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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文化苦旅》的最大价值是让中国文化走入民间。余先生是教授是大知识分子，然而许多喜欢《文化苦旅》的读者却是称不上知识分子的普通民众。不是有人在前几年编过这样一个段子吗：说公安在某“三陪小姐”的包里不仅搜到了口红、保险套，而且还搜到了《文化苦旅》。很显然编这个段子的人对于余先生的作品抱有些许敌意，但也至少证明了不喜欢余氏作品的人同样承认《文化苦旅》在读者（毕竟“三陪小姐”也是我们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居于文化垄断地位，一般民众由于普遍地缺乏教育，是没有机会接触、了解文化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便是这一社会情况的真实写照。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均有机会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便不再为知识分子所独占了。但是，无庸讳言，即使是一般民众接受了基础教育，由于社会的分工和教育水平的限制，仍然无法打破对文化的隔阂。所以，知识分子也仍然有机会对于一般民众进行所谓“高尚的教导”；甚至于“不愿混同于一般老百姓”。我们知道，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知识分子，为了使他们的著作更“具有文化层次”，便只写给他们的同类甚至自己，是不屑于让一般读者读懂的；有些尽管也想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但囿于他们天生的知识分子的“高傲”，实际的结果仍然是得不到一般读者的欢迎。当然，我这里也无意否认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量作品的存在，但是文化一旦成为政治的工具，被民众反感便也是一件极必然的事情。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2）
《文化苦旅》不是一本“高高在上”的沙龙作品，尽管标榜的是“文化”，却实在是一本大众通俗读物。从上世纪90年代起，普通中国人便开始知道了旅行（游）之于人的必要性。恰好，余先生是一个酷爱旅行的人（他曾经自称是旅行者，而不是学者或其他），而且他又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旅行。《文化苦旅》一书中所有文章均与旅行有关，或者称之为一般中国人所熟悉的“游记”也十分恰当。可余先生的“游记”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余先生是游中有思考，尽管我相信一般旅行者也会有思考，但却没有余先生思考得那么多，那么深；又由于余先生本身是个文化人，且是个教授级的文化人，所以他的游记中又浸透着文化的意味，这也是我们一般旅行者的游记所不具备的。在余先生的眼中，在余先生的笔下，三峡也好，敦煌也好，庐山也好，庙宇也好，既是我们所熟悉的，又是我们所陌生的；既是我们思考过的，又是我们所思不得其解的。所以，我们想读，喜欢读。当然，余先生的思考并不是那种象牙塔式的学术思考，因为他毕竟做的不是学术论文，而只是散文或者说“文化散文”。这也许正是让许多学者所诟病的地方，他们总拿他们所谓的“学术标尺”来测量余先生的散文，这不仅可笑而且荒唐。在我看来，许多的所谓被我们学人认为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著作和论文，不过是一些文字垃圾而已，怎么可以和“洛阳纸贵”般的余先生著作相比呢？不错，我们确实曾经有过一些大师的作品同样堪称“文化散文”的精品，如史学家翦伯赞的《内蒙古访古》、文学家矛盾的《白杨礼赞》；甚至哲学家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中行的《顺生论》都是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的。但是从《文化苦旅》中我们仍然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独有的思想魅力。
另外，《文化苦旅》之所以让我们广大读者痴迷还在于书中所散发出的现代人文精神。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例来有很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都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无意否认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意义，但是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导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热衷政治”的弊病。而且这样的传统弊病直至21世纪的今天，仍然在我们一些人身上顽固地存在着。其实，现代人文精神，更强调的是人心灵的自由与“漂泊感”——这种“漂泊感”首先是以自由思考、个性解放作前提的。在《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的并不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旧知识分子的愤懑不平与思古之情，而是一个现代的甚至是超越时代的读书人的自由心灵。这颗心灵，既对历史的文化进行反思，更对现代文明加以评述。余先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旅行的，“既然是漂泊旅程，那么，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他还说：“我无法不老，但我还有可能年轻”。想一想我们自己所曾经经历过的旅行，是不是也常常有着如余先生的感受，自由、漂泊、年轻，还有幸福。当然余先生没有讲到幸福。我想《文化苦旅》中，那种“苦”的味道，又何尝不是幸福的味道。
继《文化苦旅》之后的余秋雨先生的著作，诸如《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等，我无一没有拜读过，尽管依然十分喜欢，但是却没有读《文化苦旅》的那种兴奋、那种沉静、那种心驰神往的感觉了。我很想用这篇短文记录下我当初的那种感觉，就像余秋雨先生记录下他旅行的感觉一样。因为在我看来，读书也是一种旅行，心灵的旅行。
（2003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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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体”与人生哲学
毫无疑问，畅销书的畅销，固然首先与其内容有关，毕竟图书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凡内容适应和附和时下大众的精神需求，便有可能造成图书的畅销。但是我以为，另一方面，文笔与叙述风格也是十分必要的：有许多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作家，可能喜欢的就是他动人心魂的文笔。所以，如果他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受到大众的喜欢，他的作品也没有理由不畅销。
