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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留长发了？”我问。
“短发每个月都要打理，太贵！留长发挺好，总像大学没上完。”
我还发现肖梅的口音也有些变化，加了点台湾味儿，又贴了些广东味儿，还时不时地冒两句上海话。
“你们知道吗？这儿管普通话叫国语，国语就是我这味儿的。”肖梅说。
肖梅整租了一个house（独立屋），就是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后面有花园，前面有草坪和车库的那种。 肖梅的车拐进一条小街，停在一栋红砖的小楼前，房前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两只肥硕的黑色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
拉泡恶屎小区92号（2）
“咱这个区叫Scarborough，广东话叫‘士加堡’，翻译成大陆话就是‘屎嘎巴儿区’。前面那条大街叫Finch，我们就叫它‘粪池’大街，咱这条小街呢叫Lapworth，就是‘拉泡恶屎’。回头你给家里打电话就说，你到了加拿大了，住在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全和厕所有关，非把他们乐死。”肖梅一边介绍一边笑。
肖梅拎了一只小箱子领我们进了她租的红砖小楼。客厅里光线昏昏暗暗的，进门的地方凌乱地摆了很多鞋，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别奇怪，这房子可不是我一个人住，我没那么奢侈。我都租出去了，做二房东，减少生活开支，争取能略有盈余。没办法，谁让我以前没好好攒钱呢，出了国才学会了节省。再说，国内毕竟挣的是人民币，一除就没了，又没个工作，光出不入的，不动点脑筋还真有点儿扛不住。”
肖梅的确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整个房子除了厕所和厨房没租出去，所有的角落都租了出去。
一进门的客厅里摆着两组沙发供大家看电视，沙发不成套，这儿凸一块，那儿瘪一块的，像被人揍过一样。墙上贴着“室规”，大力宣传着节约水电什么的。肖梅小声说：“这儿房租是包水电的。不写这不行，很多人逮着不要钱的水就敞开用，特不自觉。”
“你们的房间在楼上，挨着洗手间。”肖梅在前面走着，穿过一个宽敞的过道，她指了指右手边一个外墙是弧形的房间，“这儿住了一家，是对夫妇。”
肖梅说：“在加拿大，我们管白人叫‘西人’或是‘洋人’，可不叫外国人啊！咱们在这儿才是外国人呢。”
“洋人？他们要是洋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土人’了吗？”向东对自己变成了土人而兴奋。
我们的房间是一间朝北的小屋，有简单的家具，四百加币一个月。听说出了国的人对钱特仔细，肖梅不宰熟就行了，我们可不奢望她能给我们什么优惠。
我直奔床垫而去，挺干净的，肖梅还免费赏了我们一条新床单。
“客厅和厨房是公用的，洗衣房在basement，就是地下室。对了，底下还住了一个单身的留学生 。”
介绍完了房子，肖梅带着我们出去采购了一些东西，driveway（车道）上停了四辆车，除了留学生的是新车外，其余的都是二手的。
二手的车也分了个三六九等。楼上住的张先生的车就属于上等的——一辆从香港人手里买来的白色宝马。香港人开车讲牌子，开了一年多就移情别恋上了大奔， 两万三加币就把宝马卖给了张先生。张先生以前在国内就开宝马，进口的，花了快九十万人民币呢。
肖梅和一楼夫妇的都是二手的日本车。肖梅说：“新移民中十个得有九个会买日本车，便宜，省油，禁使唤。”
“我可告诉你们，买二手车一定要买五千加币以上的。他们这车不知是几手了，虽然便宜，老得修。有一回小戴开回来，一刹车，车子停了，低头一看，你猜怎么着？方向盘掉了，多悬呀。”
向东看着车子就开始眼馋起来，来加拿大不就是想尽快实现开进口车的梦想吗。
“赶快去考笔试，有了G1驾照就可以买车了。向东有中国驾照，不用等八个月就能考。”肖梅说，“来了加拿大不学开车就寸步难行，这儿可没有北京打的方便。”
来加拿大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总算有个地方落脚了。
晚上，我草草做了一锅粥，摊了张鸡蛋饼，打开一包北京带来的榨菜。榨菜的滋味儿仅仅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就变得特别诱人，细嫩而爽滑，嚼在嘴里嘎吱嘎吱的。我们相视一笑，不知是觉得对方滑稽呢还是为我们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单纯的幸福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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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派对（1）
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 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按照老规矩，每次有新移民来，肖梅都召集所有人在厨房里开个小party（派对）， 一是欢迎新移民，二是互相认识一下。
