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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形状表示出简单的物体。
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些简单的轮廓线组织起来，使他们可以表达思想而不仅仅是物体。研究造字的过程特别令人着迷，因为大量的复杂的文字是表意符号。如果把每一部分从组合的各部分中分辨出来，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中国人的关于部分的观念。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形成文字要表达的思想。那些远古的中国造字者，使这些组合凝聚了他们自己要表达的思想的概念。这些概念常常是粗糙的，不充分的，甚至是奇怪的。
这里用几个组合字举例说明。两棵树代表小树林，三棵树则代表大森林。太阳放在月亮旁边表示明亮。一个囚犯用一个在笼子里的人来表示。门里面放一个口就是问。一个口加一只狗就是吠。一个女人注视着窗户外面就是妒忌的意思。房檐下有猪暗示了中国人对家的观念。一个女人站在屋檐下的猪旁就表示结婚（“嫁”）。把一个女人放在扫把旁边就是“妇”，它画出了人们观念中的女人在家庭中的主要职责。另一方面，人们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儿子旁边就代表好，用图画表示了他们对于男性子嗣的喜爱。人们还用屋檐下一张口，口下一块田暗示了他对于财富的朴实的观念（“富”）。其他我们看来更自然的组合例如“白”加一个“心”代表害怕（“怕”）；一个人傍边有只手意味着帮助的意思（“扶”），人站在字边代表“信”。人们都能认出虎下一颗心就是“虑”。
但是在用女人代表和平和休息方面却不那么光彩。他们用一个在屋檐下的女人表示“安”，两个女人放在一起表示吵架，三个女人放在一起表示最不光彩的私通 。总的来说，这些组合表达的思想观念是错误的，频繁的使用“女”这个字在本质上来充分显示中国人认为“女性形成错误”的观念是错误。这些亚洲人在歧视妇女方面比法国人做的更早，比他们走的更远。当发现一个人有罪时，法国人会问“那个女人是谁”？他们把这种观念编织在他们的语言结构当中。他们把女人当作诱惑和罪恶的主要源泉，并以此来展示他们和亚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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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汉字的趣闻（2）
一种相似的特点也存在于短语和成语的创造上。他们的习惯用语不是简单，就是奇怪，充满了暴力，并且有些词语和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完全没有联系。让我用例子来解释：他们通常用白色代表无用或是失败，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白色的一种特别低的普遍看法。“白痴”的意思是无用的人；“红人”就是指成功人士。“白房子”就是茅舍；“白说”就是立不住脚的观点；“白跑”就是徒劳无功。由于日常用语是由这样一些短语和成语组成，虽然时间已经拨去了他们原始的力量和联系，但是很容易看出，熟悉无数汉字的任务比把他们组织成（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的和正确的句子要困难得多。一些外国人能够掌握一定数量的文字知识，但是外国人说不了合乎语言习惯的汉语。在后一方面，外国人的失败更加惨重。
汉语最大的困难在于言谈之中的使用。这也是使它不可逾越的阻碍着彻底了解这个民族。没有书籍可以使人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它只能口口相传。一只灵敏的耳朵，一个充满弹性的发音器官，再加上一定量的练习对于发出准确的音来说必不可少。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规则：三十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再学习说出正确的汉语，因为过了那个年龄，发音器官就失去了一定的易变性。但是很多不到三十岁的人，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掌握这种语言。在会讲中文的外国人中，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能发出最普通的中国尖叫声。虽然我成功地发出了这种声音，但是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也没能发出在北京大街小巷赶驴车的人的赶车的声音。我唯一的欣慰就是其他外国人也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
汉语的快感是对掌握这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的不屈不挠的毅力的回报。这种快感会被讨厌的和可笑的错误所打断。这种错误如果搜集起来就可以写一本书了。一位牧师有一次告诉他的听众当救世主在地球上时，救世主走来走去吃饼。他本来想说医治病人，但是由于把一个送气音搞错了，治就变成了吃，再加上一个语调上的错误，使得蛋糕从那些病人中产生出来。
