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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政策行动都变得无力而又危险，而全球范围内政策目标、政策手段、政策效应的主动或被动协调则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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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国际金融秩序从霸权时代转向多元时代的物质基础是全球经济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则是差异化，差异化的复苏意味着差异化的政策需求，而差异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层面的政策协调。风物长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难遇的危机也仅仅是历史梦境转换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终将变成逝去的历史。步入长期的后危机时代，危机时代的“基本面趋同效应”和“政策协同效应”将逐渐缩小并消失，自然禀赋、制度特征、增长模式、历史沿革和风险结构的内在差异将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特征。不仅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差异一如既往，而且两大集团内部的分化也更趋明显。在发达市场内部，美国经济的复苏韧性和增长质量高于欧洲和日本；在新兴市场内部，“金砖五国”的复苏力度要高于其他国家，亚洲新兴市场的复苏力度要高于中东欧、非洲和南美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的复苏稳定性则要高于同为“金砖五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复苏差异性的波动加大导致复苏利益争夺更趋剧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趋复杂，各国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并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内生欲望和实际能力不断增强。多元中的各个“元”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更容易产生彼此矛盾、冲突并于整体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结构，如果没有更广泛、更有力、更紧密的政策协调，那么博弈将自发地把全球经济从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导向政策面上的“以邻为壑”，最终引致一个集体非理性的尴尬结局。
概而言之，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了人类货币史从“霸权时代”向“多元时代”的第二次梦境转换。在这一虚虚实实的时代变迁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时代的内生稳定性。实际上，从梦境转换的引爆因素和物质基础两个方面深层次分析，多元时代并不是内生稳定的，其蕴藏的不确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权时代“霸权国引领—非霸权国跟随”的政策自发协调机制也将彻底失灵。自亚当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现代化以来，经济稳定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稳定既然无法内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通过更具规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协调才有望实现多元时代的经济、金融稳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全球政策协调的改进？方向有五个。
其一，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协调”的客观潮流，放弃对“单极”稳定的无谓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协调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习惯于霸权时代“跟随式协调”的国家并未真正认识到基本面“不协调”的趋势性和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看，全球经济多元化和差异化的本质属性是新时期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经济映射。正如亨廷顿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冲突引致经济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协调方可引致稳定。但值得强调的是，协调仅仅是协调，并不意味着全球政策的统一制定。无论是对重启金本位的莫名期许，还是对单一超主权国际机构或国际货币的美丽憧憬，都是不切实际的。历史从不倒退，任何本质上重新回归“单极”的选择都将被经济、政治多元化的历史洪流冲垮。
其二，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减轻甚至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的经典理论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决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选择将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质博弈均衡，个体理性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非理性。2011年则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现实案例：由于对彼此经济状态和金融市场状况缺乏足够沟通，上半年，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都在虚幻的“全球大通胀”压力下进行了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势逆转又将全球经济逼入二次探底的险境，许多货币当局，包括欧洲央行，又不得已地改弦易辙，再度降息。如此反复不仅让这些国家丧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风险的先机，又减弱了其应对外部风险传染的能力。避免集体非理性的尴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开信息隔阂，让个体决策拥有更真实、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而消除全球范围内的信息不对称，势必需要增加并增强国际政策交流的高层平台。其实，人们不必对G20峰会、APEC峰会之类的全球性高层对话平台产生什么样的“共同协定”太过纠结，只要有足够的信息交换，其对全球博弈和政策协调的潜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视。
