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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阿苏关系建立之初既不平衡，也不稳固。早在二战后的初期，阿苏关系即存有芥蒂。当年，苏南领导人之间关于建立巴尔干联邦、包括把阿尔巴尼亚并入的问题，曾多次进行会晤磋商，并获得某种共识。加之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经常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和冷落、轻视的态度，加深了一向对此十分敏感的阿尔巴尼亚民族孤立感。
徐：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曾对阿尔巴尼亚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您曾经写文章专门谈中阿关系经历的“春夏秋冬”4个政治温期。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情况，以便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更深入的了解。
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阿于1949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就是两国关系的“春季”。由于我们新中国从建国之初起，就主张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政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稍后又提出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这就赢得了阿尔巴尼亚的信任。
特别是1954年，中阿两国在对方首都建立大使馆，此后两国的政治关系发展得很顺利，经济关系不断增强，文教、科技交流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54年这一年，还互派了留学生到对方的高等院校学习。我就是中国首批派赴阿尔巴尼亚学习的6名学生之一。建立大使馆后，我方给阿尔巴尼亚提供为数不多的无息贷款，赠送了一些急需的物资，如粮食、奶粉等农畜产品、学校实验室的文教用品等。通过科技合作，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传授淡水养鱼、加工服装、制作粉笔等技术。另外，我们还为阿尔巴尼亚访华的各种代表团、组和人员提供往返的国际旅费和整套衣着。阿尔巴尼亚也一再感谢我们对他们处境的理解，感谢我们在自己经济尚处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们“雪中送炭”。阿尔巴尼亚的主要领导人霍查还于1956年来京参加*“八大”，许多领导成员先后访华。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同志也去访问阿尔巴尼亚。
可以这么说，整个20世纪的50年代，中阿两党两国间基本上没有矛盾和冲突。阿对中方十分信任，中方对阿同情有加。双边关系给人以“温暖如春”之感。
20世纪50年代的中后期，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60年代开始对阿尔巴尼亚不断地施加压力，导致1961年阿苏断交。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就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斗争中互相支持。在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较长岁月里，堪称两国关系的“夏季”。1969年4月，就在*九大开幕和闭幕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跟霍查都出面，先后发来了长篇的贺电。他们称：“*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光辉不仅照耀了全中国，而且光芒放射到全世界，让帝、修、反望之发抖。”
这段时间里，中阿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问题，对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苏阿断交后，苏联就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不仅把原先苏联全部的援助项目统统包了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增加对他们的援助，以至于对阿尔巴尼亚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这就使得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几乎所有的领域获得全面发展。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0）
在中阿关系堪称“夏季”的20世纪60年代，为发展这种“特殊关系”，双方均有过非寻常的举措。可以归纳为各自的“三大支持”。就中方对阿方而言，有：一、周恩来先后于1964年、1965年、1966年三次正式访阿，使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二、毛泽东以*中央主席的名义，1966年电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其内容有人们广为熟悉的语句：形容中阿关系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称赞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三、在中国“*”高潮的1968年，因阿尔巴尼亚为反对苏联侵捷而退出“华沙条约”之举，中方一次性就向阿方提供30个成套项目的援助。这个数字占了我国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所有援阿项目的四分之一。据统计，1954年至1978年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建经济、军事项目高达100余个，先后派遣了600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去阿尔巴尼亚从事援建工作。就阿方对中方“三大支持”而言，有：一、比任何国家都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二、在各主权国家中，独家支持中国“*”；三、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它是当年联合国大会这项提案的主要发起国之一。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等国一起，多年来一直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两阿”同我们密切合作，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为数众多的非洲国家，最后，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终于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
但阿尔巴尼亚国家，其主要领导人在涉及跟超级大国关系的问题上，是很敏锐。1969年9月，我们接待赴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阿尔巴尼亚对这件事很反感，当即表示反对。因为中苏政府首脑接触这件事，阿甚至在出席我们建国20周年庆典问题上，还特意降低了规格。本来应该是总理来的，后来降为副总理。1971年秋和1972年春，我们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本人访华，引起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阿尔巴尼亚一号领导人霍查向*中央主席毛泽东写来了指责中方的“万言书”，其报刊据此发表了两轮从措词到内容都极不友好的文章。中阿关系从此进入了“秋季”，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所以，1972年这一年也是我们跟阿尔巴尼亚关系由热转凉的“转折年”。
