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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两个正反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综合的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一般物价上涨），日本在1970—1985年期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89年期间放大到17％左右；德国（前联邦德国）在1971—1985年期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91年期间大约为。正是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经济的转型绩效拉开了差距，并让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txt小说上传分享
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2）
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而言，日本银行希望利用低利率来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同期石油价格下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升值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基于这个判断，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的5年时间，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降低到％的低水平，并容忍持续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不断流入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中。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真的“消失”了，实际上流动性资本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日元升值期间，金融缓和政策是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推手。
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事实表明，偏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急剧升级以前，宏观经济一直受到流动性过剩的拖累。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一直控制在二位数以内，但股价、房价却出现了幅度惊人的上涨。这种状况的货币政策背景与日本不无相似，即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仍为负，信贷规模增加迅速，货币供应保持着相当宽松的环境。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很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在2005年以来资产部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但对我国传统“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格局的矫枉过正也可能激发了极具破坏力的风险。
对此，财政政策应该进行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可以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可能。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将集中起来的流动性，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投资、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会减轻对股市和大城市房价的直接压力，并有助于夯实社会福利体系，这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挑战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将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总理曾对内地股市增长过快表示过担忧，但同时指出政府应采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控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待发展。
总之，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成长烦恼”，相比别国经验，这些烦恼可能因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而被放大，但中国的这些烦恼并不特殊。透过繁芜丛杂的经济增长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最优转型路径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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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刘易斯拐点（1）
2010年春节刚过，用工荒就在各地蔓延开来。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的用工荒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在工种上，不仅是技工和管理人员缺乏，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二是在地域上，不仅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内地企业招工也出现了困难；三是在严重性上，用工荒愈演愈烈，有成为常态之势。
这些特征表明，用工荒不会是一个暂时现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转折点即为“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发展经济学家，他认为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开始时城市可以不变的工资找到无限多的劳工，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但到了某个时刻，城市除非涨工资，否则就不会有新增劳动力进城工作，这个时刻就称为刘易斯拐点。珠三角等地外资企业出现的罢工潮和加薪潮，就是刘易斯拐点临近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从定义看，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刘易斯拐点的临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不应该视为洪水猛兽，总体来说是一个积极现象。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将全方位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现状，而这些改变将会让更多普通劳动者更有尊严、更幸福地活着。
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普通工人的待遇才能真正逐步改善。10年来，沿海地区工资水平基本没有改变，而中国的出口和经济总量均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普通劳工并未享受到他们自己创造的经济财富。工资水平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劳动力技术的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调整弊端诸多的粗放式生产结构有着关键意义。
实际上，当前工资水平的上调并不真实反映了中国已进入了劳工短缺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过去劳工待遇过低的一种调整。从一般商品价格到耐用商品价格，在过去这段温和通胀时期均有了明显上涨，生活成本也就明显增加。相应地，从公务员到一般白领，过去10年工资福利也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普通工人工资的增加则极为有限。
刘易斯拐点的临近也将开启消费拉动型经济时代。尽管存在统计数据低估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问题，但中国的投资和出口长期以来超高速增长是显而易见的，未来经济最大的增长动力只能来自消费。拉动消费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收入水平更加公平，因为低收入者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二是增加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数据显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的下降，反映了家庭收入相对企业收入和国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显然，普通劳动者工资待遇的改善将从总体上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此外，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社会中进行“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而“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因而，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将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 一个家庭的收入只能是由这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构成。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就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你好，刘易斯拐点（2）
人口结构转变之后，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是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压力，但这是否就会逼死企业，而不是促进企业顺利转型？答案是复杂的。一些人担忧用工荒导致加工资，将使得中国制造丧失低成本优势。静态地看，就中国制造业当前所处的分工位置，消化成本提升的空间十分有限，一定幅度的劳动力价格上升对一些产业和企业来说就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鉴于中国的国情，劳动力成本不大可能转变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短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但相比而言，仍然是相对低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庞大的劳动力而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现在一听说用工荒，好像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实际上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等着市民化。这需要一个壮观的城市化进程来完成。
更要紧的是，低劳动力成本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甚至是一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条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增长呢？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再有，我们时常抱怨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无法自拔。
人口转变与增长方式成功转型的关键点在于技术进步能否同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中国的劳动力是贵了，但变贵了的劳动力要能被世界市场认可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提高之后，中国企业就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负担转移给国内外消费者。
劳动力的减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坐等人口转变催生技术进步可能过于乐观了。加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资本形成需要一个周期，这正是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仅限于中学阶段。基础教育的普及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提供了强大支持，但可能无法支撑中国制造业进一步转型。
