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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法国的英国著名学者拉库伯里（ 1854—1894）曾不断提出一些新奇的论点，震惊世人。他认为，匈奴是政权名称而非民族名。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在优秀的游牧领袖出现后，便会服从对方的领导。蒙古民族、土耳其民族、斯基泰民族，等等，他们在优秀的指导者领导下，生活可以得到保证，因此甘愿服从听命于他。这样一来，各民族之间便产生了混血儿。
既有高鼻子的人，也有扁平鼻子的人，身体特征差异不太明显，自然也不会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据《晋书》记载，后赵冉闵屠杀的二十万人中，有一半属于汉族人被误认为匈奴羯族人而被杀死。由于《晋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妖魔鬼怪之事和神奇不经之语，因此被普遍认为可信度不高。然而《晋书》毕竟是正史，即便二十多万的一半有所夸大其词，那么至少有数万人被杀。容貌的相似，除了由于生活样式相似以外，混血也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提及这些呢？因为我认为，古代中原多个民族杂居，互相影响，并产生了混血儿，犯下过失的集团便被流放到边境，从而形成了夷狄蛮戎，因此关于夷及狄外貌如何，即便是想描写却也无从写起。
生活于中原具有中华思想的人民，其实并非单一民族。他们所处的环境，可以被称为国际化社会，而他们引以为豪的也并非血统，而是文明。文明程度高的地区便被称为“诸夏”。在此背景下，儒家也成为一种文明主义。如果诸夏是以血统为骄傲，那么必然会对夷狄蛮戎的身体特征详细描写，以区别于自己。诸夏将文明作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儒家重视礼乐，更注重学问，这使得文明程度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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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观
毫无疑问，儒教助长了中华思想。初次接触诸夏文明的人，尤其是对于其中的绚丽部分，往往会为之倾倒。
塞外人民在进入他们所称的“汉地”时，往往会被中国文明同化。我认为，塞外的游牧民族也是具有中华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在广阔的草原上骑马放牧，要比中原人整天匍匐在地上靠种植为生舒服自在得多。然而正是这些匍匐在地上辛勤耕作的农夫们，靠劳动积累创造出了绚丽的都市文明，因此塞外人在进入中原后难免不为这种文明折服。
鲜卑族是北亚游牧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鲜卑族为东胡后裔，其语言属于土耳其语系。继西晋灭亡后，鲜卑族拓跋部在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
虽以王朝自称，但实际统辖的区域不过山西北部。北魏迁都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后，推翻了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统一了江北地区（长江以北）。第六代皇帝孝文帝（ 471—499年在位）时，迁都洛阳，采取了汉化政策。
首先，废掉鲜卑族的“拓跋”姓氏，改姓“元”。白居易的好友、唐代诗人元稹（ 779—831）自称为北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 338—376年在位）的第十代子孙。唐代的另一位晋升为都督的文人元结（ 719—772）也自称为北魏皇室的后裔。金代的大诗人元好问（ 1190—1257）在其墓铭上说自己出身于拓跋一族，并以身为元结的子孙而自豪。
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改姓，这容易理解，而在北魏，征服者却要求自己的民族改姓汉姓。
其次，禁胡服。“胡”指鲜卑族拓跋部，也称北族。“胡服”是骑马民族特有的服装，在改革中被禁止穿着，北族也要穿戴汉族服饰。决定性的同化政策便是禁胡语。鲜卑语属于土耳其语系，被禁用后，要求使用汉语。
此外，孝文帝还奖励北族与中国民族通婚。这种改变人种的彻底“汉化”政策，或许便是由于孝文帝被绚丽的中原文化所倾倒吧，抑或不仅如此。
大约在孝文帝即位二十年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发生了“国史案”。北魏最大的实力者汉族宰相崔浩（381—450）奉太武帝之命编纂《国记》。崔浩按照中国历史的编纂传统，采取了
——务从实录
的方针。如果按照历史实施记载，那么便要从西拉木伦河畔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写起。