另一次，笔者作为一个盛大聚会的主人坐在餐桌旁，我让中国男管家上一些桌子上缺少的菜。这位管家显得很困惑，询问我想要的是不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是不是要马上制作。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走了。过了一会这位管家回来了，表情庄重（一位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仆人就是这样），手里拿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个长三英尺，一端有节，一端削尖的铁棒。他也许以为主人要用它打碎客人的脑壳呢。但是那不管他的事。我严肃地让他把这个厨房用的拨火棍放回原处。这仅仅是因为我把一个送气音放错了地方。
又有一次，由于接到一个紧急通知，我的厨师要安排一个大型晚宴。为了减轻他的工作，有人告诉他，他可以在糖果糕饼店里买一百只“女士的手指” 。在命令下达后的两个小时，他坐在中国的大车的车轴上，赶车返回使馆。他下了马，走进办公室，回报说他已经找遍了北京的那个区，只买到了64个女士手指。要想再买36只就要去远一点的地方。我表示，他买的已经足够了，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还要雇一辆车去。他回答道：为了把它们带回来。
“你自己拿不了吗？”
他回答说：“当然拿不了，它们每一个有五六磅重”。
得到这个惊人的答复之后，我们立刻检查了他赶回来的车。我本来要买的是带冰淇淋的小条蛋糕，但是结果发现我自己成了64个鲜血淋漓的令人作呕的牛舌的主人。一个错误的语调制造了这些麻烦。
以上就是对汉语特点的论述，它们适用于中国五分之四人口所讲的汉语。在一些地区，语音和成语只有些微改变，这就不需要专门提及了。我要专门讲到的是沿海一带的地区，北部起自上海，一直到帝国的最南端。沿海地区从海岸线向内陆的延伸距离从五十到一百五十里不等。在这一地区，书面语和中国的其他地方是相同的，但是口语分成了许多不同的方言。有一句老话来形容这些方言的巨大差异：河岸这边的人听不懂河岸那边的人讲话。由于中国政府异地为官的规定，那些在这些方言区做官的人只能通过翻译和他所管辖的人交流。移民到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大多来自这个地区。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明白并且讲正确标准的汉语 。
有关汉字的趣闻（3）
讲汉语的一章如果没有提及那种近代在租界（在那里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自由居留并且从事不同职业）出现的不属于任何一类的语言，那么这一章就不能结束。很少有外国人能学会汉语，他们和当地人做生意的唯一的媒介就是用“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这个词来源于当地人business这个词的发音。因此合适的术语应该是“商务英语”。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把那么多混杂的语言糅合在一起，将英语翻译成当地的方言，使用当地人理解的语法组成起来的；然而它的发音改变了以后，尽量适应了当地人的语言和理解习惯，也还能被人听懂。
下面的几个例子会显示出这种交流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并且有损尊严，它也将必要的阐明这种英语的特殊之处。读者也许感到非常惊讶，也可能不相信我说的话。然而事实表明，十分之九的外国人与中国人的生意都是通过这种古怪的乱语完成的。
一个年轻人要拜访两位小姐，开门的中国仆人严肃地告诉他：“That tow piecey girlo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 他想用这些话表明大小姐正在楼上洗澡，二小姐出去了。
当夏威夷岛的Kalakua国王于1881年四月在上海时，他居住在Astor House的一层套房里。两个想要求见国王的美国绅士一天早上去了旅馆，在楼梯下遇见了旅馆主人。在讲明来意之后，他们问到国王是否在里面。店主回答说我去看看，然后转过身，对顶层的一位中国仆人喊道：“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b got？ ”（在顶层的国王醒了吗？）那个仆人简洁的回答到： “Hab got。” （已经起来了）。店主说“Gentlemen； His Majesty is in。 Pray walk up。”（先生们，陛下在里面，请上楼）。
中国人为什么成不了殖民者？（1）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互相之间的联系很强。形成的新家庭总是建立在原来家庭的附近。这样，子女的家庭就会聚集在父母的家庭周围。有的村子只是由一家人组成的，包括这家人的三四代。例如：史密斯村，约翰村。如果翻译得更准确一些，张家村，王家庄，路口的李家村。这类名字的小村庄，乡镇，城市遍布全国。他们占据了一大部分国家地名。每个家庭的财产，尤其是房产是共同创造，共同所有的。分家只发生在男性家长去世之后。所有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劳作。如果是农民，他们清晨一起出发，在田间劳作一日。女人也同男人一样干活。我曾经见到一个推着犁的中国农民。他的犁由三个上了马具的劳力牵引着，它们是一头牛，一只驴，和他的妻子。
富有的阶层，人们有些不敬的称他们为“环球快马”（the globe trotters）。他们四处游览，形成一般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从不为享乐而出游。他们离家只是因为要处理公事或者私事。离家之后，无论是在异国，还是在他乡，他总认为这是一种流放，多少都会思乡。无论他的家乡多么落后，他把回乡看成人生的主要乐事。
