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各地奔向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达四、五万人之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2）
长期以来，我们的各种党史书籍和诸多的有关论文，在谈到一大批理论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这一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时，往往只讲历史的一面，即理论家们如何聆听领袖的教导和帮助，知识分子们投入“革命熔炉”如何进行思想改造，而不讲或很少讲历史的另一面，即领袖在和理论家们互相切磋中吸取了什么，得到什么受益。大批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对革命的发展起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我以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认识：
其一，对革命根据地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十年内战时期，各个根据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对外关系及形式都做了调整。此时的延安，处于一个相对开放的大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也做了及时的调整，如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停止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全国各地先后建立50多个办事机构，直接与美国政府对话与联络，频繁接待世界各国记者、作家、知名人士来延安访问，等等。其中，国内外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对实行这一转变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不仅使根据地的人们了解了外部世界的许多新的情况，而且精神生活也对根据地的人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可以从若干外国来访者写的书中显露端倪。
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著：《北行漫记—红色中国报道》：
“我参加过一个由鲁艺学生演出的音乐会。节目一开始，7把自
制的小提琴、一架破旧的钢琴和一把大提琴同奏中、美、英、苏4国
的国歌。由75名男女学生组成的合唱队列队登上舞台，出色地演唱
了一曲肖斯塔科维奇谱曲的《联合国歌》。接着他们又非常协调地、
充满感情地演唱了几首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其他歌曲。一位男高音演
员试图唱一曲《蝴蝶夫人》的选段，但他的唱腔跟钢琴一样的走
调” ——这样的开放气氛，在几年前的根据地是不可想象的事。
美国人海伦？斯诺著《延安采访录》：
“徐海东来看望我。他说，他到北平、天津、上海去了一趟，见
到了许多外国人。他想要我教他跳舞，并且放了一张他喜欢的唱片
《压抑不住的爱情》。吴亮平、王汝梅、马海德也在场。共产党人从
来没有学过交际舞，但对那种舞蹈的西方风度却很有兴趣。他们没有
任何反西方的情绪，也没有反美国的丝毫表示” 。——透过跳舞这
个细节，可以看到人们的眼光从一个窄小的根据地开始转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男女，也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
的男女，尽管他们还没有象英、美清教徒那样进行过工业革命，虽然
同传统的中国人建立联系经常会遇到困难，但是我在延安同任何一个
人接触，从未感到有丝毫困难” 。——海伦？斯诺敏锐地体察到根
据地的人们从封闭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向“现代思想”、“现代生活
方式”的变化。
其二，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促使根据地的民主气氛一度十分活跃。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缓和。抗日根据地与过去的单纯的军事根据地相比，除了军事打仗，还有大量的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学术活动、生产活动、民间活动……，这些变化也有利于根据地民主空气的形成，知识分子们则成为营造民主空气的“先锋”。由上海来的女作家丁玲，针对在延安不需要批评性杂文，只需要歌颂民主生活和伟大建设的看法指出：“即使有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 。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3）
著名作家肖军1938年路经延安，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很想见见这位鲁迅的学生、《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便派秘书去招待所看望肖军，转达毛主席想请他见见面之意。肖军回答：“我打算去五台打游击，到延安来是路过，住不了几天，毛主席公务很忙，我就不去打扰了！”后来，肖军在丁玲的劝说下同意去拜见，没等他去，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亲自来招待所看望肖军了。这个事情，一方面显示了领导人的礼贤下士、平等待人，另一方面也表明，肖军做为一个知识分子坚持了“人与人是平等的”民主精神，他并没有把领导人的接见视为“天大的喜事”而受宠若惊。后来，肖军又到延安并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文艺建设活动，毛泽东和他有过许多封通信，研究文艺问题。
另一位应该提到的是著名的文化人王实味，他1937年10月到延安，几年的工作与生活，使他不仅感受到延安的革命精神，同时也看到一些问题，于是他写了若干杂文，对某些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如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对革命阵营中的某些黑暗的东西，不予重视，甚至说：“天塌不下来”，王实味指出：“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如果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王实味还针对政治家的弱点提出：政治家“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的特点也有两面性，用它来对待敌人时，是“革命的艺术”，而用它为自己谋名誉、地位、利益时，“则使革命受到损害”，他呼吁：“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 ，他不赞成某些舆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并且进行反驳：“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他还不顾诸多禁忌，在各种会议上和与同志交往中，公开评论某些政治上敏感的问题，如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要由斯大林负责，不是陈独秀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王实味坚持了敢于批评权威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再讲一位坚持民主精神的知识分子干部蒋南翔，他的命运比肖军、王实味要幸运得多。蒋南翔面对延安整风和审干中暴露出的问题，敢于对中央的重大方针、决策提出很有水平的批评和建议。他于1945年3月向党中央提出万余言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不仅对身居高位红极一时的康生提出尖锐的批评，表示“以至不能不使我对抢救运动的总的方针发生更深刻的怀疑”，而且对《中央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的决定》提出意见，指出：“缺点就是它基本上批准了当时对于特务的夸大估计，……批准了运动中的那种斗争方式”。“意见书”还以“唯有活的主要实践应被确认为第一重要的鉴定尺度”，对抢救运动中的群众路线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等提出极有理论性的分析和意见，指出：“轻率地否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广大知识分子和马列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轻率地剥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信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分析和处理现实问题上的具体反映”，“所谓依靠群众的力量，事实上成了依靠群众的喉咙，依靠群众的拳头，依靠群众声势汹汹的态度，依靠群众做打气加油的拉拉队！”，蒋南翔认为，抢救运动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上的缺乏民主精神” 。这里更应该指出的是，蒋南翔如此尖锐的意见书并没有给他带来厄运，而是在后来得到中央的重用，通过“意见书”这个窗口，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见延安时期活跃的民主精神。
其三，大批学者、专家的到来，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过去我们讲毛泽东思想，往往只强调它是革命根据地经验的总结，而很少从理论活动角度加以阐述。列宁曾指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列宁还赞扬考茨基讲的“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考茨基批评那种把理论看成革命斗争直接产物的观点，是“冒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 。理论与实际斗争的关系应该是：实际斗争是产生理论的一个重要条件，而理论本身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他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实际斗争的直接产物，还需要诸多其他重要的条件，主要是由理论自身的发展水平与状况所决定。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4）
