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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儿哞哞（3）
“牛儿子怎么还不拜天地哩！”我等得不耐烦了，不禁喊叫起来。周老太爷这时才和颜悦色地把我搂在怀里，点燃叶子烟杆说：“快了，牛儿子就要拜天地、拜四方了。”
果然，不一会儿，牛儿子用水汪汪的眼睛好奇地看了几遍周围的人群后，那流线型的肉腿就像折尺般地收拢过来，一纵身站起来了。刚要起步走路，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草堆里。我就听见周老太爷像司仪般地拖长声音喊：“一拜天地——” 牛儿子稍事休息，第二次站立起来，试图举步，“扑通”的一声又跪了下来。周老太爷又拖长声音喊：“二拜四方——”
当牛儿子再次出现这套动作时，周老太爷又喊：“三拜高堂——”
事情非常凑巧，牛儿子三次站立三次仆倒后，走路像是练会了。它第四次站立起来后，在牛棚里走了几步像样的路，就一头钻进牛妈妈的肚皮底下，用头去撞那鼓鼓胀胀的大*。周老太爷就顺势把*塞进牛犊嘴里，说：“牛儿子的祭拜已经完了，你们都回去睡觉吧！”
第二天，他家后院的大桑树上，就挂了一个红布袋。大人们说，那里面装的是牛儿子的胎盘，是请苍天保佑牛儿子免灾免难。
我把刚才想到的这些情形告诉了屠生，屠生一本正经地说：“你还是读书人，那牛犊生下来后，是在练走路，拜什么天地？那胎盘挂在大桑树上，是告诉社员们，他家养的牛下崽了，这段时间不能用。”我说：“那是，那是。可是那周老太爷对牛儿也爱得太深了，可惜他已经谢世了，要不，咱家乡的牛儿，还会遭斩草除根的祸殃吗？”
屠生叹了口气说：“老弟，时代过去了，比不得呀！”接着他反问我，知不知道那牛儿子的下落？我说：“不知道。”他点燃一支烟，吐一个圆圈后说：“那你就听哥子讲来。”
他说的时间，是我参军后的第二年春天，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李秋娃给生产队犁秧田回来，扛着犁头，吆着那头已经6岁的牛儿往家走。过响水滩石桥时，牛儿一个“硬底滑”踩虚了脚，四仰八叉栽进了两丈以下的河水里。简直是石破天惊，全队社员赶来了。李秋娃为稳住大家的心，忙说：“猪浮三滩，牛浮四海。水牛下水，问题不大。一会儿就会自己游过来。”可是过了半个时辰，那水牛如漂浮物泡在河水里，怎么也游不过来。社员们急了，下水去把它拖上岸来。原来，这水牛因个大体重，下水又猛，水面的弹力已将牛儿的尾椎骨闪断，完全瘫痪了。周老太爷当时就蹲在河边呜呜地痛哭不止，李秋娃也吓慌了，一纵身跳进河里要自杀。全队人救了李秋娃，又用四根杠子扎成八人大轿，把牛儿抬回了周老太爷家的牛棚。全队上年纪的人哭成一团，骂李秋娃断子绝孙。周老太爷从公社请来兽医，煎汤熬药，石膏夹板捆腰，什么办法用尽，牛儿还是站不起来，见了他就流眼泪。两个月过去了，这牛儿一身肥膘掉了一大半。就有镇上合作商店的朱经理带一厨师来到队里，找到干部要买下这牛儿做菜牛。周老太爷闻讯赶到，一步冲到厨师跟前，恶声恶气地吼道：“要杀牛，你先杀我！什么混账东西。吃了我们种的粮食，还不过瘾，还要来吃我这牛儿子。你祖宗三代不得好死！”说完、骂完，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朱经理连忙解释说：“周老太爷，不是这意思。这牛是治不好了，最后还是死。不如趁它还有些肉，杀了还可以卖几个钱！这完全是一片好心，完全是为社员们着想嘛！” 。。
牛儿哞哞（4）
队里干部看实在不可能杀牛了，劝走了朱经理他们，又安慰了周老太爷。之后，他更加精心地护理这牛儿。
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大约还没有治好高位瘫痪的先例。半年后，那牛儿还是死了。那时，农村生活还很困难，周老太爷怕人去吃了这牛儿，就将它埋在了他后院的竹林里，又请来石匠錾石立碑，上书庄重的隶体：“吾儿千古”。
讲完这故事，屠生眨眨眼睛说：“你龟儿子听入了神，怕又在收集啥写作素材。”
我说：“我首先考虑的倒不是这些。吾乡既有爱牛如子的美传，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又提高了，牛饲料也多了，就应该把牛儿养得更好嘛！”
屠生一脸正经地说：“搁倒起！你以为人的生活好了，思想觉悟就提高啦？没那回事。实话实说吧，现在是人心不古啊！”
他接着往下讲：“前些年，那几头牛每次还没断气，组里一伙小青年就跑来了，下刀子的下刀子，剥牛皮的剥牛皮，取下水的取下水，一头牛最后被分得尸骨不留。狗日的几个内行，还因为牛肝子分不平打过架。说什么‘牛肝马肺猪大肠’，是上了书的。牛身上最好吃的就是那肝子。你说这些人有心肝没有？”