刚刚我回忆到70年代初的两国关系的往事，基本是可以定位到春夏“两季”。从1971年到1972年开始，由于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接待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启动，导致中阿关系转入“秋冬”。1975年，我本人作为使馆参赞重来阿尔巴尼亚工作，虽然馆内情况还好，但是外界的“形势”日趋恶化了。1976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七大”以来，其主要领导人公开攻击中国内外政策，并对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刁难。到了1978年，阿尔巴尼亚不计后果地反华。尤其是身居高位、左得出奇的那位首脑人物，一而再地亲自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他指名大骂中国领导人，不管是逝世的毛泽东、周恩来，还是在职的华国锋、*，说中国这几位领导人是马列主义的“叛徒”。他还骂黄华外长、主管副外长余湛，刘振华大使。而中国却骂不还口，不予置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人员身居一线，听到、看到的东西可多啦。尤其我们懂阿语的外交官，每天从报刊、广播、电视里，接触到的都是他们的反华声浪。这样一来，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978年秋两国关系破裂。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1）
徐：我们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和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进行会晤，以及我们又先后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和尼克松的举动，使阿尔巴尼亚认为中国“变修”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直自诩是正宗的马列主义政党，稍后又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请您谈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以及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带来的后果。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导思想上一向以“左”的倾向占主导，后来又日益发展为极“左”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对时代问题的认识上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上，思想僵化，片面固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始终没能摆脱“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理论的束缚，陷入“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能自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主政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共召开过八次常规代表大会。每次开会，霍查在其政治报告中都大谈特谈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危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经济危机吞噬着世界上每个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道德败坏、局势动荡，而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则“没有危机和*，只有发展、前进、繁荣、欢乐、团结、革命热潮、乐观主义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在谈到国际问题时，他总要强调：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企图摧毁社会主义，扑灭革命，主宰世界；世界形势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霸权行径而混乱、复杂、紧张，阶级冲突席卷全球。1981年霍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八大”上所作的报告中，甚至惊呼世界正面临大战危机，强调“世界形势孕育着解放战争和革命，孕育着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虽然世界大战的火焰尚未点燃，但是已经爆发的局部战争和已经形成的危险的战争温床可能会导致一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事态的发展表明，不是帝国主义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就是各国人民将制止战争”。
由于对形势和时代的错误判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仅始终拒绝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而且还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加以批判；始终没能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多次丧失发展自己的宝贵机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错误分析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同时，长期推行一条“御敌于国门之外”、“四面出击”、把阿尔巴尼亚变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军事堡垒”的备战方针。该党不顾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耗费宝贵的资金和物资，在全国狭小的国土上修建了数10万个钢筋水泥碉堡，大搞全民皆兵，大力备战，致使全国上下为时刻准备迎击“来犯之敌”而惶惶不可终日。
特别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和苏共、*断绝关系后，更加不自量力，俨然以“国际共运旗手”、“世界人民的指路明灯”和“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大张旗鼓批判南共、苏共、*、欧洲共产主义等“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大力推行“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和积极输出革命的“全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政策。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错误认识和政策，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违背了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更使自己陷入极其被动的国际环境之中。后果是极其严重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周边环境急剧恶化，群众不满情绪爆发。面对危机局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党的领导人惊慌失措，多数中高级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带头放弃共产党的主张，举起社会党的旗帜。 。 想看书来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2）
徐：阿尔巴尼亚党长期推行极左路线，对内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这对阿尔巴尼亚党执政造成了什么影响？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47年，始终实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未进行过经济改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先后有苏东集团和中国的大量援助，阿尔巴尼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家面貌变化较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并把自己贴上“世界上唯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标签。