记得上世纪90年代，自己与书圈儿里的几个朋友曾经把当时流行的畅销书，按作家的文笔和叙述风格划分了这样几个类别：其一为“张体”，以张中行老先生的文字为代表，也包括季羡林、金克林、启功等老人的文章。由于这几位皆为当世之鸿儒，学贯中西，所以他们笔下的文章、著作，往往微言大义、虚怀若谷、意境深远、气度非凡，具有为常人所不能及的大师风范。其二，为“余体”，即以余秋雨先生为代表的“文化随笔”派，这类还包括周国平、刘晓枫诸先生的文字。“余体”文章的特点是：以叙述、煽情为名，行道德、伦理之实，如《文化苦旅》，如《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等。其三，便是尽人皆知的“王体”了，代表人物为“二王”，不过可不是当年杀人越货之东北“二王”，而是王朔、王小波是也。他们作品的路子，总是透着一点“拐弯骂人”的意思，并自称“无知者无畏”，拿传统知识分子开涮。这三类“文体”各有各的追随者和忠实读者，红火了几乎整个上世纪90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影响者许多人的欣赏口味和阅读习惯。
当然，就我自己而言，“王体”文字我读得最多，“二王”的小说、散文、杂文，我几乎都看过；“余体”文字，我最欣赏，最近我还专门写了篇评述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但是真正让我为之倾倒、为之心驰神往的文章，却是非“张体”莫属。
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林、启功几位老先生都是在耄耋之年，在各自人生的黄昏阶段写作出了令世人惊叹的文章，并构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版界和读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是张中行这位老先生，一生历尽坎坷磨难，平生饱学，满腹经纶，终于在80岁以后才得以彻底抒发，创造了中国高龄畅销书作家的纪录。
最早看到张先生的文字是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有关“读书明理”的文章，我也同许多人一样有“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之类的疑惑。不久，看到了先生出版的《负暄闲话》、《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中国传统所谓的“大儒”、“鸿儒”，原来就是先生这样的人。
启功先生认为张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人生哲学家。我以为，启功先生这样的看法毫无疑问是极其正确的。为何？我们有先生的著作——《顺生论》为证。这部《顺生论》，据闻花费了先生近40年的时间，1991年完成，1993年9月出版。如今，先生的这本书，受到的最高评价是，有饱学之士称之为现代《论语》。中国人都知道《论语》的分量——“半部《论语》治天下”；张先生的《顺生论》有没有这样的分量，我不知道。但是，以我有限的阅读，我知道《顺生论》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也是“张体”文字中的*。
本来，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是忽视，甚至是漠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强调的都是“国家”、“天下”的命运。可是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国家”、“天下”从来都是“家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哪里会对芸芸众生的个体生命有过尊重？哪里会知道什么“*”这样“异端”的问题。所以，人生哲学，对于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一门完全陌生的课程；中国也从未产生过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哲学著作。有的只是一些如曾国藩之流的韬光养晦之术，根本与人生哲学风马牛不相及。
正像顾准先生上世纪70年代追求真理的声音，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颜面一样；张中行先生的著作，于上世纪90年代改变了世人对于中国没有人生哲学的印象。事实上，任何人文科学的学问，一旦脱离了对人的关怀，对人生的关注，其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先生在书中，积自己平生所学，总结自己坎坷、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刻地阐述了自己对于人生、社会命运的思考。既有形而上的方面，如天心、社会；也有形而下的方面，如己身。特别让我们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鸿儒，勇于突破思想桎梏，对于自由、平等、民本、限权等人类普世的价值观，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和信心。要知道，先生写下这些文字的年代里，因言获罪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是本书出版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自由、平等等字眼也是让不少人反感的。当然，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先生呼吁、倡导过的人生理念，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走近，尽管走近的步伐依然很慢，但毕竟在走着。
近年来，张先生由于年迈、身体的原因，已经很少有新的文字问世了。其实先生早就可以颐养天年、安享人生的幸福了，因为在10年前他就已经把他成熟、完整的人生哲学留给我们了，当然还有他代表的“张体”文章。
（2003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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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1）
我国当代著名出版家，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后又成为《读书》杂志主编的沈昌文先生，一直宣称自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道分子”。他曾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含义太复杂，我也没有能力担负知识分子的使命。只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做一个知道分子还差不多。”
最近我读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以下简称为《知道》）一书，感触颇多。在书中，沈公从自己“从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孩童时期谈起，一直到“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这段精彩人生轨迹娓娓道来，既道出了他为躲避生活的风浪，施展小聪明而做的一些“坏事”；也道出了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做的许多大事。他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杂志十年，“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读书界和出版界皆奉他为《读书》的灵魂人物。现在，这位“知道分子”很可能是出版界唯一被人一致尊称为“公”的在世之士。沈公一向谦虚，面对辉煌，他总是以一句“我其实没什么大本事，只是靠点小聪明”轻轻带过。读了沈公所述过往人生历史，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沈公所说的“小聪明”；同时我们也可以细细地体味到他其实是一位极其懂得为人处世之“道”，颇有人生“大智慧”的知“道”高人。