崔浩凭借自己获得了太武帝的信任，便骄纵妄为。在他内心或许也存在着对鲜卑人的蔑视。他以宰相自居，掌控一切，坚信北魏政府离不开他，于是认为即便是记载了执政者祖先的野蛮生活状态也无大碍。或许是由于他在书中对那段历史描写得过于露骨的原因，有关记载全被销毁，具体内容不明。“用功三百万”编纂而成的《国记》，被刻在石头上一一排版。鲜卑人读后极为愤怒。
有人上报太武帝：
——暴扬国恶。
太武帝读完《国记》，盛怒之下将崔浩收监，并处以死刑。据史书记载，临刑之前，崔浩被绑在槛车上，许多士兵狂呼着在他脑袋上小便。负责编纂《国记》的，包括仆人，共有一百二十八人，所有人被诛杀五族。一族被杀已属极刑。至于崔浩，所有亲眷都被处死。
即便是极具权势的汉族宰相，如果对鲜卑族不敬，也同样会遭此厄运。太武帝对崔浩的处置便是证明。
在北魏王朝中，实际执掌政务的官员几乎都是汉人。在国史事件被血腥*后，汉族官僚自然失去了积极性，北魏国力逐渐衰退。二十年后，孝文帝施行了极端的同化政策，也是一种消除民族间仇恨和不信任的方式，其目的是民族“大和解”。
崔浩的中华思想是导致国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北族及其代表者太武帝也具有中华思想。治理天下的乃是鲜卑族拓跋部——这便是太武帝中华思想的根源所在。
这两种中华思想的冲突导致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施行胡姓之禁、胡服之禁、胡语之禁这些超越我们想象的措施，是化解北魏各民族之间矛盾的唯一方法。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孝文帝为汉文化倾倒，并屈服于汉文化的草率之举。
“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一人太武帝，对佛教施行的弹压便是受崔浩的唆使。崔浩的理想是按照儒教的秩序治理国家，因此佛教便成为*对象。
崔浩皈依于另一排佛煽动者道士寇谦之（ 365—448）所开创的“新天师道”，身为儒者，同时又附属于道教，并不矛盾。
由于北魏的《国记》被彻底销毁，因此不清楚书中究竟作了怎样的记载，哪些部分导致了北族的众怒。然而可以推断的是，书中一定暴露了鲜卑族初期的“非文明”（野蛮、原始）状态。崔浩及其他一些编纂者，必然没有对鲜卑族的民族身体特征进行过描述，因为崔浩身为儒者，在历史记述上采取是“文明史”观。依据这种观点主张，价值判断标准是文明的种类和发展程度，而非民族血统。
初期鲜卑族的生活，可被称为“陋”。孔子“欲居九夷”之时，众人问道：“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君子居住在野蛮之地，自然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从而便会推动文明的发展，有什么可担心的？
中华文明之民，原来也生活在“陋”的状态下。美化太古之民，是人之常情，然而文明毕竟不是自始便存在的。儒教推崇的尚古主义，并将周公时代视为理想，不过是种惯性追溯罢了。
瑞典地质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人，20世纪20年代他在甘肃发现了石斧，兴奋地高呼：“石器！石器！”不可思议的是，直至当时，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未曾有过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存在与否的确认之所以晚，据说与中国人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使用石器的是野蛮人——这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无疑这是典型的中华思想。重视青铜器的出土，却对石器置若罔闻，因为不关心，所以发现得晚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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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之说（1）
三国时期，中国一分为三，其中之一的魏后为晋所取代，统一了天下。然而晋的统治也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败落了。由于晋王朝内部皇族纷争，国力消耗殆尽，从而招致了北方民族的南下。 316年晋灭，皇族中的一人逃往南方，在南京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以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为界限，中国出现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北方又分为五胡十六国，众多民族轮番上阵，建立短命政权，最后统一北方的是北魏王朝。南方有六朝，都是以南京为舞台，上演了几个短命王朝的兴衰史。最终实现南北大一统的是北方的隋朝。自 589年算起，南北分裂的状态一直持续了 270多年。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虽然实行了同化政策，但是当时正统文明却是在南方。“不能落后于南方”——在这种意识下，北方不断努力。然而在“国史案”中，北方的中华思想暴露无遗。综合来看，可以说北方文化追上了南方，尤其在种类上，甚至超过了南方。
