装，盗印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里面则是粗制滥造，错字连篇，从纸张到印刷、装演、版式设计、校对都不负责任，质量很成问题。这既影响了我个人的声誉，也欺骗了读者。”
盗印本仍继续不断出来。
手持盗印本让他签名的人仍络绎不绝。
“我现在时常感到很困惑。”他说：“对盗印本揭露多了，会影响读者对我的诗集的信任；揭露不够，读者会继续受骗。真的，我不知道面对这些盗印本该怎么办。”
著名老作家钱钟书先生也陷入了《围城》盗印本的重重围困之中。
1991年9月的一夭，钱钟书先生意外地收到不知什么人寄来的邮件。打开来，是一本新出版的《围城》。
谁是作品的主人（5）
这本书注明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但老先生并未授权该出版社出版此书。
书的封面呈银灰底色，左侧是三幅电视剧《围城》的剧照，右侧上方是两个红色大字书写的书名。这种封面设计，与钱老先生唯一授权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完全不同。
很明显，这是一个盗印本。
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收到一位读者寄来的“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其封面是绿色的，没有剧照，版权记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相同。社里打电话到石家庄，问花山文艺出版社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从未出过《围城》。”
在这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了来自山东、黑龙江、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来信和电话。读者和各地出版管理部门纷纷举报，他们那里出现了假冒的《围城》。这些假《围城》大都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外观相同，其版权页上作者、出版者、印刷厂、发行单位以及版次、书号、开本等标记一应俱全。只是定价大不相同，有定价三元八角的，有三元九角的，有四元七角的，有四元八角的，有四元九角的，有四元九角五分的。据估计，出现在各省市书摊上的《围城》盗印本在十种以上，印数达二百多万册。
钱钟书老先生一向不为世事所扰，在家里安心做他的学问。但面对着这汹涌而来的非法盗印浪潮，面对着《围城》所遭受的这种大肆“围剿”，他的心难以平静。
他是很注意自己著作的出版印制质量的。过去出版社出版他的书，封面设计都要经过他同意。书名一般由他或他夫人杨绛女士题写。他认为出版是件严肃、庄重的事情。而眼前的盗印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有的整页字迹模糊，有的数页数页地缺漏或重复，而且错字连篇。有一个盗印本印在封底的小说简介仅二百字，就错了四个字，“未婚妻”错为“末婚妻”、“苏文执”错为“苏文纵”。还有的把“犹太人”错为“无太人”、“赵辛嵋”错为“赵羊媚”。有的一长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有的则在文中夹杂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如“☆”“？”“×”之类。
钱先生太气愤了。
做学问这么多年，文坛上的各种奇闻丑闻怪事情怪现象，他见过的多了，但还从没有见到过这么猖獗的盗印者。这分明是对作者著作权的肆意践踏，对作者声誉的极大拈污，同时也是对广大读者的卑鄙欺弄，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蓄意破坏。
他提起笔，给责任编辑写了一封信：“盗印本纸质劣，印刷拙，恶俗封面擅加，而售价昂贵… … 盗印牟利，无法无耻，胆大脸厚，乃至于此！”
他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权处理盗印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新闻出版报》报眼位置发表“郑重声明”如下：
“最近，在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不法书商盗用我社名义或以他社声义非法盗印我社《围城》一书。盗印者粗制滥造，抬高定价，借以牟取暴利。现特敬告各地新华书店和广大读者谨防上当受编。我社图书从1988年采用国际标准书号，1991年出版的《围城》 共有三种版本。请各地书店及读者予以识别。对非法盗印者，我社将追究法律责任。”
这份“声明”还将该社出版的三种《围城》的开本、书号和定价一一公开列出。
“声明”是1991年2月发表的。但是一直到年底，非法盗印《围城》的浪潮也未平息。
新闻出版署曾专门向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发出《 关于立即查缴＜围城＞盗印版的通知》，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立即将盗印版查缴销毁。接到通知后，各地管理部门派出检查人员到书刊市场进行清理，对盗印者进行追查，但这仍没有一下子遏制住盗印的势头。
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到武汉市新华书店的电话，电话说武汉的武胜路书刊市场出现了假《围城》，社里赶忙派两位同志直下武汉调查，武汉有关部门也派出七人协助追寻盗印源头，但是终无结果。
各地的追查线索也都中断难以深究。