在《知道》一书中，沈公将自己施展小聪明而做得不少“坏事”，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们全盘托出：
沈公的小聪明是有家庭渊源的。1931年，沈公出生于宁波一个商人家庭。由于父亲好吃懒做、沉迷于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三岁时，父亲去世，沈公和祖母、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祖母和母亲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沈公就冒充是一位在上海工部局（指外国人管理租界的机构）工作的亲戚的孩子，从而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沈公读书时的名字也改为“王昌文”。看来，沈公日后的小聪明是有遗传基因的，或许是他那时从祖母和母亲那里学来的。
13岁时，沈公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首饰店）里的学徒生涯。他的确有点小聪明。老板喜欢打灯谜，经常打不出来，他就给他打出来，很讨老板喜欢。老板把他当子侄辈对待，以至于后来想把女儿嫁给他。沈公的小聪明还表现在做生意上。那时候抗战刚胜利，首饰店所处之地是上海低级妓院聚集区，时常有烟花女子拉着美国大兵到银楼来买首饰。别的伙计一见到美国大兵就害怕，而沈公不但不害怕，他还用美国总统的名字招呼每一位客人“Hi，（嗨，杜鲁门先生）”；或者“Hi，（嗨，罗斯福先生）”，对方一高兴买卖就成交了。所以他总是店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伙计。说洋泾浜英语，做伺候人的工作，住在“藏污纳垢”的地方，但这位贫寒的“小聪明”很勤奋好学。做工之余，他上过夜校、公园的免费“学校”，最后用给工厂造假账挣来的学费，在被他称为“野鸡大学”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一年级肄业。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要求具有大学二年级的程度。沈公伪造了一份介绍信和一个证件去报名。他通过一个开文具店的同学，帮他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学习报》的图章，写上“介绍本报工作人员沈昌文前去应考”。其实所谓《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儿奏了效，最后他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他从上海被派到北京工作。 。 想看书来
一个知道分子的小聪明和大智慧（2）
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沈公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过去的历史全部交代了，包括造假账的事情。不久人事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不适合再留在北京”，准备将他辞退回上海。这时候，他的“小聪明”又派上了用场，由于懂得会计、俄语以及出版，他翻译并出版了一本俄文书《出版物的成本核算》。他翻译的书被出版社的领导看到，认为这个小校对是个人才，于是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他走，还把他调到了身边当秘书。随后沈公平步青云，且获得了“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荣誉。
沈公还凭着小聪明，躲过了“*”这场浩劫。开始，沈公的政治态度是倾向于“逍遥”的，既没有参加造反派，也没有参加保皇派。后来保皇派以“走白专道路”的名义开始整他。他便只能对造反派表示支持。“造反派那时让我做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比如要抄某个领导的家，他们就叫我去，把他们抄来的书拿来让我作鉴定，看看是不是罪证。我不动手，不抄人家的东西，但是必须讲一点两面派的话。要说这本书不好，那本书也不好，不过也没有坏到哪里去，等等。我本来是可以逍遥的，可是事实上没有逍遥起来。我对自己当时的处境非常愤怒，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保全了自己，躲过了那场夺走许多人性命的政治灾难。
当然，也是凭借小聪明，沈公为三联书店干的好事也是有口皆碑。1986年，沈公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务，只得到30万块钱的经费。经过几年的经营，三联书店有了一些积累。沈公就筹划盖一座新办公楼，但凭当时“三联”的经济实力，怎么能盖得起呢？他就通过一位熟人，与邹家华副总理的秘书联系上了，后来就很顺利地拿到5000万元盖楼经费。楼盖好了，沈公也退休了，没有在新楼里办过一天公。还是靠小聪明，沈公在主持《读书》期间，“绵里藏针”之类的编辑策略使得这本杂志在赢得读者的同时，又能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诸多风波中安然无恙。
在我看来，现实生活中，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确应当学学沈公这样的“小聪明”，它可以帮助人摆脱困境，解燃眉之急。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是盲目的执拗，除了以身饲虎，并不能证明你的勇敢，只能说明你的偏激和愚蠢。“机关用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们中华民族大智大慧得到更为充分发挥的同时，在一些中国人的头脑里似乎生出了对“小聪明”的难以接受。沈公没有被聪明所误，道理既深又浅，就是他做人做事始终是一个知“道”之人，他施展的所有小聪明都没有掉下“道”的底线。这或许正是沈公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和日后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
沈公为人坦诚豁达、诚恳热忱，从不干整人、害人的事情。即使在“*”期间，他也没有违背自己为人之“道”，没有参与抄家、批斗人的所谓“革命造反”行动，只是做了一些鉴定好书坏书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对自己当年的行为后来常常感到惭愧；沈公待人温和谦逊、说话诙谐幽默，一向有绅士风范，凡女性则必称“小姐”、“女士”，凡男性则必称“先生”。正如出版人黄集伟所言：“沈公最恰切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思想经纪人’。……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
正是由于沈公诚恳和谦逊的为人，使他广交天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