为显示其社会主义优越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经济领域推行极左政策。这一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70年代中期以后，在实行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完全自力更生”的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除国际贸易外，阿尔巴尼亚拒绝与“帝、修、反”国家进行一切经济合作，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禁止出让租界，禁止“帝、修、反”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公司、合资公司及其他经济、金融机构，禁止接受外国贷款，致使阿尔巴尼亚经济与全球经济严重脱节，大大落后于时代发展，出现资金短缺、物资匮乏、科技落后、设备陈旧、生产率低下等经济困难，并长期得不到解决；二是在农村搞穷过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顾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对阿尔巴尼亚社会发展阶段作出超前的主观主义估量。从1971年开始，把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改成全民所有制，初级社转高级社，高级社转国营农场。国家直接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投资，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实行有保证的工资制。这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政策给国家财政造成不堪忍受的重负。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否定、排斥农民自留经济的作用，限制自留经济数量，砍掉农村的集市贸易，严重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业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70年代中期以后，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倒退，国民收入连年下降，外贸额下滑，赤字增加，食品和日用品供应日益紧张，不少商品凭票供应，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与周边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蓄势待发。1990年7月，在首都地拉那，大批青年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闯入外国大使馆，要求避难和移民。与此同时，在海滨城市都拉斯和发罗拉以及边界地区，也接连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性的外逃事件，全国各地爆发*、绝食、冲击党政机关等群众性抗议活动。在社会骚乱迭起，政局动荡不安的形势中，反对党乘机成立、举事，对执政当局步步紧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则节节败退，最终由于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兵败如山倒。
徐：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执政情况如何？
范：霍查逝世后，阿利雅作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既未*过去的冤假错案，也未纠正党的“左”倾路线，更未提出一条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阿尔巴尼亚实际相结合的、真正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思想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东欧剧变的风潮冲击到阿尔巴尼亚时，大批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受*人员和“*”结成团体，与*相呼应，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讨还冤债，并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层也分裂成“改革派”和“保守派”，双方展开激烈的斗争。尽管高层领导中的“改革派”处于有利地位，把一大批“保守派”开除出党，扫清障碍，以推进改革，但此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元气大伤，失去战斗力。而所谓的“改革派”，实际上是一批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既无深思熟虑的改革思想和理论准备，也无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们不得不在西方*势力和国内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且战且退，直至照搬东欧其他国家社会*派的纲领，彻底放弃共产党的追求，从左倾教条主义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三章 德国有形与无形——柏林墙倒塌的前后（23）
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还是没有摆脱被和平演变的命运。西方势力在促使阿尔巴尼亚党丧失执政地位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守僵化，闭关锁国，同样未能抵挡住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冲击。阿尔巴尼亚长期自诩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始终以极左思想对待外部世界，将苏东国家对传统体制的修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概斥为“复辟倒退”。他们混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闭关锁国、自我孤立的区别，认为只有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与主权。因此，他们进出口要绝对平衡，不允许有外贸赤字，不允许有任何外债，不允许有任何合资经营。他们严格控制老百姓与外国人的来往，甚至对外国入境人员的发型、衣着都有严格规定。然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仍然无孔不入，仅隔海相望的意大利通过广播电视反复宣扬的“自由和富足”的西方生活方式，就引得不少阿尔巴尼亚人的矛盾被激发出来。社会上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示威，另一方面出现大规模的外逃，海上偷渡或闯入外国驻阿使馆要求避难。东欧大多数国家剧变发生后，西方国家便将阿尔巴尼亚视作“斯大林主义在欧洲的最后一座堡垒”。他们借机加紧对阿的和平演变，中断了与阿尔巴尼亚本就不多的一切往来，大加施压，使阿尔巴尼亚处于极度孤立之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外交困，最终走上了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一样丧权垮台的不归路。
徐：*总书记在论述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重大思想时，曾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曾经长期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特别是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您认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所丧失先进性，进而导致丧失执政地位，主要原因是什么？在党的建设方面有什么教训？作为*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中应当得到什么启示？
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其前身为1941年建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更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成长和执政过程中，有两点不同于其所在地区的东欧多数国家原共产党、工人党：第一，主要不是靠外部因素，而是自己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德法西斯先后占领本国的情况下，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国。党在人民群众中有过深厚的基础。第二，阿尔巴尼亚党从不搞“右倾机会主义”，而总是以“左”的一套路线、方针建设社会主义，并以此参加国际共运活动和奉行外交政策。但阿尔巴尼亚党一贯保守僵化，没有与时俱进，没有把理论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不再具有先进性，从而失去群众，丢掉政权。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