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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代的人，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特别是一些老的知识分子，更是兴奋不已。著名学者张岱年说：
“新中国成立，彻底解决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机，毛主席宣布：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感到极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学术界充
满了新气象。我和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一样，都愿为新中国的学
术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
另一位著名学者季羡林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
“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
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
是了解的。因此，解放军进城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内心是兴奋的，希
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
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我们都觉得
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
一向以独立思考著称，从不随声附和的学者梁漱溟，当时也颇有感触地说：
“共产党解放四川不到两年，就把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治理得
井井有条，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况变化如此之快，实出人意料，不
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3）
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 。
有些人以后来犯的错误否定建国初期的巨大变化，进而否定整个民主革命的历史，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理论上说，无条件的否定一切暴力革命，甚至比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还要倒退。非暴力主义者甘地的继承人尼赫鲁，曾直截了当的表达了如下观点：“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在某一时期不使用暴力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因为特权阶级显然将毫不踌躇地利用暴力以维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
然而，在革命史、党史领域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无条件地鼓吹“阶级斗争为纲”、“暴力革命万能”、“群众运动万岁”。其表现为：只肯定革命行动，否定一切改良，认为改良皆是麻痹革命者斗志的伎俩；只肯定对旧世界的破坏行为，否定旧政权下的一切建设事业，甚至认为“贪官比清官好”，清官散布幻想，贪官激发革命者斗志；视野中只有###，忽视生产行为或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对社会存在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把这些统统视为反动统治的工具，而对人民群众则是“越穷越革命”。基于上述看法，把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做为臧否社会上一切人和事的唯一的价值标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则被视为革命的异己力量，社会的消极力量，反动统治阶级的“下骂大帮忙”者，因此，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始终定位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即使是对已经参加革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在使用中存戒心。今天，我们总结对待知识分子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上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研究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标准问题。
究竟什么是革命？怎样认识革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认为“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 。也可以说，革命是一种群众性的暴力行为。而知识分子，就其整体或多数人而言，是以脑力劳动为其所长，以知识为其谋生的主要手段，以思想理论为其向反动势力斗争的主要武器。那种单纯以群众性暴力行为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定位价值，认为知识分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种田，而极力加以贬低的说法，是只见其短忽视其长，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因此是片面的。对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估计不足的问题，正如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就长期从事党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的老革命家杨述所言：“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产业工人的力量一开始很薄弱，革命主力部队由农民中产生，因此知识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比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应当充分估计，不能照抄西欧党的看法”。他认为“历来写的党史中对阶级力量的分析都对此估计不够” ，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而且极有见地的。恩格斯在致菲？屠拉梯的信中甚至更为明确的指出：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手工业者占多数的国家“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中小资产阶级，……是唯一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的阶级。那时，农民将会跟着他们走” 。
怎样认识革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他认为，推动社会前进和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革命的作用，仅仅如马克思所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催生婆” 。他和马克思还认为：“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即冶金工业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的号令权和丰富的煤矿” 。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探讨革命产生的社会条件时，曾认为：“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表明，即使是革命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生产状况、文化状况、民主状况，和革命也不是对立的，它们是革命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那种认为“越贫穷越容易革命”、“统治者越没民主，越容易激发革命”的说法，把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归结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归结为生活水平状况和一般政治状况，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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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4）
因此，即使是革命年代，把对革命的态度，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价值，划分知识分子社会定位的最重要标准，也是片面性的。应当从知识分子的特点出发，把是否有利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做为革命年代判断和衡量知识分子社会定位和价值的标准。看他所主张和宣传的文化观，是民族的，即溶古今中外，推陈出新，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还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或脱离中国实际、盲目崇拜舶来品、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是民主的，即有利于唤起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意识，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文化，还是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奴隶意识？是科学的，即在自然、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上都高扬实事求是精神，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智慧，还是鼓吹封建迷信思想、蒙昧主义？是大众的，即有利于唤起广大民众的思想觉悟，有利于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有利于陶冶广大民众的审美意识，还是脱离广大民众的需要和要求，追求孤芳自赏的所谓“阳春白雪”、“精英文化”？凡有志于建设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即是社会的先进分子，他们的价值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与之相反的，则不值得提倡，即使如此，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和价值，也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
