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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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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我又再看一遍。
从报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国社的人，是和田汉有关的，这是一个进步演员，益发对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过不少好片，也演过一些宣扬封建道德的影片。岂有此理！我当时已在报上写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权，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郑应时（也是金的好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一经介绍，金就指着我的鼻子，眯缝着眼皮，笑得像个孩子，他说，“你就是在报上骂我的！……”这就是那个当年风魔着万千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电影皇帝”！那时，我虽然也向往革命，但还没有觉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没有想到一切的光荣要归于敬爱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体创作演出的名义，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从此，我们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区。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参加遗体告别。所谓遗体告别，这是新增的栏目，因为那些年时兴毁尸灭迹，所以存有尸骸的就让亲友们告别了。但在过去的追悼会上环行过遗体，也就包括在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一个遗体是陆丽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后不久，当时她刚刚从病房送到太平间，还没有盥洗、化妆，满脸血迹，状极可怖。自那时起，我就不参加任何遗体告别，即使告别是和追悼会同时举行，我也避而不视。
为什么要告别，何必不在脑里保存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为到广州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广东影协几位朋友打了个吊唁电报。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儿在打扫卫生迎接节日。突然，一阵悠扬的《魂断蓝桥》的乐曲响了起来。
这是一只德国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弹奏”出来的。当你擎起杯子时，就发出乐声。它是老金一件心爱的外国“古董”。我在这只古董上“丢了脸”。
那时他住在徐家汇西北远离喧闹的市里一座小洋房中。这一天为了老金的生日，屋里挤了一二十人，三个人的打“亨”；四个人的打五百分；五个人的打麻将加做梦；我和老金、吴永刚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吴永刚眯着眼朝我说：“今天这箱啤酒，我想应该是你或我请客。” 他指着玻璃柜上那只古董酒杯：“我们把杯子倒满了，在音乐结束前喝完了，谁就算获胜，对方请客；如果没喝完，就算败了。随便你挑选哪一方。”
我已经喝了两瓶，看着这个杯子，去掉一节八音匣，充其量装上一瓶，我举起手表示应战，由我喝酒，郑应时给我做表情，劝我不干，我装没有看见。随后，八音匣上了发条，灌进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里的酒还未满，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请客，大家来，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请客也得装满了，再喝上一口。”
满屋狂笑。我的脸在熊熊燃烧。
转眼已经五十年。青年时代的豪情呵！不过，我此后也不再赌酒了。
如果光阴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阴也似乎随着原子时代进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老金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颠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们在重庆黄桷桠山上夏云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片人）的别墅中见了面，一夜之间在壁炉中烧掉了七八棵树根，大家都睡在炉前的地毯上。此后，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昆明，听说他在桂林，王晋笙通过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约好白天在无线电台上和他谈话半小时。