中国人的天性如果不彻底改变，他们不是，也成不了殖民者。虽然在南美和北美，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在缅甸，暹罗，在东印度群岛，爪哇和日本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是哪一个都不是他们的定居地。他们不是殖民者，只是暂时的移民。他们很像候鸟，在一个地方生活几个月，然后在记忆中远方的某个地方建巢，养育后代，长此以往，没有改变。他们因为急事，被迫离家，流落他乡。但是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返乡计划。这些计划和希望他们始终铭记在心。如果认真调查一下那些坐在来往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目的的国家航道上的轮船里的统舱里的乘客，如果这个调查可以持续几年，就会明了离开中国的人又都回来了。就像刚才说的，他们如候鸟一般来来往往。那些客死他乡的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地安排。他们要人把遗体运回故乡，埋在他们祖先的身旁。如果美国人把在过去20年中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总数，与葬在美国的中国人总数对比一下，他们会感到惊讶的。那些葬在美国的尸骨，毫无疑问，是属于流浪者和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的。
中国人是敏锐小心的商人，是耐心、忠诚、勤劳的劳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家的民族。虽然他闯荡四海，历经磨难，但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回故土，颐养天年，落叶归根。他不仅在被迫流落异国时有这样的愿望，在他乡建功立业后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这种特点不仅是源于对国家的爱，更是源于对故乡的眷恋。例如，一个广东人不会定居在北京。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公来到这里。他们始终都是“朝圣者和外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定居。如果其中的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人死在了北京，没有丝毫钱财，那么乐善好施的好心人就会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安葬。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协会和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不幸客死他乡的人送回家安葬。旧金山的所谓的六个中国同乡会（人们对他们有许多的不实评论）就承担着这个主要任务。去中国的旅行者偶尔会碰到这样的棺材，它吊在两根长棍之间，棍的两端固定在两头驴的背上。在棺材的前面有一个柳条筐，筐里装着一只雪白的大公鸡。棺材里装着死在他乡的人，就这样被抬着，也许要穿过这个中国，到达他安息的地方。这只公鸡必须是雪白的，无一点杂毛。它在长途跋涉之中要引领死者的灵魂，或者说服他跟随着他的肉体。这只大公鸡越活跃的在笼子里昂首阔步地走，打鸣的声音越响，就说明它能更加成功的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浓烈的乡情经过千秋万代，逐渐发展，日益加强，变成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神圣的需要。如果我们参考“祖先崇拜”，就会对中国的这种现象增进一些了解。
我们必须谴责偶像崇拜。我必须承认，每次看到中国人的棺椁从海路或从陆路，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乡，圣经旧约中的美丽的历史故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在希伯莱给他的妻子萨拉买了一块田和一个洞穴作为墓地。亚伯拉罕，以撒，瑞贝卡死后也都葬在那里。雅戈死后，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把他们父亲的遗体从埃及抬回了加南，并葬在利亚旁边。约瑟夫要求他的孩子们承诺在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个承诺在他去世后两个世纪完成。人们一定会崇敬中国人的这种感情。人类的先民就拥有这种感情。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把它，世代传承，付诸实践。
中国人为什么成不了殖民者？（2）
