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沤淌凇�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著作。此书被学术界称为“真知灼见和胡言谬说杂陈”，“国粹中有西化，西化中散发着国粹气” 。如何认识这种表面看似互不相容而又容于一体的现象呢？
首先，要搞清楚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主义是什么？国粹主义出现于20世纪初，国粹派1905年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宣传“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所谓“国粹”，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经典、历史、文化、文字等特有的东西，就中国而言，主要是指孔子的儒学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不过国粹主义者把孔子视为学术派别，而不是宗教精神领袖，如刘师培所言：“自吾观之，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也，非中国之宗教家也” 。综观刘师培谈论国粹的文章，既涉及孔子儒学，也谈到《尚书》的“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民是君的主人，君是民的仆役） ，墨子的“官无常贵，民无常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庄子》的“以君主为人民之仆役” 等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披着古人的服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甚至鼓吹“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的主张。然而既是披着古人的服装，也就自觉和不自觉的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气味。正因为如此，当五四运动彻底批判封建旧文化的革命思潮兴起时，特别是反对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如有人连汉字也要废弃，刘师培等人怒愤之中转向另一个极端，成为封建旧文化的辩护士、卫道者。
国粹主义者并不反对学习西方，他们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不少国粹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相当了解，并且是积极的宣传者。他们主张“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也就是既要学习西方文化，又要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生搬硬套，而是以我为主加以研究。刘师培的可贵之处在于，学习西方的同时，冷静地看到了西方的问题方面。如他指出：“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贵之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相役” 。刘师培看到了问题，却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国粹主义毕竟是比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武器，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正是在这种矛盾、惶惑之中，无政府主义拨响了他的心弦，使他倾心于无政府主义，努力鼓吹通过取消政府，而实现：“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 的理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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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4）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和学术思想，采取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采取名曰“阶级分析”实为贴标签的办法，都不是值得提倡的。知识分子，虽然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政治主张等各有不同，但做为知识的载体，这一点是共同的。文化的因素，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方面，往往比其他诸因素，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正是看到了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对辜鸿铭、刘师培这样的学者采取排斥态度，或拒之门外，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从效果上看，也是好的。1915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冯友兰回忆说：
“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
之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严复，一个是刘师培。在袁世
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
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
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
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
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
2、“兼容并包”不是只包新不包旧
对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 至今仍然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认为“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其主导方面是为了促进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而决不是为旧思想、旧文化保留地盘 ”，即 “保新不保旧”；另一种认为 “‘兼容并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东西开辟道路的” ，即 “主观上保旧也保新，客观上保新”；还有一种认为：“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能最精炼地概括北大的传统”，“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即“教育必须承认个人和尊重个人的价值，因而必须赋与师生不受限制的学术自由” ，即 “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
蔡元培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和解说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呢？
他在《致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1919年3月18日）中说：
“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
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
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
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2月10日）又说：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
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论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
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
则，以大学之所以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
所及，持一孔之论” 。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1月1日）一文中进一步表示：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
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
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
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
的文学；那时侯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
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
白话文也好，用文言文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
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
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
。。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5）
蔡元培上述言论表明：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不是只“包”一部分，也不是“保新不保旧”，而是既“包”新，也“包”旧，既“包”唯物，也“包”唯心，包括“任何学派”。二、“自由”与“容”，不是“不受限制的宽容与自由”，而是有条件的宽容与自由。条件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是在社会发展中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不是早已被历史与社会淘汰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三、蔡元培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用语是“容”（容纳、宽容）、“悉听”等中性词汇，而不是“允许”或“不允许”、“保护”或“不保护”等词汇。前者是客观的态度，后者是用行政权力干涉的作法。蔡元培同意前者，不赞成后者。“兼容并包”的要意在于：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宽待各种学术流派，从而促进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
3、李大钊、陈独秀谈：思想自由是社会发展之必需
思想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 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这一口号包含的历史的阶级的具体内容，即“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另一译‘在知识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由、民主”思想所包含的普遍价值，提出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列宁由于他所面临的敌人常用“自由和民主”攻击社会主义，为此，他对这两个口号较多的时候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但也指出：“对于任何革命，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主主义革命，自由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 。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极力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在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映，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的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舆论的众说纷纭，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的批判封建主义。特别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谈思想自由问题，如《宪法与思想自由》（1916年12月10日）；《议会之言论》（1917年2月22日）；《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1919年6月1日）；《哪里还有自由》（1919年11月16日）；《自由与秩序》（1921年1月15日）等，从人类生存的需要、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发展、强权与思想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其思想至今仍不失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人类的生存需要多方面的 吸取营养，包括各种微量元素、杂质，甚至某些菌类。只吃一种东西，即使再好吃，再有营养，生命也不会得到健康发展，甚至有枯萎的危险。他曾转述一段近乎戏谑的话：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营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吾人食孔子、释迦、基督、穆罕默德，亦欲使其精神性灵，代为我之精神性灵而已。但人类为杂食动物，吾人为求肉之发育，不能不兼食牛鸡虾蟹，正犹为求灵之发育，不能不兼收孔、释、耶、回之说。李大钊在这段引言之后评论道：“斯言虽近谑，亦颇含有至理。以今世国民灵的消化力（即思想力）之强，绝非孔、释、耶、回中之一家所能充其欲望者” 。世界的多样化，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做法，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看。人们再碰到坏东西，还是容易误信，更危险。因此，信仰错了，“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李大钊结论说：“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李大钊于1921年1月写的《自由与秩序》，针对“个人主义”者要求极端的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和扼煞个人自由的倾向，着重谈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他不赞成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试想一个人如果从生下来就离开社会的环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可以选择。而“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不动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么秩序？自由，是个人“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秩序，是“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种人都能保证享有自由的一种合理的安排。
五四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辨证关系，现摘录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
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
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
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
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
法律，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如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间，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1）
“五四”时代，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给予社会的是启蒙，给予历史的则是侵透力。各种学说流派，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注意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们， 一天吃过晚饭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在这样危难的形势下，我们国外留学的青年人能够做点什么来效力祖国呢？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与国人见面了。《科学》发刊词指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粹“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要想“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呼” 。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中国的长期贫穷积弱状况，唯有用科学这个法宝来救治。《科学》创刊号例言，还提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的方针，即科学必须“求真”，科学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学生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任鸿雋任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杨铨任编辑部长。社章第二条规定，本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国外移归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设9位董事，他们是张謇、马良、蔡元培、汪兆铭、熊希龄、梁启超、严脩、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雋、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青岛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矿冶、医药、理算、生计等各个方面，股员发展到604人。
随着组织的扩大，活动的增多，他们对“科学救国”主义的宣传也大大加强。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中国科学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中系统的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雋，于1920年在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