面对此情，人民文学出版社很是无奈。由于出版社对盗印版本占领市场的底数不清，不敢贸然开印正宗的《围城》。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谁是作品的主人（6）
钱钟书先生在多方面的侵权行为冲击下，很难完全静下心来做他的学问。这两年，他除了对非法盗印活动提出严厉遣责外，还委托有关方面打了两场版权官司，一是状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之后》侵权，二是状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汇校本侵权。这后两起版权纠纷，与社会上的盗版活动不同，侵权者是通过对作品的某种加工、某种演绎来达到侵权目的的。
这就涉及到一种常见的侵权类型，它不是盗版那种赤裸裸的侵权，而是侵权者通过对作品的录制、改编、翻译、汇校等等手段，试图得到对全部作品的版权的控制。严格说来，这些手段仅仅是对作品的演绎，使用者从中得到的仅仅是演绎权，但他们却以作品主人的姿态，隔过作者，将版权独自占有并擅自处理。
国外的版权专家有这样一个比喻：版权就好比一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如果你拥有一块土地，你可以将采矿权出售给A，将兴修水利权出售给B，把公路交通开发权出售给C，但只有你才能决定是否派这些用场，因为你是土地所有者。即使把这些项目的使用权出售了，你仍然被认为是这块土地基本财产权的所有者。
作品也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法，可以翻译，可以改编，可以录音，可以表演，但无论如何使用，作品的作者不会改变，作品与作者的关系不会改变，作者对作品的所有权、支配权不会改变。
然而，我们一些出版者误认为；作品一旦由他们出版，版权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所谓“版权所有，翻版必究”，俨然以版权所有者的身份公告天下，其实这是很无知的表现。翻版是可以追究的，但版权并不归你所有。
事情错就错在这种无知上，错就错在这种自以为版权所有者而对版权任意支配上。
国家文物局研究员王世襄花费四十年的精力，编写出两本具有较高学术价植的书：《明式家俱研究》、《明式家俱珍赏》。他把这两本书的出版权授予了一家出版社。之后，这家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签订了合作出版两本书中英文版及文物版的合同。合同规定：出版社将两书的世界各种文字版权转让给香港三联书店。但对作者的一些权益未作规定。
王世襄本来应以作者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字授权，但出版社不愿意让他参与：“我们能代表作者，他干吗参加？”
问题是，出版社根本就不能全权代表作者。作者授权你出版，但未授权你转让到海外。
王世襄决定收回自己的权利。
他说：“我要求收回《明式家俱研究》一书的稿件。除已出版的《明式家俱珍赏》中英法文版不予追究外，其余文版版权属于作者本人。不经本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翻译出版。”
这位王世襄真厉害。他宁可不出书，也要争回自己的权利，弄清谁是它的主人。
“撤可以，你赔偿经济损失吧。”
“赔偿就赔偿。”
“你赔得起吗？”
算一笔帐：因撤回书稿给出版社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三联书店造成的经济损失，写作过程中由出版社投入的人力物力包括编辑、抄稿、复印、车费、旅差费、劳务费、收藏费，还有借出版社放大的数百张图片，该是多少钱？
“赔偿一万五千块吧！”
这个数字把调解人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王世襄听后没有任何犹豫，用他那洪亮的嗓门说了三个字：
“我同意！”
“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调解人问。
“拿不出来可以借。再把我逼急了，我让他们赔偿我的经济损失。”
王世襄要花钱买个明白，看看书的主人到底是谁，版权到底归谁。后来，他自己把翻译出版权授予了香港三联书店，他有这个权利，因为书稿是他个人的。
如果不能佣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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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的创作成果不能像他的财产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被人们随意地采摘，那么，就会挫伤他的创作积极性。如果所有创作者的成果都得不到社会的保护，那就会窒息民族的创造性，最终受到伤害的就是民族和国家。
这不是耸人听闻。中国人关于软件的一百亿美元外汇梦想的破灭，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应明是我国计算机软件方面的专家。与这个人谈话，你会觉得他的脑子就是一个“软件库”。本来，他可以成为中国大规模软件产业的重要指挥者，然而，他无法实现这个理想，现实逼他走上另一条路——软件版权研究。
8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公司设有一个软件部。应明是这个软件部的负责人。随着计算机在全世界的广泛应用，作为计算机程序和文档的软件的开发和出口具有巨大经济价值。仅美国在北美的软件零售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