厨房里，大伙儿都回来了，叽叽喳喳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数了数，好嘛，十几口人呢。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人都聚齐了。肖梅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袖毛衣站在里面特出众，她的脸年轻娇美，她的头发打理得温顺地拂在肩上。我本最讨厌那娇媚的紫色，可那娇媚穿在了肖梅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风情，海外小女人的风情。肖梅的身边，一个发福的女人穿得也很讲究，就是有点俗。
“北京来的吧，我们也是。”张先生拉着那个披金戴银的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说。“这是我太太和女儿。”
张先生属于北京秀水街最早发迹的那一批人。秀水街的变迁给张先生的一家带来了滚滚财源，不要说做买卖，光早年低价买下的几个摊位现在转手一租，一年就是几十万。有了钱，张先生就想实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梦想：生儿子。中国不能生，他们就飘洋过海，办了投资移民到加拿大来生。他们来了小一年了，儿子没生出来，加拿大寂寞的生活倒是把张先生折磨得不行：“我在北京那会儿，每天酒吧，歌厅，桑拿，按摩……生活那个丰富呀！……那会儿也烦，烦应酬，烦饭局，没完没了的。来了这儿，清静了，彻底清静了。我又开始烦了，太安静了，推开窗户，四下里跟农村一样。洋人的酒吧我们不敢进，进了也不知道点什么，只能去中国人的餐馆。这儿的中国餐馆能和北京的比吗？现在国内的餐馆，除了人不吃什么都吃。广东人到了加拿大都收敛了，什么也不敢吃了。唉，我早就吃腻了这里的中餐，一想起‘孔乙己’就流口水。”
张先生是肖梅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一落地就被她掠夺过来，租了二楼的master bedroom（主人房），带洗手间和更衣室，足足有近四十平米，比我们在北京的两室一厅加起来还大。他们不着急买房，因为没有决定是否呆下来。
“他们呀，就是来加拿大超生的。”一个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张先生旁边。他的头发高一处低一处的，像被啃了一样，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艺。
“Wele to Canada！ 我姓戴，四川来的，这是我老婆，你们就叫她英大姐吧。”
小戴是咱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火箭博士，国营研究单位办公室坐烦了，凭着高学历移民到加拿大。英大姐的脑门儿光光的，头发随便地用手绢一扎甩在后面，衣服也是旧的，起了球儿的蓝色毛衣，说不好年纪，像三十岁，也像四十岁。他们来了多半年，因为专业不对口，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不忍心看着那点国内攒的积蓄一天天飞速地减少，就一边发着简历，一边到处打工。
“你们有英文名字了吗？ 可别像我这个倒霉姓。”小戴说起了他起英文名字的经历。“我姓戴，英文名儿根本没法起，不管是Peter Dai，还是Tom Dai，听起来就变成Peter死了，Tom死了，全是死。后来有人建议我的英文名字叫Never Dai（永远不死），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老不死了，你们说说这事儿闹的。”
他们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住在楼下的family room（家庭房）。那间房本来是一家人看电视的房间，肖梅安了一道门就出租了。“租这间可值了，里面是落地窗，还带个壁炉，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倍儿浓。前几天他们寄了张站在壁炉前的照片回国，把他们家乡的人都给震了。”
“来，这是我说的老牧，二胡演奏家，和向东是同行，回头你给他介绍介绍经验。”肖梅介绍着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一手拎着板凳，一手拿着一把二胡刚从门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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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派对（2）
牧长林以前是国内某民族歌舞团的二胡演员，听说已经是个小头头了。和向东以前一样，每年都有去国外展示民族文化的机会。出去了就眼馋外面的世界，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来了。民乐是国内的国粹，再不济也有旅游观光的老外常年捧场。在加拿大根本就吃不开，没有考级，学生也找不到多少。演出只能是寥寥无几的业余走穴，挣个零花钱。老牧就考了个牌照，每天把二胡挂在腰上，在地铁拉拉，挣个房租，能养活一家大小的生活就知足了。
老牧一家住在一楼旁门边的书房改的小房间里。三口人挤挤地租下了这楼里最便宜的一间。
“我哪里有什么经验，惨不忍睹！来了感觉怎么样？”老牧放下手中的凳子，过来和我们握手。
“好像没感觉是在国外，满大街都是亚洲脸儿。”向东搭着话。
“中国人喜欢扎堆儿， 都挤在丹达斯大街和咱们这个区。在这里住着，根本不用说英语，华人的超市，华人的报纸，去银行有中文的服务，跟在国内一样。”老牧说。