抗战结束，我以为可以从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缅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戏院附近一个公寓的四楼上，我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个月，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终日悒悒寡欢。一九三九年他曾在这里拍摄过孙瑜的《长空万里》，认识一些飞行员，他们就常请他去玩、喝酒。
有一个深夜，老金一直没有回来。凌晨三时左右，人声嘈杂，四个人抬了一个周身血迹衣服撕烂的人进来，我不禁一惊。只是从衣服和轮廓上，我才认出是老金。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两三部片，如今将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计划、设想，他唉声叹气和我谈他的心境。这一天，几杯入肚，酒下愁肠，他感到难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辆汽车，心中发狂，伸出拳头，向保险玻璃泄气，猛力一击，玻璃片片碎裂，但不掉下，他痛极缩回，比那一击更痛彻心肺，血花四溅；他往回奔走，直冲入铁丝网中。
等到人们四出找寻时，在铁丝网内看到他卧倒血泊中。
没有待完全愈合，因为一个友人的关系，我们搭乘了一架英国的运输机到了香港。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2）
香港，满目疮痍，市况萧条，飞机场上杂草横生，小船舶零落静寂停泊海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孤岛。但不久，英国人陆续回来了，商人回来了。我仍准备由香港搭乘海轮去仰光。但那时没有正规的船运，我的叔叔和家人二十余口为了赶着回香港，与其他乘客四百余人，搭乘一只小火轮全部葬身海底。我只好暂且住下，等候其他机会。
离开昆明之前，我们尽量把多余的东西都处理了。现在每人随身只带一只小旅行包，但老金却外带一只小铁工具箱，约莫有三十公斤重。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能工巧匠，有一刀切的斩肉高手，有抓鸡偷狗的。现在，这位“电影皇帝”，也是一位精巧的铁木匠。但在此时此地，即使他真的改行当铁木匠，也还是难以糊口。
于是，他只得蜗居于一个友人的地下室；我则回到内地另寻别路。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这时我在广州，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怂恿我回上海，但我已确定去北京。
一九五三年，我们都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一到北京就来找我，仍是和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一样，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孩子。他把一包东西塞在我手上：“给你。”我拆开纸包，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魂断蓝桥》的曲子。我推还给他：“不，这是你的宝贝，我不能收。”他说：“它对你来说，是愉快的纪念，因为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喝醉过，我却在你从香港走后，和杜宇又喝醉了一次，倒在小便沟里睡了几小时。”我说那个杯总是我的失败的见证。他说：“你怎能和吴大海逞英雄呢？” ——吴大海是吴永刚的绰号，那是装酒的大海。
随同酒杯包在一起的，是一包这巧铁木匠自制的多用刀——精制的木柄，可按照需要安上各种小刀和锯子，刀刃锋利无比，我至今未敢拿出来使用。
我们在慰问团中分在同一个组，我除了和摄影队研究工作之外，经常都和他在一起。我们约了几个人一同到他在平壤郊外的老家，他的老迈的妈妈身体还挺硬朗，每天都要在一架木制的机器上编织草绳，他的小妹我们已十几年没见到了，她现在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文化机关中工作，也赶来会面了。