文化和学术思想的价值，往往不是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的。不管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正确认识还是错误认识，都是人类发展、进步这棵常青树上开放的智慧之花，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本身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认识论上说，都是宝贵的财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 ，这里讲的是人们认识真理总有相对性，并非相对主义；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本身也是极其复杂的，有的穿着古人外衣而思想却是现代人，有的“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有的“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有的学术思想是“彻底革命的”而政治结论却是“极其温和的”，有的认识正确但很浅薄，有的认识错误却很深刻，列宁甚至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 ，如此等等；即使是对待错误的东西，宣布它“是 错误的”，或者采取不霄一顾的态度，或者禁止传播，不许相信，或者以“大批判”的方法歼灭之，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总是要伴随人类的存在而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也还会有唯心主义，只有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认真研究错误思想出现与存在的“合理性”（不是正确性），把错误变成财富，才能避免或减少某些错误的重复出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扬弃”。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答案，很难令人满意。贬低者说，知识分子的政治表现充分说明了他们的软弱性、摇摆性，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赞美者云，知识分子“是时代的良心”、“纯洁的天使”、“现实的审判者”。我认为，谈论这个问题，仅仅着眼知识分子自身是不够的，透过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既充分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优点与弱点，也充分展示了中国近代政治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是两者交错互动才产生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往往带着书生气，而政治家则讲求功利。如对待权力的问题上，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权与利，通过权争取利。政治家们爱说：“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直接行动的权力也比有自由说话的特权更令人高兴”，“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过于限制我们的权力”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把权力看做十分坏的东西，“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主张对权力的限制越多越好；在如何对待行动的问题上，政治家更注重行动，要求众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甚至把争论视为有碍行动的多余的事情，如英国人麦基在其《思想家》一书中说：“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一些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人人都不断地检验信仰的假定条，那就没有行的人了” 。而知识分子则象英国皇家国防委员会那样“最大限度的研究和最小限度的行动”；在如何对待目的问题上，政治家主张“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注重从现实出发，能够做什么，并且在行动中乐于运用权术，赞许“领导人为了达到更大的目的可能会不公正地伤害某些人” 。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是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注意应该作什么，认为运用权术是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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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知识分子的定位标准（5）
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有如此大的差异，然而由于互相的需要，又必须在一起打交道。政治家们懂得，夺取政权，仅有武力不够，还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或者争取舆论的同情，正如拿破仑所说：“一枝笔可以当得三千支毛瑟枪” ；夺取政权以后，仅仅靠马上治天下更是不行，还得有大批的文官。因此，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政治家们拉拢、“统战”的对象。知识分子要干一些大的社会事业，仅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有所做为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离开权力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有时候知识分子必须争取政治家的许可和支持。正是在这种既有矛盾，又互错互动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慷慨悲歌者有之，不卑不亢者有之，诚心诚意者有之，诚惶诚恐者有之，无可奈何者有之，上当受骗者有之，卑躬屈膝者有之，阿谀逢迎者有之。对这些现象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言以蔽之。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
五四运动以后，人文知识分子们围绕中国向那里去，中国的文化向那里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向那里去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的反思，从而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一部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之路；一部分人继续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成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固守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对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需要性”和“合理性”。然而即使在当时，这一批判所表现出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友即敌”的形而上学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历史早已翻过了一页，今天我们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三者尽管所代表的真理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战争决定一切”的破坏年代，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宣传社会的渐进性和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对革命不能不说是有益的补充，对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理论著作对后人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认识中国的文化问题，认识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提供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遗产。
恽代英在1927年3月出版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中，对五四运动以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做过如下记述：“一种是主张要读书的——胡适之便是一个显例。他就五四的经验，以为专事开会巡行来救国，是不行的；……他以为是由于中国文化程度太低了，所以主张非提高文化程度，提倡努力研究学术不可！……他并且影响了许多学生跟着他走去，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另一种是不相信胡氏的读书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不赞成开会巡行的法子，以为要救国须先改良社会，所以这般人便去办书店，设工场，设学校，组织工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的计划。他们以为倘全国的人都能如此，将一件一件的好事做起来，中国便会达到好的地位，不知道这只是一些空想不可能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论办一件什么事情，是逃不脱各种压迫，国家先不能救，却想先改良社会如何是可能的事” 。
胡适，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经验教训表明，专靠青年学生开会游行的办法不能有效的挽救国家危亡，要救国就要从重振文化入手，具体办法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研究问题”，即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的种种问题；“输入学理”，乃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整理国故”，就是通过整理古代典籍，“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对旧文化， 要反对盲从，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通过上述办法，达到“再造文明”的目的。胡适的这套主张，其积极方面是继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强调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科学态度。他重视再造文明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应该说是很有价值的。正如一位专家指出：“文化力是促进人的解放的重要杠杆” ，文化的发展为人的解放提供了重要手段和工具，对社会政治变革起着前导作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胡适本人在“再造文明”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胡适的悲剧在于，当历史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把政治推向非常突出的地位时，他却想避开###，“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陈独秀语），这就使他扮演了“诵五经退贼兵”的悲剧角色，也把自己置于时而声言“不谈政治”，时而大谈政治的尴尬地位。胡适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的了解，往往停留在书本上，而对活跃于社会和民间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缺乏真切的感受，甚至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就使他的“再造文明”实际上变为“全盘西化”的主张。
自由主义者对五四运动的反思（2）
蔡元培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反思提出：“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 。因此，主张“教育救国”。蔡元培和胡适有所不同：1、他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对学生自身成长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年以来，因为学生有了这种运动，各界人士也都渐渐知道注意国家的重要问题，这个影响实在不小”，学生们通过“努力实行社会服务，……和平民社会直接接触，更是增进阅历的一个好机会” ，2、他并不认同“钻故纸堆”的做法，而是强调学术和知识的应用，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 。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杏佛，对“教育救国论”者“鄙视政治运动而不为”的弱点，做了重要补充。他一方面肯定：“中国尚文，当政治污浊之际，士常能以气节文章左右风气，挽回劫运”，称赞蔡元培面对腐败政府“一怒出都，以不合作主义为国人倡”；另一方面指出：“欲贯彻教育之主张，必先有政治修明之国家”，因此，“学者生当乱世，自当以救国救世为先勇”，他赞扬大科学家美国的佛兰克林和法国的拉瓦谢非，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功臣，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烈士 。
被称为“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的著名学者丁文江，对政治的态度则与胡适、蔡元培不同，他是自然科学家，也是人文学家和“学术界的政治家”。在努力研究地质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