“牛都吃了，卖了，村民们犁田莫非都用拖拉机？”因为语文老师讲《分马》那堂课时就讲过：“同学们，你们一定要爱惜耕牛，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祖宗们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殊产物，要不了多少年，耕牛就会消失，铁牛就会普及。农民们耕田犁地，往拖拉机的驾驶楼里一坐，‘突突突’一天下来，几十亩田地就耕翻完了。那时候你们要看耕牛，到动物园去找吧！”
屠生哈哈大笑起来：“你做梦去吧！村里有几户人家，是早买下了拖拉机，可全都用来跑运输，挣现钱！”
“那冬田怎么犁？插秧前的陈水田又怎么耙？”
“这可就叫做英雄创造历史了。过去的历代农民，都是牛儿耕田耙地，现在不同，全是人挖。”
我瞪着一双牛眼睛不得其解。
屠生说：“你这个书呆子呀！农民们是有办法的。他们从牛儿早已绝迹的外乡学来了一套技术，让铁匠打了一巴掌宽、两尺多长的一种挖田工具，叫做‘田锄’。立冬时分，一家人就扛着田锄，到冬水田去挖。一天下来，一个个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浆。干活速度也慢得多，但农民们说：‘这还是比养牛合算。养一头牛，弄得几家人生气。’”
我说：“耙田耙地呢？”
屠生说：“也有办法。耙还是那种耙，只是由牛拉变成了人拉。壮劳力两个，像牛一样在前面拉耙，年长的在后面掌耙。一家人两三亩田地，一两天也能耙完。”
我仰天长叹一声：“这不是又回到刀耕火种的年代了吗？”因为20世纪60年代初有过这事，那时农民耕种自留地受到限制，禁止使用耕牛，只能使用这种笨办法。
屠生说：“是，是这么回事，可话不能这么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说不定哪天又会生出什么新法子。”
我说：“新法子就看你想不想。你屠生在农村就是搞信息、技术致富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回去就买他几头耕牛，专门成立一个犁田耙地服务组，农忙时就专门出租耕牛、犁铧，合理收费，说不定还能富起来呢！”
“搁倒起，现在咱家乡农民小心眼儿多得很。一会儿会说你收费高了，一会儿说你又赚了多少钱，这种生意干球不得！”
屠生一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哎哟”一声，告辞就走。我送别屠生回来，心中升起一层“秋风归来自掩门”的惆怅：农民没有了耕牛，田园少了一种诗画般的情趣，语文老师当初的预言正打歪中……“回首笑牛牯，指鞭问牧童”，难道多情最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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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在唤我
离乡为官。芝麻大点，也少听人直呼其名了，唯一个苍凉而略带拖音的呼唤：“高如——”如幽谷传音，时时响在耳畔。
11岁那年，我初小毕业。每周都背上几十斤重的红薯、酸菜、劈柴和一二碗大米去20多里外的异乡槐树高小住读。本来，我们乡是有高小的。只因一场“大炼钢铁”，老师抽走了，学校也随之散伙了。母亲说：“这么小的娃儿不读书，乡亲们要笑话哟。”经过乡里一番周折，我才入学了。每当我离家时，母亲就眼泪汪汪地送行。终于，她不忍心我每周回家，所需东西由父亲或乡亲们赶场时送来，或课间休息时交我，或放到传达室。这些我都习惯了。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上数学。正听得入神，忽然“高如——”一个缓慢得有些战栗的呼唤在楼下传来。这是母亲的声音，我本能地毫不含糊地答道：“唉——！”
课堂上一阵哄笑，我也一阵脸红。后悔自己的山气。
讲课的杜中全老师瞪一眼起笑的同学，转身出教室伏在栏杆上向院中的母亲说：“大娘，你等一会儿，高如同学正上课呢。”
下课后。我把母亲领到宿舍，趁没人，埋怨她不懂规矩，不该这样大声喊叫。她并不计较什么，只是笑眯眯地打量我，好像三五年不曾见过似的。随后，她从背篼里边取东西边吩咐道：这大米是才捣出来的，糙一些，要多煮一点时间；酸菜已用油盐炒过，吃时不要加啥。又反复问我记住没有，我说记住了，她就从怀里掏出一卷手帕，层层打开，先取出一角钱，说这是一周的灯油钱，足够了，夜自习时灯开大些，不要伤了眼睛。再将其余的5角钱也一起给我，说这是才在街上卖5个鸡蛋的钱。有时做饭来不及，就到门口摊子上去吃。
我胡乱收下。盼她快走。她背上背篼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买胶鞋的钱，你爸帮供销社挑货都快挣够了，下场就买好送来。说完，她眼里的泪已滚了下来，背着背篼逐渐远去。