离开他家走上大路时，金日成的汽车正开过去。美国飞机的嗡嗡声布满天空，甚至飞临屋顶，甚至脸庞清晰可辨，它也无法阻挡地面人民军队胜利的进军；它也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他和我谈过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过。那时运动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特别是文化界，而我所从事的那个小小的幻灯工作，更是几丝浪花就把你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东西湮没无踪。几年见一次面，有两次还是去华东医院见他的，谁有空闲的心情问东问西呐！在那个天愁地惨的十年浩劫中，又有谁敢串门，谁敢写信？一九七六年初，我的岳母去世，她家所有亲属都到上海奔丧，只有我没有去。那时上海正是另一批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到这块是非之地，看不看老朋友呢？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也只是到上海三四次，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每一次我都去探望老金。
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昏昏噩噩过去；五十年代又在阳谋运动中、“三面红旗”飘扬中颠颠簸簸中度过了，老金已经越过了“小生”的时代了。
有一次，一位长辈和我谈起老金，他说：“金焰怎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他演的什么戏，是不是人家怕‘封建’——不敢惹他这个‘电影皇帝’，还是为了彻底打倒明星制度？！”其实，我也毫不了解，也听有人说他挑肥拣瘦，可是，他不也在《母亲》等几部片中演过一些配角的戏吗？他还演过被人们称之为“跃进片”的电影——这是一种嘲讽的提法，是和当时的形势配合的一种劣等片。
其后是面黄肌瘦的几年，等肚子好过一点时，又有什么《红楼梦》批判，又是什么假整风，大换班……事实上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
这几年中，我很少去上海，老金也没有来北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我们一直没有谈起过。不过我早在“文革”初起时，由一些年轻演员造反派来京在审问我的时候，从口中就透露了老金的信息。
——这些老混蛋，从三十年代占住了舞台、银幕，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想占领我们的舞台、银幕，继续放毒；现在该给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了。
一个稚气的青年，得意地给我看一张老金、吴永刚穿着美军剩余物资的服装的照片。在他看来，这大概是一桩绝密罪证。
我最后一次看到金焰是去年的夏天，我在客厅里坐等了一刻钟，他还没有出来；我站起来踱步时，偶然从他卧室门口一看，他仍坐在床沿喘大气。我心口感到一阵不好受急忙缩回身子。大约再过十分钟，他才伛偻着身子走出来。
他每天要忍受多少次这样的痛苦啊！
如今，他是解脱了。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他才算是“蒙主宠召”，飞升天堂。
老金，你安睡吧！现在，你不必再为睡醒后的长时间喘大气而痛苦了。如今，你是千真万确地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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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3）
谁又在拨弄那只八音匣？！ 此刻，那《魂断蓝桥》的乐曲在我听起来已不是那么悲怆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
夏家的故事
半月前，我接到一位小姑娘的信息，问我身边有没有夏公的片纸只字。你道这小姑娘是谁？
四五十年前，曾经接到三两封短笺，写什么，现在毫无印象。记得四五年前在加拿大曾收到他一封言辞恳切，情意绵长的短信。信封上的中文，是端端正正的仿宋长体字，我记得连信封也收藏起来的。但这一次为了找这封信，我采用“文革”的抄家法，半月来毫无所获。难怪当年七次抄家，专案组十年寒窗苦编，也编不出一个名堂。
一九七五年老人从秦城监狱赶出来后不久，在一次小茶会上，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等会一起走，去看我的漂亮小孙女。”如今，这小孙女已在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前年底，我抵京不久，她给我送来两本王尘无的书：“爷爷说，‘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在你所编的报刊发表的’。”这位要片言只字的小姑娘便是老夏的漂亮小孙女。
说起老人之家，除了他那一辈有七八个兄姊之外，可以算是计划生育之家，他有一男一女，儿子女儿生的也都是一男一女。现在政策改变，第三代只能生育一男或一女了。
老人对他的姊姊是很尊敬的，他以八十余岁高龄，为了他姊姊的生日（另一次是什么？忘了。那时我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去的。