我们在《唐诗选》诗集中，读到过许多唐代优美的诗作。《唐诗选》中收录了一百二十八位诗人的作品，我对这一百二十八位诗人按照出身做了分类，除数人出身不明外，以南北朝时代的边境来划分，其中北方占一百多人，南方不过十余人。而在南北朝时代，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南方人，如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沈约，等等。文人庾信作为使节被南朝梁派往北周，后来被扣押，并在北周任职。北方一直处于文人匮乏的状态中。
然而到了唐朝，从《唐诗选》便可看出当时情况已经完全出现了逆转。
中华思想在同一个舞台上，以文明史观为中心，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与另一种“文化”碰撞时，便会出现大混乱。鸦片战争（1840—1842）的战败，就表明了欧洲文明以更加绚丽的姿态胜出。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思想便以一种滑稽的形态存在。所谓滑稽，是指它对外界事物视而不见，因为相信自己是第一，所以对其他漠不关心。即便是在贸易方面，也不愿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场之上。当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前来商议通商事宜时，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1760— 1820年在位）回复敕谕，内容如下：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
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外国之物，天朝不过是为了“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才答应与周边通商的。
马戛尔尼在热河会见乾隆皇帝时是1793年。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便可看出当时对方是如何的发达。更能通过事实证明的是
——船坚炮利。
英国的军舰坚固，大炮精准度高，这都是清王朝所远不能及的。
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和哥伦布（1446？—1506）乘载重量不过二百吨的船只航海之前，明朝郑和便集七八千吨的巨轮航行至非洲。火药原本也是由中国发明的。这些中国所不及的船坚炮利，并非中国创造不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学习西洋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原称之“夷务”，由于外国人对此多有微词，后来便改为了“洋”字。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 1837—1909）等政府高官。他们都是接受过古典教育，并是在科举中及第的进士。他们所学的是中国学，即儒学，并将此作为根本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中体西用之说（2）
——子曰：朝闻道，夕可死。
这是《论语·里仁篇》中的名句。《易经》中载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西学——西洋技术是器，中学是道。因此，形而上之“道”是根本，形而下之“器”是末。“道先器后论”——这便是这些精英们认为在接受西学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洋务运动兴盛之际，曾向国外派出众多留学生。清政府还为这些公费留学生专门派遣了一些教授儒教的老师。作为李鸿章智囊团成员之一的冯桂芬（ 1809—1874）便发表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论。所谓“伦常名教”便是指儒教。
日本也曾有一段时期，号召精英们成为“和魂洋才”。西洋的技术才能是必需的，但是不能为学技术而放弃大和之魂。类似的词语还有“士魂商才”。
和先前所提到的“道先器后”相似的还有另一种说法——“中体西用”，意思是以中国为根本，把西洋之物当作“用”、“器”。根本为首要，无论“用”、“器”如何优秀，如果失去了根本便毫无意义。
《论语·为政》中的名句：
——君子不器。
器即用，指技术。器和用合在一起，在日语中有“あの人は器用だ”（意思是：那个人手很巧）的用法，汉语中“器用”一词表示用途作用，也是有用之才的意思。所谓有用，专指技术方面。朱子学中，称现实中的物象为“器”，称其根本为“道”。现实的物象为末，虽然有用，但却不是根本。
或许会有人产生疑问：“射”和“御”难道不是技术吗？这两项技术和礼、乐综合在一起，方为君子之教养。单论射和御，不过是器而已。只擅长绘画的人还是被贬称为“画工”。