其三，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增强超主权国际机构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避免危机的频繁出现和不断升级。盗梦空间是不稳定的，而比某一个不稳定梦境更不稳定的，则是梦境的频繁切换。追求多元时代的经济稳定，迫切需要避免作为梦境切换引爆器的金融危机反复恶化并不断升级。而这则需要对超主权国际机构救助能力和协调能力的有力夯实，超主权国际机构不是统一政策制定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强这个平台的凝聚力，各国才更有希望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
其四，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强区域性政策协作，避免“珠圆玉润”的多元演化为“棱角分明”的多极。多元和多极是两个概念，前者蕴含着每一个元内部的协调和均衡，而后者则对应着单一元内部的霸权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为多极，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建设，进一步消除各大区域内的贸易壁垒，加强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让每一个元都能实现内部和谐的共同发展，进而让区域内政策协调具有更强的物质基础，并为各“元”间的政策协调奠定基础。
其五，改进全球政策协调需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减少协调的难度，本质上需要减轻全球经济的差异性。尽管差异性难以根治，但可以通过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的资源转移加以缓解。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政策协调和全球反贫困本质上是同一场战役，反贫困不是强势国对弱势国的施舍，而是两者相互协调、互促共进的需要，因此各国、特别是强势国家，应投入更多、更大的力量避免马太效应的激化，这将是利人利己、功在千秋的理性选择。
相关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
程实微评：梦境和现实一样真实，现实和梦境一样虚幻。《盗梦空间》讲述了一个专业团队在多重梦境中不断穿越的故事。说实话，这是一部大量消耗脑细胞的影片，和《蝴蝶效应》有很多神似的地方。如果不是非常聚精会神，你很难搞清楚帅哥莱昂纳多在不同场景中翻腾跳跃、耍酷卖萌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爱情、为了救赎、为了金钱、为了科学，还是为了其他更深邃又更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实，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分清梦境和现实，只需转个陀螺就可以。陀螺停下，那就是现实。最后，我内心一直藏着一个邪恶的疑问：为何这部电影总是让我联想到王朔的《给我顶住》呢？
相关电影：《盗梦侦探》（Paprika）
程实微评：《盗梦空间》的灵感来源；如果喜欢宫崎骏，一定要看看今敏的电影。《盗梦侦探》还有一个很四川的名字叫《红辣椒》，它的剧情、音乐、图像和构思，甚至包括海报，都给人一种火辣辣的灼烧感。从内容上看，《盗梦侦探》和《盗梦空间》极其神似，也是一个关于在梦境中识破阴谋、发现真相并找到真爱的故事，可敬的是，它的拍摄要比《盗梦空间》早了许多。该片导演是日本动漫大师今敏，在很多人眼里，他的成就并不逊于宫崎骏。在短短47年人生里，今敏留下了许多或是发人深省、或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除了这部《盗梦侦探》，《东京教父》是我最喜欢的，另外还推荐《千年女优》和《未麻的部屋》。其实，每每想起《盗梦侦探》，那些古怪物什在大街上游行时的背景音乐就在脑中回荡，实在是诡异、奇妙而又摄人心魄，就像今敏作品的风格，飘逸、跳跃又带着一点温暖的感觉。
7％的时空漂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经济启示：不必为7％太低而烦恼，因为中国经济能长期保持7％增速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最震撼的体验，不仅是思想上的颠覆，更是对颠覆本身的再颠覆。影像世界如此，经济世界也不例外。影像世界中，天才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完成了摄人心魄的颠覆与再颠覆。电影前95％的内容将少年派海难求生的惊险困境描绘成童话般的翡翠梦境，填满了飞鱼扑面的惊喜、水母荧光的梦幻、蓝鲸鱼跃的壮丽、沧海小岛的丰饶和苍穹虹光的绝美，甚至连与极怒海涛、绝境猛虎的斗争，也闪耀着力量、野性和神迹的光辉。直到电影最后的5％，翡翠梦境背后残酷、冰冷，甚至恐怖的事实才异常突兀地呈现开来。对于观影者而言，究竟该相信奇幻漂流的梦境故事，还是人伦尽丧的求生故事？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其实也无须去选择，因为前者代表着困境中的希望，后者代表着现实中的自省，这两点，不正是推动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吗？
回到经济世界，就像少年派遭遇了海难困境一样，百年难遇的金融海啸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灾难，而随着危机震感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市场的渐次扩散，此前一度脱钩复苏的中国经济也自2012年起进入了增长减速期。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超出了市场预期，各大国际机构和知名投行纷纷下调增长率预估值，从“8”时代进入“7”时代已经不可避免。而“十二五”规划中对7％增长率的目标值确定则进一步表明，7％可能不仅是危机冲击下的短期现象，更可能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长期趋势。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将7％视为低速增长、轻度萎靡的标志。那么，7％到底意味着什么？7％会把中国经济引向何方？其实，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中国经济虽然邂逅了增长失速的困境，但借由历史视角，从增速对比、规模赶超、情景比照、民富追赶和盛世比较五个方面深入剖析，7％的时空漂流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靓丽色彩。
其一，从增速对比角度看，7％可谓凤毛麟角。就中国而言，7％貌似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就世界经济历史而言，7％的长期增速足以傲视群雄。在1980—2011年的32年间，全球184个有统计的经济体中，仅有10个实现了7％以上的年均增长原始数据取自IMF和彭博，除引用学术文章数据外，下文不再特别说明。，中国以10。01％的平均增速位居第三，除中国外，其他能够实现7％年均增长的都是如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和东帝汶的小经济体，中国经济规模（2011年）是其他9个7％俱乐部成员规模总和的47倍。最接近7％俱乐部的重要经济体是年均增长6。95％的新加坡，中国经济规模是其28倍。在全球经济规模过千亿美元的61个经济体中，除去中国，没有一个能够在过去32年实现7％以上的经济增长，而根据IMF的预测，也仅有2个经济体有望在2012—2017年实现年均7％以上的增长。在全球经济规模过万亿美元的15强中，则仅有印度有望于2012—2017年实现超7％的年均增长，15强过去32年和未来6年的平均增速为3。35％和3。17％。由此可见，结合历史和未来来看7％，一个经济体能在长期中实现7％的平均增速实属不易，而如果这个经济体恰恰又经济规模较大，则更加难能可贵。