我认识夏太、阿咪、大头（夏子，沈旦华的小名）的时候，是抗战后期在重庆临江门顺昌里。那时我和盛家伦、小丁住在一间约二百尺的房间，我们睡在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三人盖一条被，早晨把被一提便是大袋棉花。有一天夏太母、子、女三人来到，小丁正好要跟剧社远征成都。于是我们让出大床，家伦改睡写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皮在我的面前逗乐。我生平怕蛇，吓得大嚷大叫，阿咪却为此受到老夏一顿大骂，可能还轻轻打了几下。这阿咪，是老夏最宝贝的女儿，终老人一生，除抗战中的六年，阿咪去苏留学几年，在秦城监狱九年，其他时间，父女一直是在一起的。
但那条小蛇皮却促成四德村依庐在二十天中迅速建成，依庐分左右“两单元”，每单元有一客厅，一卧室兼“书房”，靠老夏屋旁有一厨房（我不用），一厕（共用）。那时他儿女都已上学，老夏怕他们在学校跟国民党子弟搞阶级斗争，凡有人找他谈问题，他就使用我的屋子。
阿咪喜爱宠物，她养了一只小狗和一只兔子，兔子死了，她给它埋葬，砌了一个小坑。可是大头颇有英雄豪杰的气概，捋起袖子，用一口四川腔：“杀来吃掉！”也是用四川腔对我尊称“唐老人”，后来他妈和阿咪一直以唐老人叫我几十年。那时我是三十一岁。
有天，白杨穿一件黑丝绒旗袍来看老夏，大头瞪大眼睛，靠着我的房门又用四川腔自言自语说：“哪里来NUN个（那么）好看的女人。” 老夏轻声说：“糟糕，将来会不会是一个好色之徒。”
如今，五十余年过去，他只娶了一个苏州美女，阿咪则配上了我们的好友才女赵慧琛的弟弟。
老夏坐监，必然要牵连家属，苏州小媳妇带着婴儿被打发到唐山一个矿区当矿医。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这个婴儿异乎寻常地大哭，他母亲只好起床喂奶，正在此时，她发现土地在微微摇动，她连忙抱了小孩往屋外跑，到了空地上，一个轰雷之声，房屋倒塌了。
俗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一九八一年我与叶浅予、浅予的孙女、龚之方、我女儿结伴经苏州乘船到杭州，转富春江，过浅予的老家桐庐画院，再到千岛湖旅游。过苏州时，我与女儿、浅予孙女到大头的岳母家去看老夏这位有后福的孙子，他警惕性很高，只有在小妹把照相机给他做抵押之后，他才让抱。
我和夏太也有过一点小矛盾。我这人患贱，爱穿破衣服。五十年前花六百港元缝制一套西装，穿了几次就让蛀虫啃吃了。十多元一件衬衣，一穿十五年。有一回我在依庐屋前空地上晒衣服，夏太看到许多新衬衣，就悄悄用小指头在我背后衬衣的破小洞中一勾，顿时衬衣裂成两爿。我大吼一声，把她吓哭了。
解放后，我每次去看老夏，只见她都专心一意在画画，画仕女图。夏太啊，在这暴风急雨的时代，你怎能画这些东西。在红卫兵抄家那天，她吓坏了。她曾经陪着老夏经过悠长的岁月，但她几时才曾看到这样的大阵仗。她全身战栗，坐在她平时暗藏私蓄两根小金条的床边，抄家者一看，料有蹊跷，于是连这东西也被抄去。（我在打扫厕所时，听到了两位抄家者的得意谈话。）
这地球似乎变小了。三年前，我们到隔开美国与加拿大的底特律河的中间一个小岛上的儿童乐园，遇到一位来自北京的白白胖胖的年轻姑娘，一谈之下，知道她是北京一所工科大学的学生，她的老师中，有一位便是大头，我才知道他是工科大学的教师。老夏留日学的是工科，现在儿子接了他这方面的衣钵，女儿则接了他另一方面的文学衣钵。
老夏的信终于偶然找到了，它夹在一本照相簿中，作为永久纪念的意思，信封则只有等待第二次偶然了。
睹物思人，惆怅不已。
回忆“左联的日子”（1）
记不清什么时候起，我几乎每夜都做梦，连午睡、在电车上、渡轮上打盹也做起梦。有美梦，有恶梦，也有连续梦。绝大多数梦境在一醒转时便忘得一干二净，也有一记便记住几十年的。在做恶梦时梦里曾经催促自己快醒；在做美梦时却告诫自己赖着，想极力留住美梦，但总是留不住，追不上。有两个记得最长久的梦：在一座万丈高山上，这山像一颗椭圆形大石蛋，水从山上奔流下泻，我便斜躺在水面往下直冲；在清澈的海水中，我傍着一艘大轮船而行；五彩缤纷的鱼群也在我身旁游弋，轮船过土坎不能前进时，我便帮助推动。
梦境，不论是美梦还是恶梦，几乎是轻抚我心灵的一双温暖的手。
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也有过梦的追求，那时，你在前面紧追，我也紧跟着你的身影。我们终于追到了一片绚烂的光彩，我们正在雀跃欢呼的时候，那光束却碎裂成一堆堆败絮。
前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我在帮助人家搬进一排排新颖的小屋，我力大无比，一手抓起一只大箱子，健步如飞。正在干得欢时，我的糖尿病的尿频折磨着我，我醒了。待我从浴室回来，躺上床，我的梦又继续。如是者四五次，我仍是做着同样的梦，就像电视连续剧。我曾经多次做这样的梦。
昨夜你来入梦了！你坐在床边一只大躺椅上，我则坐在你的床沿，我们在轻声聊天。但这地方很生疏：一长排大房间，空荡荡，没有墙和门，只有一长列矮门坎，外面是一条宽大的长廊，有十六七米长，另一面是一列长窗，你的床和躺椅就在这过道上。我们谈着谈着，你抬起头来，似乎有什么悄悄话要说，忽然从你床边走过一个人，你便把话头转移了，等那人走过，另一阵脚步声却把我催醒了。
躺上床，我想再做那连续梦，却一直不能入寐。刚才那个梦怎么追也追不上了。
我失眠了。我躺在床上重读你的《懒寻旧梦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