“我说呢，我在北京见的老外都比今天我在多伦多见的多。”我说。
大家跟着笑。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想留下还不一定能行呢。”一个二十多岁模样的年轻人插话进来，他是地下室住的丁海。
丁海是一个留学生，他爸是国内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儿的小城市的大官儿，他妈是那儿进出口部的会计主管。丁海在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从桥上摔了下来，没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担保了海外留学，听说押了一百万呢。丁海住地下室， 多伦多的地下室可不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地下室。他租地下室是为了能分门出入。屋子挺大的，洗手间是独立的。不足的是锅炉房也在楼下，每隔一段时间就嗡嗡地响。丁海不在乎吃和住，他在乎车，一来就买了辆红色的三菱跑车，一上路，引擎就发出“嗡——”的响声，让他觉得特有威风。
丁海马上就要毕业了，他父母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毕业后能在多伦多找到个工作，就地申请移民，然后把老爸老妈接来，把那些灰色的财产也转移过来，在加拿大享受退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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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1）
每一个中国人移过来的时候，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还背着一样很重的东西，那是家乡父老的期盼……
有一天，我们和肖梅展开了怎样在加拿大学英语的讨论。
“我早就说过了：Going abroad is not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出国并不是最好的学英语的途径）！ 别以为踏出国门的一刹那，您的英文就提高了，关键是看您和谁待在一起。你们在这儿住着，去中国超市打工，所听，所想，都是中文。您来十年也提高不了英文，广东话倒进步不少。”肖梅说。
“那怎么办呀？”我一脸的无奈。“也不能跑这里来学中文吧，这样回去多让人笑话。”
每一个移民来的中国人，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还背着一样很重的东西，那是家乡父老的期盼。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有关出国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中， 中国人都是那么优秀：读书一定是straight…A（全A）学生； 打工的几年后必定成为华人企业家。所以我们着急呀，就算再平庸，这出来转了一圈，别的不图，起码把话说利落了吧。
“你们学英文有误区。学英文干吗非要到学校去学？那些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第二外语的人。你想想你和这帮人混在一起，就好比唱卡拉OK时遇上个跑调的， 唱不了两句， 就被拐到沟里去了。”肖梅说。
“那儿不是免费吗？中国人只要一听‘免费’就高兴去。”
“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可以去做义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文如此，编者注）生活中学提高快。我来的时候去做了很长时间义工。我给你们找电话，你们自己打去问。”有了肖梅，我们真是省了劲儿了。
几天后我们去了一家老人院做义工。向东因为会拉琴而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第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去照顾一位老太太。
她看上去好老，脸上皱巴巴的，像盛开的菊花，身子佝偻得像虾米一样蜷缩在轮椅上。洋人老了远远要比中国人恐怖，连头发带皮肤都是惨白的，本来脸就小， 松弛的皮肤趴在脸上，幸亏是白天，如果是晚上，我一定会认为看到的是骷髅。这老太要是演戏扮鬼都不用化妆，要么我们叫他们洋鬼子呢，看来是有道理的。
向东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激动，他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台表演了。他调了小提琴的弦儿，还给弓子上了松香。向东摆好姿势， 老太太却一动不动地缩在轮椅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老太太今天的样子显然让向东很失望，人已经来了，也只能“对牛弹琴”了。
我从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推着她到大厅里。向东打开琴盒，拿出小提琴，准备给老太太演奏一曲马斯内的《沉思曲》。演出还没有开始，老太太已经先沉思上了，打着呼噜睡着了。
我问向东：“还拉吗？”
向东说：“动人的音乐会唤醒她的。”
在空荡荡的大厅中，琴声悠扬地从小提琴中飘出，挺拔而深邃的旋律让人联想起临睡前那缓和的呼吸。