此外，人口转变也不会自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结构调整的要义所在。前苏联曾经有过辉煌的产出增长记录，但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实现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体制改革而出现过若干次跳跃式的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动能已经释放殆尽。金融等部门深化改革开放，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这需要一系列积极的举措。
结构性调整主要依赖于市场，这包括人口转变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变化，但更多的是管制上的放松。金融危机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国的问题是距离自由市场体制太远，而不是太近。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资源的方式，中国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在过去，政府将大量资源直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而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础设施更值得政府去做。这是结构性调整动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费和服务业才能更快增长。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办好的事情。
有报道说，一个外国驻华官员雇了两个家庭司机、两个家政人员，而这位官员在自己国家却一个人都雇不起，甚至连装修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刘易斯拐点提示我们，中国正在经历类似转变。我们应该用开放积极的心态，迎接这一转变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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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1）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智力游戏。次贷危机虽未直接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但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已导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并引发对经济走势的担忧。金融危机中，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40％的出口部门曾以超过20％的速度萎缩。自危机爆发以来，很多学者断言，在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增加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出口型经济体将难以复苏。
出口是中国经济起飞最主要的引擎，这是我们过去各种文献的主要结论。危机之前的2007年，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40％，自2001年以来翻了一番，贸易依存度（进出口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接近70％。这两个数字远远高于美国、日本（被认为是出口导向的）等大国，以及印度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很好地解释了出口规模的膨胀，中国拥有规模庞大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长期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处于一个良好状态，人口红利效应显著。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强调了中国市场体制背后的强势政府，并且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在几十年前就强调，政府有意地实现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能够引导后进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笔者最近阅读的一篇文献就呼应了这一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eniel Rodrik）指出，对一国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出口什么，而不是出口多少。他认为，出口部门之所以对中国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中国出口规模的庞大，而在于出口产品“质”的特制。显然，如果中国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生产，那么中国集中生产和出口的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罗德里克的证据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要比人们一般认为的高得多。中国的生产和出口模式与其收入所处水平不相对应，也偏离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出口部门较高的利润吸引了更多企业跟进，经济资源就会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这种由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及结构调整引发的经济增长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
在考量这些观点时，不由得让人想起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先生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关先生曾在《亚洲时报》上撰文发问，为什么日本不害怕中国制造？他的答案时，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大量包含了国外企业的产品，“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 by China”（由中国制造）。中国出口的产品包含很多诸如“日本制造”、“台湾制造”、“德国制造”的外国投入品，这些进口的零部件并不构成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每出口100万美元的产品，就需要进口50万美元的中间材料，而且越是高科技产品，这种进口成分的比重就越高。
这代表了研究出口对中国经济重要性的另一种视角。的确，因为中国的出口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加工业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出口实际上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并不大。按生产法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原理，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附加值的概念，并不包括中间投入品，无论这种投入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安德森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原因。用他的话说，所谓“脱钩”与否的争论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中国经济从未与美国真正挂钩。通俗地说，与美国脱钩是指，中国经济从来就没有看过美国的脸色。或者说，美国打喷嚏，中国却挺好。如果是这样，那么出口的下降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灾难。
中国失去出口，经济将会怎样？（2）
事实上，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衡量出口在一国经济中重要性的可靠指标。中国并不是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国家。2006年马来西亚的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100％，越南2007年的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超过90％，新加坡甚至达到了201％，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类似。显然，尽管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接近1甚至超过2，但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认为马来西亚的出口部门可与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等量齐观，或者新加坡的出口部门是其国民经济的两倍。换句话说，假如马来西亚停止任何出口，那么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会下降为0；同样，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不可能由正转负。因而，出口/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出口依赖程度的合适指标。
要评估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贡献，就必须统一核算口径。当用一个比例表示贡献度时，分子通常是分母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度量口径不一致，出口中有些部分不构成国内生产总值。具体而言，出口数据中的两部分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需要扣除的。一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部分，比如来料加工产业中的进口部件；二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在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部分，比如有国内企业提供的原材料。扣除前一部分很好理解。后一部分之所以要扣除，是因为在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它们也是不计入的。只有将其扣除，出口数据与国内生产总值才有可比性，并体现出不同出口结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差异。比如，当我们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中国出口100万美元的服装只计入其中国内增加值部分，比如10万美元；而美国出口100万美元的软件，其中计入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内增加值可能高达7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是出口100万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大相径庭。这是关键点之一。
出口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视角。如果从宏观经济景气周期来看，出口下降可能并不会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构成重大挑战，因为出口商品中的增加值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算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即便出口在下降为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假设了“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假定出口下降不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其他引擎。这是个在长期里难以成立的苛刻假设。如果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出口的长期萎靡必将会拖累消费、投资等其他部门的增长，并会严重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显然易见，如果没有出口，中国经济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热门美剧《寻人密探》中有一个理论： 要了解一个失踪的人会去向何方，就要先了解他过去都经历过什么。中国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2000—2001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但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