相比于器和用，儒教更重视“道”和“体”。诸子百家时代，儒家不过是诸多思想流派之一，当时的儒家确实较为出色。然而一旦取得了国教性地位，成为维护王朝秩序的“御用”思想后，儒教便将其他思想视为异端进行*。两千多年以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儒教已成为绝对的思想，因此当西方的科学技术进入时，也只是被当作“器”、“用”而已。
清末驻英兼驻法公使郭嵩焘（1818—1891）归国后，发表了《使西纪程》。他在书中提到：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
引起了轩然大波。
该著作发行于 1878年，也就是日本明治十二年。在儒教看来，西洋只有器，即所谓的“末”，并无“本”。因此，保持中国之“本”，以西方之“末”为补充，便是当时进步人士的观点。郭嵩焘提出，西洋“本”、“末”皆有，这种观点很快便遭到了抵制，《使西纪程》也被停止发行。
西洋在技术上发达，但是思想文化制度上仍是中国居上——在当时这种强烈中华思想不容侵犯，无人敢质疑。因此郭嵩焘的思想被认为是极为荒唐的，遭到了一片责难。他在《使西纪程》中提到，西方的富强不仅仅是由于其技术的发达，而且作为其根源的思想、文化、制度也都是极为优秀的，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郭嵩焘也是儒学出身，与曾国藩同乡，湖南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他在通过科举考试后，仕途顺利，以兵部侍郎（国防次官）的身份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极其崇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 1619—1692），并继承了他的学风。王夫之主张极端的民族思想，在他身上中华思想更为严重。
原本主张中华思想的人却高呼西方不仅只有末，也有本，这令儒学人士极为震惊，从而也令他备受责难。
郭嵩焘 1875年到伦敦赴任， 1878年回国，最后一年兼任驻法公使，去过法国，在欧洲生活了四年。在遭到保守派的弹劾后，他的著作被禁止发行，于是他便称病，不再担任任何官职。
郭嵩焘并非是放弃了中华思想，而是他以儒式文明史观为判断标准，确定了中国之外也有“文明”的存在，这并非崇洋媚外。太平天国起义时，郭嵩焘曾劝说服丧中的曾国藩应奋起带兵*叛乱。阿古柏以俄国追击为名，进军中国的新疆，清政府出兵*。当时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韦德多次进谏清政府，希望通过将阿古柏封藩来平息事态。这就是在新疆南部建立阿古柏政权，迫使清政府承认其为藩国的事件。阿古柏政权有英国为其作后盾，即便作为清朝的藩国，清朝政府也无权干涉——英国的目的显而易见，他们希望将新疆南部作为对抗俄国南下的缓冲地带。在伦敦得知这一消息的郭嵩焘，向清政府强行进言不要接受该项议案。就是如此刚直之人提出了“西洋也有本”之言论。
变法之道
保守派通过弹劾郭嵩焘和禁止发行他的著作，来压制他的观点。为政者也将《使西纪程》的观点视为危险思想。
一时间“中体西用”、“道先器后”的主张极为盛行。对于洋务派而言，这种主张无疑是道护身符，如果没有了这道符，西方技术的引进将会异常困难。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使一些有志之士认识到，所谓“中体西用”、“道先器后”之说毫无意义。为什么中华大帝国会败给东海的一个小国呢？日本学习的同样也是西洋的科学技术，清王朝在战争中也运用了号称北洋海军的西洋科学技术作战。但是两国的差别显而易见。清王朝坚持“中体西用”，只采用西方的技术，而日本则是学习了西方整套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所谓的西方制度，包括立宪、议会制度、责任内阁等。而在清王朝，仅仅是持有“西方有本末”的观点，便会被看做是危险思想，立宪更是不可能的事。
此次失败导致洋务派“中体西用”一说丧失了权威地位。于是“变法派”取代了“洋务派”，学习日本，采用西方制度。
从洋务运动转为变法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坚持变法的集团被认作谋反。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三年后，戊戌（1898年）变法失败，谭嗣同及其他六位变法志士被处死。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清政府还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攻击，于是政治变革势在必行，也可以说是“被强迫的变法”。
在此先介绍一下过渡时期的一种观点。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五年，即 1890年，汤震（后称寿潜）发表了著作《危言》。十一年前的《使西纪程》的作者由于位居高官，其观点也备受世人注目，从而遭遇非难。而汤震只是一位出身于浙江绍兴的进士，并未任正式官职，同众多的绍兴秀才一样，就任于高官幕府。《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