20多年后，我当了父亲，母亲从老家西充农村来军营带小孩。由于住房紧张，她只能在公用厨房里安一间铺，算是夜晚的归宿。每晚待妻和孩子入睡后，我便到厨房的饭桌上看书或写点东西。她总是拘拘束束地坐在床沿，像是守候，又像养神。那夜，我为赶写一篇文章，晚饭后就动笔，开初还顺利，后来“卡壳”了，一字不出。我凝神发呆，继而唉声叹气，甩笔开骂。
母亲像是吓住了，也随之不安起来。坐不是，站不是，嘴唇翕动着，又不出声音，终于一个轻轻的呼唤发出：“高如——你是哪个字写不来嘛，不要瞒到起，去问问你媳妇嘛！她大学毕业。”
我顿时像被触怒了，脱口而出：“你胡说啥哟，文章写不出来，不等于字写不出来！”
她瞪着眼睛愣神，半天才说：“那啷个办哩，我是睁眼瞎，又帮不了你的忙！”隔一会儿，她有了办法，那就是安慰：“高如——你不要着急嘛，那‘陈花鼻子’（南充川剧名丑陈全波）该是聪明人嘛，那年子到我们街上演川剧《做文章》，一晚上都做不出来，还不就算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随即一眶热泪滚出。
今年春节。母亲又从乡下来与我们团聚。每晚她不看电视，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孙子小戈身旁，看他做作业，似乎那就是最大的享受。孙子知道奶奶是文盲，常常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一次，他合着书本背诵汉语拼音声母、韵母：“ɑ，ｏ，ｅ，…，ɑｎ，ｅｎ，ɑｎｇ”，母亲就皱起了眉头，过来小声问我：“高如——现在的娃儿读书，啷个不念‘人之初’，尽学些怪声怪调的鬼叫唤呢？”我妻笑得前仰后合。我则平静地说：“妈，这不是鬼叫唤，是汉语拼音，基础课。”她听后似懂非懂地说：“老师这样教的，那就不会错。高如——你要经常‘盘盘’小戈的作业，他恍惚得很！刚才又在做怪动作。”
我喉管发硬了，忙说：“妈，一家人就是把他惯坏了。让你操心。”她却说：“你小时读书，还不是恍，全靠老师和大人管教出来的。”
最近，家乡编县志的同志来访，我才得知，生我养我的西充县原本是川北有名的文化县，从西汉的纪信到当代的张澜，很出了一批文人壮士。多少年来，倚文重学就是吾县吾民的风尚。父老乡亲卖猪儿、鸡儿也要送娃儿读书，时至今天，其风依然。如果你去吾县吾乡出差，千万不要炫耀你是什么大老板、大商人，或者是什么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之类，否则，乡亲们对你的恭敬程度就会立即大减。你即使开口不提官职，只说是老师、讲师、医师、技师、专家或者演员、琴师等等，乡民们的目光里就会放出异样的光彩。
母亲，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熏陶出来的一位普通女性。她今年68岁了。我还能听到多少次她那细弱而缓慢的呼唤呢？乡亲们这种古朴的心态又与目前的时尚有多少相通相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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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卷兵书
军旅半生，兵书读过几卷，文韬武略略知一二，但刻骨铭心的那卷兵书，当数《军旅揽要》了。
20多年了，当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漆面斑驳的方桌上，摆好了酒菜，红薯酒冲鼻的香味升腾在小茅屋，煤油灯大放光明。这不啻于后来参加的各类大宴。
“侄儿，明天开拔？”
“到县上集合。”
“行装打点好了？”
“到城里就发。”
“你投军报国了，喜事一桩！叔父靠工分吃饭，家贫如洗，没啥可送的。今夜送你兵书一卷，操典之余，反复咏诵，会有好处。”
我心里一怔：程文叔，你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又带兵打过恶仗，1957年斗你时，那个又凶又狠的“王同志”鞭如雨下：“交出兵书来，不然打死你！”你却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兵书，在乡亲们心里成了谜。今天你要送的莫非就是这神奇的兵书？
