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飨呐溃心Χ荡吹挠跋欤戳嗖痪�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教师都检查了自己对待学习苏联科学的态度，……使米丘林学说首先在政治上占了上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又有《粉碎右派阴谋，坚决学习苏联先进农业科学经验》的檄文张目，直到1960年，还有人提出：“相信摩尔根就是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就是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10。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2）
建国初期在自己毫无经验，又受到英、美等国封锁的情况下，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口号有它积极作用的一方面，如引进了一些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一定程度的宣传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苏联文学和电影塑造的人物形象对广大青少年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保尔·柯察金、青年近卫军、马特洛索夫、丹娘、夏伯阳等英雄形象，激励了一代人。然而，由于苏联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存在着缺陷（如过分和###联系在一起），以及宣传中的过分理想化，引起国内一些知识分子的反感，特别是对“技术一边倒”的口号，人们很难于接受。如1953年4月14日天津市委在一份反映天津工程技术人员情况的报告中说：有些人“不相信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怀疑‘技术一边倒’，……市政工程向王立租（祖？）认为：‘学习先进经验，那一国有就学那一国的’，‘说是先进经验，谁知道是不是先进！’中央水利工程处的技术人员公开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硬说修‘布可夫漕’是浪费的事情”111。有些知识分子还从更深层次提出学习苏联经验的问题，这里，我把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在反右斗争中作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有关言论摘录如下：
“现在苏联科学上已经各方面落后了，……拖拉机、汽车生产的质
量还不如捷克。如自动化、电子管等也都落后了。又如连续浇铸，
1939年我在加拿大时，人家早就用了，而苏联现在还只试验成功。
……我问：‘为什么苏联科学技术会落后呢？’他说：‘由于科学家没
有发言权；由于过去闭关自守，不重视英美科学技术的资料。……还
有苏联的机构制度问题，太集中，在苏联要实行一种新的工艺过程，
手续十分繁杂，很不容易，……再有保密制度太死，影响了科学技术
发展，……最有苏联高等学校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创造性太差，这和教
学计划是有关系的’”112。
“苏联的工程师太多了，在工业中缺乏新的技术，这是由于惰性
和计划的限制”113。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伟长，还对苏联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刻的剖析：
“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
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
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
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
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
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
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114。
历史学家雷海宗则从更广的视角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存在的问题，尽管不无片面之处，但从总的方面看来，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他在1957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召开的天津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同一天《写给人民日报的信》中，尖锐地指出：
“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疲乏”，“研究批
判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学者的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
所知”；
“最近六十年来，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地有新的发展，不断
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但这些，
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
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或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例下和资料
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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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3）
“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
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做结论”。
“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
恩格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
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年革命问题。……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
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15。
不少知识分子对“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意见反映到中央，起初并未引起领导人的注意，如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11月26日在有关报告上批示：“‘技术一边倒’发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116。直到第二年即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才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划，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象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117。这一文件纠正了“向苏联学习”初期把技术与政治混为一谈的倾向，并且提出“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对苏联经验本身，则不言而喻的仍然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着手纠正斯大林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平反冤假错案，围绕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的展开争论。到195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判斯大林。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要引以为戒”118。一段时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问题，陆续出台了一些很好的思想。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119。1956年3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长在访华期间，谈到学习苏联经验的教训时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后批示：“此件值得注意，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社科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120。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把这一方针正式公布于世。陆文说：“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报告”说：“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是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争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21。与此同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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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4）
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和“二百方针”的出台，曾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积极的反映，有的甚至用“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有些人在欣喜之中有担心，认为只是“乍暖还寒”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然而不管怎么说，政治空气一度趋于缓和宽松，知识分子从压抑中活跃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从当时###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中可见一斑。“汇集”归纳了下面提出的三十三个问题，现摘其要者录于下，并附骥以笔者的评述：
一， 有的认为：“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
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
而治”。——＇按＇：这一意见实际上是对当时实行的科学事业上的领
导和管理体制提出质疑。
二， 社会科学家们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
工作，自然科学家“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
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
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按＇：没有健全的科学
管理制度和具体的措施，“百家争鸣”则是一句空话。
三，“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
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那些文章允许出来争鸣，那些文章不允
许争鸣？——＇按＇：这一问题的提出十分深刻，它表明当时的“百家
争鸣”还是领导上恩赐的。如果领导上收回了恩赐，又该怎么办？这
使我想起历史学家黎澍讲的一段话，他说：“‘双百’是上面给的，今
天能赐给，明天就能收回”，“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和法制。人民在政
治上不能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有什么保障呢？”123。
四，“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
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
科学中几个理论性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
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按＇：我国在一
个很长时期内，“唯心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反动派的专
有物，群起而攻之的革命对象。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如此“革命”
的国度，包括其领导人，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却越来越发达，在嗣后
的“大跃进”和“文革”中竞步入荒谬绝伦的地步。
五，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
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的欢迎”，“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
如何统一？如何理解？”——＇按＇：在没有把人民当成真正的主人
翁，而是当成可以随意摆布的阿斗，或者口头上把人民当成主人翁，
而实际上人民并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六，有些人认为：“争鸣，只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
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毛泽东
对这条有如下批语：“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七，“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
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党的
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
毛泽东对此有批语：“不许怀疑吗？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124。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5）
然而好景不长，这个被外国文学家称为“百花齐放的时期”瞬间过去了。毛泽东很快宣布“百家争鸣就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与资产阶级一家），并且为知识分子，包括出身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统统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于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了”，他宣布：“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接着他指出：“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25，这无疑是宣布了知识分子所“鸣”的意见，都是资产阶级的言论。1957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126。于是从1957年5月起，开始以“引蛇出洞”的办法，开始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正如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和家庭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127。
为什么在短期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文化政策出现如此大起大落，甚至在一般人看来是如此不可理解的180度的大转弯呢？
从主观方面看，通常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搞阴谋，提倡“放”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故意诱知识分子上勾，然后“整”。这一说法的潜台词是，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敌人对待的。纵观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此说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从领袖个人角度讲，一个事件的发生，领导人的偏见和品格，有时候起重要的作用。然而说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当敌人，显然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另一种说法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混乱，东欧“布拉格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内少数人出现罢工、罢课行为，改变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矛盾的看法，导致由“放”到“收”。这种解释固然有一些道理，但象毛泽东这样久经考验的伟大政治家，能够因为一时一地的变化，而如此轻易地改变他的根本看法吗？
我认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感到知识分子有用，搞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把知识分子划为异类，对知识分子总是不放心，惟恐其“不听话”，搅乱天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急需一大批知识分子，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亲自做知识分子的工作，过问他们的生活。直到1956年初，中央对《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一再表示：“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确定“普遍争取而又以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中央文件，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然而同是在这个时期，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是始终坚定不移的。“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28。这句话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如不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他们将成为民主改革和工业化的重要障碍之一。毛泽东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改造，其目的就是要解决知识分子必须“听话”的问题，他形象地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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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6）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认识的另一个矛盾状态是，一方面从理性上了解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一方面由于自己不懂现代科学知识，而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更看重直接的经验。我们可以从他大量的贬低知识，挖苦知识分子的言论中窥见一斑。如“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不要怕教授”。“文革”前夕，毛泽东接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谈及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概括为“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他在“评点二十四史”着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中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夫子只说空话的。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秦始皇办事”。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再次重申：“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
毛泽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状态，使得他比较容易接受列宁和斯大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