中国政府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利用人们的这一特点。对于那些想要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在中华帝国版图内拥有一块墓地。一小块墓地的所有权被看成他有意成为永久定居者的上佳证明。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使人民安土重迁，阻碍了他们改变居住地和职业。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家庭终身只能从事一职，不得改变。法令上写到：世世代代，不得改变。对于已经不喜欢改变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法律是否是明智的值得怀疑。今日它已经失效。但是它对整个民族有着双重的影响力。一方面，子承父业，它使得各种行业毫无改变（也毫无进步）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使她落后了几个世纪。并且限制了人民。人就呆在他谋生的地方。如果这个营生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话，自然他就会在家继续经营他父亲的产业。他的利益中心在那里，他很少背井离乡，出去闯荡。
一次，我见到一位靠在土墙上晒太阳的老人，他在那里是为了稍微能抵抗一些一月份刺骨的寒风。我向他询问到某个中国的城市还有多远，因为我打算在那里过夜。他回答说不知道。
我惊讶并且怀疑他的回答，问到他是否也是一位旅行者。
他说：“不，我就住在那儿。”并用头示意在不到一百码的地方的一所看起来舒适的中国房子。
我又问到：“你在这里住了多久了？”
他回答说：“一辈子，我今年78岁了。”
我坚持问到：“你真的不知道那座城市离这里多远？”因为我还是不能相信他的话。
他回答道：“不，我为什么要知道？我从没去过那里。”
这更让我感到惊讶了，惊呼道：“你已经78岁了，在这里过了一辈子，竟然没去过那里！”
这位老人断然反驳道：“当然没有，我为什么要去那儿？我住在这儿。”我说的那个城市离这里其实不到十英里！
还有其他事实说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项提倡永久性（我们姑且用这个词）的法律的效果。虽然钟表这些东西中国不生产，也很少有人拥有它们，进口的数量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中国每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里都会有几家修钟表的店铺。旅行者也许想知道他们如何找到顾客，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哪学来的这门手艺。答案很简单。他们对这行知之甚少，都是罗马天主教徒，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信仰以及手艺。他们的祖先是两百多年前，早期来华的天主教牧师的学生以及皈依者。他们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钟表维修的知识，并传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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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的北京怪谈（1）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一直由通过各级科举考试的文人（literary graduate）组成，喜欢辩论。他们拥有自己的逻辑系统，他们的结论往往建立在我们有时看起来是古怪的甚至是荒唐的基础之上。士大夫们思路严谨，能够迅速抓住对手逻辑中的瑕疵，大加利用。他们完全遵照于儒家先贤的著作，不折不扣地执行。多数情况下，士大夫之间的辩论总是能达到大家都大致满意的程度。因为他们对热点讨论的话题和原则都有着相同的认识基础。正是因为这一特性，士大夫之间的谈论有着特殊的意义。这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和绅士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漠视已经确定的普遍原则的，他们多大程度上迷信书本。
我认识一位中国著名的学者，他在朝廷支持下享有很高的地位。 这位大学者奇怪地宣称狐狸神通广大，能够按照它自己的意愿随意转变人型。我为此与他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的争论。我们就这一诡异而滑稽的话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辨证，但是我们最后谁都说服不了对方。正当大家都精疲力竭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兼敌人突然说：“好吧，我告诉你一件发生在北京的真事，看你能如何解释？其实你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非常了解。多年前的一个夜晚，英国公使馆的一名士兵正准备上床睡觉，突然听到公使馆的院落里有狐狸的叫声。他马上重新穿戴好，抓起来复枪，告诉妻子说自己要去杀死那只狐狸，就出了房间。妻子听到丈夫的来复枪声响起后片刻，就陷入了睡眠之中。当她第二天上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丈夫还没有回到房间里。不一会，两名士兵将自己丈夫的尸体抬进了房间。尸体躺在月桂丛中，脑袋被子弹射穿了。他的来复枪就在他的旁边，但是却丝毫没有狐狸的痕迹。现在，你打算怎么解释呢？”我的对手胜利在望似的继续说：“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那个士兵在那些月桂中间追逐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