你长长的目光望着我点了点头。说来也怨你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那年，你挑着“八股绳”回家乡。本来，你这些年在外干啥，谁也不很清楚。可是你对膝下3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生闷气，隔三差五喊叫：“牝马上不了疆场，要你们何用！”随后，你又莫名其妙将她们女儿气十足的名字改为“程镇”、“程山”、“程宝”。改就改了呗，你要故作高深地对人讲：“为啥改得不好？哪朝哪代没有‘镇国宝’？哪山哪岭没有‘镇山宝’？要是婆娘不死，再生一儿，就叫‘镇山宝’！”别人说：“别胡说了。‘三千斤’还不能给你送终？”你诡秘地回答：“我那卷兵书传给谁？”
正是这些惹出了祸事。“王同志”宣布你右派罪行时说：“乡亲们，想一想！‘镇山宝’多新鲜的名字：这就是要保‘蒋中正’、‘孙中山’的江山，为他们反攻倒算准备后备力量！还有，他始终不交的那卷兵书，八成是蒋中正颁发的！是用来教人打共产党的！划右派该不该呀？”台下一片掌声。
今夜，叔叔要送我兵书，多种滋味涌上心头。我胆怯地问：“那书在哪里？”他一睁惺忪的醉眼，说：“稍等！”随即缓步向竹楼爬去。不一会儿，就听楼上有响声，那是从草屋的顶棚上传来的。又一会儿，他就捧着一本发了黄、边沿已经磨光的线装书稳步向我走来。我伸手去接，他并不立即就给，却神情庄严地说：“传书于人，这是天意。你得对天发誓：苦读深研，不负先贤！”我重复一遍。他又说：“再发誓：深明国艰，文韬武略，驰战沙场。”
我犯虚了，对一个曾经是伪军官、“真右派”的阶级敌人，能发这誓吗？他看我额冒虚汗现出为难之状，顿时火了：“我当年也是在台儿庄打的外国鬼子呀！狗日的日本矮子，犯我河山，不打他打谁？”随后，他缓和了口气说，“自那场恶仗后，我改行经商了。要不是那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回来干啥？眼下世界也不安宁，传你兵书，还不是为你今后有出息！”说着，他泛红的眼眶里泪珠在打转。
我不忍心他眼泪滚出来，一狠心照着宣了誓，忐忑不安地接过兵书，但观扉页上写着“不识天文不为相，不懂地理不为将”。其目录为“地理篇”、“气象篇”、“水文篇”、“急救篇”……全是他用蝇头小楷写成。再翻内容，大多从《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章节、警句中摘抄而来，地地道道的一本军旅常识书籍，政治色彩绝不鲜明的手抄本。
好一个“杞桥传书”！我虽不是张良，但程文叔似乎成了“黄石公”。他把那卷类似的“太公兵书”传与侄儿，用心可谓良苦也！
我带着这卷“兵书”参军，后来提干了。消息传到家乡，乡亲们说：“这后生全靠得了叔父的兵书！”偶有军旅小文见诸报端，家乡人又会说：“他不能忘了叔父传给他的那卷兵书。”
叔父早已去世，因几次搬家兵书也不知搁置何处，但传书人那颗滚烫的心，依稀还在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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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重庆出版集团要将我的部分杂文、散文、随笔、特写结集出书。巴蜀鬼才魏明伦亲笔题写了书名，全国著名女作家毕淑敏放下矜持，头一遭为人撰写了这篇序言，这都为这本献礼的小册子增色不少。
我始终认为，当今信息社会，绝不缺少文章看，而缺少的倒是机智精到之作。本书所选文章如何，当然还得请读者自去品评了。但心里只是想：现在官员、演员出书盛行，“吾师吾兄雅正”流行，你可千万别戴上有色眼镜，把《半轮秋》也看成这类附庸风雅之作，使它沦为掉进裤裆的黄泥团吧！
我的敝帚自珍是有根据的。当今社会，做官重于做文，我则做文重于做官。因我长期在部队思想战线做领导工作，别人为官不为文，我则为文淡为官。为此，有的领导认为我“不务正业”，难当大任。我却泰然处之，并不计较什么。随着一篇一篇的文章不断问世，我的“文名”确乎大于官名。如“邓老太爷”系列散文和《文汇报》、《中青报》刊登的大量杂文，一发表就曾引起过轰动。多少年过去了，许多同代人还能说出它的篇目与内容。这原因，我想无非一是作者的“横空出世”，二是这类文章确也真实地记录和针砭了改革开放这个转型时期的某些社会现象，故而让人关注吧！
我写这些文章时，绝没有留存下来出集子的想法，本盼望它随同那些不良社会现象共同死亡的（鲁迅也曾有过这愿望）。然而，事与愿违，一二十年过去了，不想这些社会现象非但未死亡，反而还有“走强”之势。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绝不同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那样顺利。我作文章时，国力还很单薄，人均八百美元还是企盼，如今“国力”上去了，“美元”上去了，而国民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