其二，从规模赶超角度看，7％不改崛起大势。和平崛起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主题，从10％到7％，会产生怎样的影响？IMF预测，2017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的全球占比将上升至18。306％，超过美国同期的17。738％。当然，IMF的预测显然过于乐观，存在汇率和增速两方面大幅高估的问题。笔者利用历史数据进行了测算，如果不考虑2011年以后的实际汇率变化，美国保持近32年2。6％的增长均速，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9年中国名义GDP将达到24。6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3。9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12年起，只需坚持7％的增速17年，中国经济将实现规模第一的历史性超越。如果经济增速从7％提升至8％，这一历史时刻也仅将提前3年。从这个角度看，7％和8％并非天壤之别。此外，回眸历史，1986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达到25。19％的阶段峰值，过去32年的平均占比则为23。15％，如果世界经济保持过去32年3。36％的增长均速，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5年以购买力评价折算的中国GDP全球占比将超过23。15％的美国历史均值，2028年则将超过美国阶段性峰值。也就是说，自2012年起，再坚持7％16年（虽然由于汇率折算问题，这一结果稍显乐观了一点），中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其三，从情景比照角度看，7％实为难能可贵。尽管很多人对7％并不满意，但纵观其他经历过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历史，7％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成长高速。由于2011年中国72万亿美元的名义GDP已处于全球第二位，所以就规模发展的历史而言，只有美国有类似经历。1995年，美国GDP达到7。4万亿美元，随后16年，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年均值仅为243％，远低于7％。从人均水平考察，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3美元，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经济体数量较多，美国、新加坡和韩国都是有比照意义的案例。1971年，美国人均GDP达到5430美元，随后20年，美国实际GDP年均增长3。06％，随后30年，年均增长3。22％，随后40年，年均增长2。83％。1981年，新加坡人均GDP达到5489美元，随后20年，新加坡实际GDP年均增长6。91％，随后30年，年均增长6。6％。1989年，韩国人均GDP达到5429美元，随后20年，韩国实际GDP年均增长5。47％，随后22年，年均增长5。43％。由此可见，对比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历史，处于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水平的类似状态下，没有经济体，特别是规模具有可比性的大经济体，能够实现7％的高速增长。也就是说，站在当下中国经济的这个起点，能够跑出7％的速度已是难能可贵。
其四，从民富追赶角度看，7％有利国计民生。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是规模虽大、人均不强，那么7％会带来怎样的变化？2011年，尽管中国人均GDP跨过5000美元大关，但在全球有统计的184个经济体中仅排名第89位，同期，全球有63个经济体人均GDP过1万美元，40个经济体过2万美元，29个经济体过3万美元，10个经济体过5万美元，1个经济体过10万美元。人均GDP的变化取决于分子分母两个变量，1980—2011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从最高时期的16％左右缓步下降，并在2007—2011年维持于0。5％左右的水平。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不考虑2011年以后的汇率变化，中国人口保持0。5％的匀速增长，中国经济则以7％的速度增长，那么，2021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如果增速从7％升至8％，达到这一水平仅会提前1年。也就是说，只要保持7％的增速，从2012年算起，不到10年，中国就能从民生角度初入较为富裕国家的行列。如果美国人口维持近几年0。7％左右的增速，美国经济维持2。6％的历史均速，中国的相关假设不变，那么2024年，中国人均GDP对美国人均GDP的比例，将从11％升至20％。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7％增速对改善民生的长期提振作用已然不可小视。
其五，从盛世比较角度看，7％尤胜康乾盛世。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不仅留下了璀璨文明，也创造了不少经济辉煌。根据麦迪森和其他经济史学者的研究，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依旧处于世界之巅。那么，回望历史，7％对于中国而言究竟是快还是慢？根据管汉晖和李稻葵（2010）的研究，1402—1626年间，明代年均GDP增速仅为0。29％；而利用刘逖（2009）研究中的结论数据进行测算，康乾盛世期间，1680—1800年，中国GDP从724百万两银升至3287百万两银，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1。27％；以10年为一个阶段，康乾盛世120年间发展最快的三个10年分别是乾隆年间的1750—1760年，康熙年间的1680—1690年和1620—1630年，其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35％、2。96％和2。74％。由此可见，7％从数字角度看尤胜康乾盛世。此外，根据麦迪森的研究，1820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为32。9％，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中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就能于2035年重回这一占比水平。尽管对古代GDP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这一历史对比依旧足以表明，7％的经济增速在中国经济史中也实属罕见。
总之，种种测算显示，7％的时空漂流也是奇幻漂流，7％不仅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数字，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神奇的、有魅力的数字。将增速下滑视为纯粹的困境、对7％大失所望显然有失偏颇。
不过，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最后5％展示的那样，梦幻般的故事往往潜藏着残酷的事实。派的奇幻漂流如此，7％的时空漂流亦然。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真正值得担心的，并不是经济增速降至7％会怎样，而是在人口红利减弱、阶级固化显形、两极分化加剧、起飞效应降低、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困境中，能否利用结构调整、资源整合、金融改革和民生激励来实现7％的长期增长。有鉴于此，中国经济既需要着眼未来，正确认识7％，对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