考察一下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理论活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加强了和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学者、文化人的频繁交往。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之间不仅有大量的通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还共同组织许多学术活动。如1938年3月，毛泽东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有一批高级干部包括肖劲光、罗瑞卿、滕代远、莫文骅、叶子龙等参加，由著名学者何思敬翻译讲义，逐章介绍，然后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讨论。1938年秋，毛泽东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由理论家艾思奇、何思敬主持，领导人与哲学家一起讨论研究哲学问题。此外，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等一批理论家还编写《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分九章系统的讲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系统学习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批理论工作者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经典著作，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专著，还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恩通信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社会主义入门》、《英国工人运动》等，对领导人的学习和全党的普及、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曾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此外，理论工作者们出版了一批很有影响的专著，不仅为广大干部所学习，而且成为中央领导人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书籍。其中为毛泽东所重视和学习的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说他看过十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说：“我读了得益很多”），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毛泽东在读后感中写道：“颇为新鲜”），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建议印此书） 。等等。
其四，大批知识分子的参加，促进了军队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的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所进行的战争也多为小规模的游击战。到抗日战争，任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战对象是日本侵略军，要求干部对日本国家和军队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要懂些日语；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既是友军，又不时发生矛盾与摩擦；不仅要和国内各种军事力量打交道，还要和国外（如美国）的军队人员打交道。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抗日战争前入伍的有些老干部显得不适应，并且暴露出一些弱点，如194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对军队老干部工作的指示》指出：“这些弱点的表现是：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暴，不了解复杂问题”。大批知识分子参军，在斗争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新形势下军队建设的重要力量。1942年9月军委总政治部的一个文件反映了这一变化：“抗战以来……成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我们的军队，他们表现了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积蓄了许多实际斗争经验，他们帮助了我们军队文化水平与科学技术的提高，他们已与老干部 携手并进，他们已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解放战争期间，“三八式”已成为一代干部的标志。
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不仅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而且经历了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考验——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4月，在整风中康生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国民党特务赞扬边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发现特务活动，中央领导人表示：中直、军委边区机关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我们要发现坏蛋，拯救好人 ，于是整风转为审干和肃反。很短时间内，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就清出“特务”高达15000多人，有的单位如西北大学，共390人，竟有一半以上是“特务”。
有的曾和外国牧师学习过外语，被打成“意大利特务”；有的大城市来的女青年爱打扮，穿着讲究些，就招来怀疑：“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有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怕别人听，悄悄说地方方言，也遭到质问：“你说你没问题，为什么总用广东话同你爱人说悄悄话？”更有甚者，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喜欢散步聊天，谈谈云彩，说说月亮，于是望风捕影的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月亮社”、“乌云社”、“太阳社”。 前面提到的两位著名的文化人，肖军在以后的几十年生活中，一直成为“反面教员”，批评对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人身自由。王实味则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惨遭杀害，1991年2月7日始得以平反。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5）
直到1943年7月底，抢救运动才完全停了下来，1944年开始对这批错案进行甄别，赔礼道歉（直接责任人康生始终不承认错误），如果说延安整风是从思想上大力宣扬了毛泽东思想和宣传了毛泽东本人，那么抢救失足者运动则是从政治上警告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都对第三代革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终生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精明能干，按部就班，“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成为最响亮的座右铭。然而在许多人身上，缺乏第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气魄和第二代革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即使是延安时期的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活动也是：一、翻译国外的经典多，自己的理论著述少；二、在很少的著述中，也是“述”多“著”少，多为对经典著作的解释与诠注，很少阐发自己的看法；三是学院式、讲义式的著作多，真正深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及革命问题而有创见的著作少。延安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模式，对后来中国的理论活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1）
第二条战线主力军的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又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入革命洪流，他们可以称为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和前三代比较，第一代是革命事业的开创者，不少人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第二代“文人武化”，许多人在长期战争的炼狱中成为出色的军事将领；第三代扮演了由十年内战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的先锋角色，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很有地位的“三八式”领导干部。第四代和他们的前辈比较，角色与命运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中除少数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外，多数人接受的是系统的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他们参加革命的形式是以城市为阵地、开辟争取民主、自由、“第二条战线”，他们的革命经历极短，很快就迎来了全国革命发胜利。因此，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既是革命者，同时，又被视为“同路人”和“被改造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实行争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并规定：“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1948年1月1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十分具体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状况和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状况：
“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
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
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
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摇摆不定，以及由于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而带有剥削阶级的
意识，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动的地
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实际生活和工作
锻炼，才能达到与工农兵结合；甘心当人民勤务员的革命战士。
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
的方针” 。
如何认识第四代革命知识分子及其历史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评价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及“第二条战线”的历史作用。
把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学校教育笼统的说成地主阶级的教育，明显不符合中国近代教育历史的实际。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校教育自清末兴起办“洋学堂”，走上近代教育的轨道，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都是采取西方教育的模式，核心是科学与民主。经过新式教育培养出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与民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