不知是琴声太响了，还是四周太静了。老太太被突如其来的琴声吓醒了，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推了一把轮椅，她 “咕咚”一声从轮椅上掉了下来。
“我的妈呀！”我大惊失措，连忙去扶她，真沉，整个儿就是一堆肉摊到了地上。向东放下琴跑过来帮我把她扶回轮椅，左右看了一下，幸好没人。
我们都吓出了一身汗，赶紧把老太太送回房间休息，从此再也不敢去养老院拉琴了。
隔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找义工的消息。我听了个大概：一个残疾人，需要一个喜欢说话的女性义工照顾。
不就是陪她说话吗，这个我擅长呀。向东也想去，我奚落他：“谁让你不是女的呢？在家好好待着吧。”
第二天我就去面试了。
Paul坐在一个很特别的轮椅上，除了头的大小和正常人一样，身体其他部位都七扭八歪地塞在轮椅中，我必须要把脸扭成和他一样的角度，才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轮椅绝对先进，好像他身体的延伸，上面有各种辅助设备，可以喝水，可以上厕所，可以歪着身子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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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2）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身体是残疾的，但思维是正常的，甚至比正常人还敏捷。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和我说话，嗡嗡的感觉消失了，我一下子有了自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写作，我说我可以帮他绘图、设计。他很高兴，希望我能常来照顾他。
护士把我请到办公室：“Miss Jan，我很高兴Paul喜欢和你在一起。你看过了电视广告，都清楚了这份义工的职责，对吗？”我点点头。
她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填，我问她怎么做义工还要签合同。她笑了笑：“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义工呀。你没有看广告上写的是‘We are looking for a sex volunteer（我们在找可提供性安慰的义工）’吗？”
“啊？？？！”这事儿也有义务工作者？ 要真有人来，我想这人一定是比雷锋还要高尚的人。Paul变形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下，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恶心。
“残疾人也有权利享受sex呀。这不是什么令人尴尬和害羞的事，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我敢肯定他不会要求什么的，但加拿大是法制社会，我们必须把这些写得很清楚，否则万一他哪天摸了你或是碰了你了，你会告我们的。”她微笑着。
“对……对……对不起。我结婚了，我得和我丈夫商量。我想我是错误理解了广告上的话，我没有打算来做这样的义工。”我满脸通红。
“没关系。你有权利决定。我还是很感谢你今天能来。”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今天的经历和向东说了一番。他瞪着眼睛说：“你呀，你呀，也不弄清楚了就去。多悬呀，英文没学成，差点就成卖身了。”
“要是卖身倒还捞个钱财。我这是自愿献身！”我说。
我真的很沮丧，没想到找个能练英文的义工都这么难。我们又尝试着找过几次义工，需要说话的那种根本就不要我们，不需要说话的不是照顾老人就是活动里发水，一天挺累，不要说英文，连话都说不上两三句。前两天认识的一个女孩儿特运气，她碰上了一个寂寞的老太太。她去了几次后那老太太就离不开她了，哭着喊着让她每天去。那老太太是个文学爱好者，主动帮她补习英文。运气这东西不信不成，碰上了老年痴呆，那就真是义务工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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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工人（1）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其实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我们来加拿大已经三个月了。
不知道多伦多有多少个像Lapworth 92号这样住满了新移民的house。
Lapworth 92号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的。每一个晚上，大家轮着在厨房做饭，然后围桌而坐，一边吃一边聊着打工的见闻。饭桌滋生出一种浓浓的亲情，大家混得像一家人似的。吃完了饭，小戴就钻进了房间上网。张太太和牧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织毛衣，国内带来的毛线和棒针。张太太织毛衣只为打发时间，牧太太织毛衣为省钱。张先生就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