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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却肯定地说：“不，我现在就要给你的摄影集题写书名。”他问我砚台里有没有墨，没有墨就磨。我看砚台里确实墨很少了，就连忙加水磨了起来。
蘸着浓墨，老师先后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邓伟摄影作品选》，有两个横幅的和两个竖幅的，他好像还不满意，落笔又写了一个。他问我哪个写的好，哪个不好。我说老师写的都好。他说，“我希望以后你的作业，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是抬举你。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品位，一种格调。”我当时听了又惊又喜，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1982年初，为了准备毕业论文，我在1月3日去找老师商量论文的内容。老师当时身体不好，住在医院。他见到我说，“这个环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我说想起积水潭医院我第一次见到您的情景了。他说，他刚住进医院不久，就想起那年住进积水潭医院的情景。说到这里，老师眼里闪烁着泪花。我从来没有看到老师这么激动过。我说，今天来看老师，主要是想请老师看看我的毕业论文的准备情况，请老师给些指导。
可染老师说：“文章千锤百炼。说话时，语法不对，也能懂。我要是讲徐州话，你不一定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对我要表达的意思还是能明白，这就是口头表达的特点。但是，文字，要求是精确的，语言要洗练。建议你写论文在一万字左右就差不多了。文字要像炼铁一样，把铁炼到三四遍，去掉杂质。这也像洗面筋，就是要保留精华。要多看几遍，反复洗练。我觉得你写的内容以探讨意境为中心比较好，要言之有物，不能拼凑。现在中国摄影家中有一些人不懂得构图，构图法是艺术当中的一门学问，不是任何人都懂的。可以将意境与构图等一起研究，艺术思想要在摄影的实践中去论证。用光和意境也是密切相关的。黄山在平光里面，是一堆乱石块，什么都没有，但是在逆光里面，就能表现出它的独特的美。你的论文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论点和论据，内容要充实。”
老师这时又说到了我本人，他说我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为人老实，诚实。我说我有时在你面前也不谦虚，他说那是我们俩性格上都有点倔。老师说一个人要勇于择言，在这方面我还是做到了。但是我也并不是所有的话都听老师的。老师又说，有时一些很平常的话，蕴含着哲理，要善于吸收，不能像玻璃，要像海绵。一句很平常的话，很可能就是哲理，在论文里面对他的这些看法应该有所表现。
2月25号，老师出院了，我去老师家里看他。他平时喜欢吃炸咯吱，我就到全素斋去买了一些带上。我拿出一块给老师吃，他说：“邓伟，你别让我着急，就是别花钱为我买东西。”他还是拿了一块放到嘴里，说，“还脆着呢，味道挺好的！”不过他还是强调以后不要为他花钱，叫他着急。他问我论文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文学家朱光潜先生为我列了一个书目，可染老师让我念给他听听。念完之后老师说，“这些书目很好。我近来创作任务暂时不太忙，也要抽空好好读一读这些书。”
老师又跟我谈起了画面构图的问题。他说不管是画家还是摄影家，都要搞创作，都牵扯一个如何构图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经营位置的问题，在造型上，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要特别重视。关键是要将主要部分要出，要夸大地去表现。摄影要通过光线来构图，是最难的。构图最怕一半一半平分，也就是二分之一法。他说他曾经看过一张漓江的画片，就是山河水各占了画面一半，这就砸锅了。主体到底是山还是水？各占一半，也就没有主体了。这时老师说到了照相机，他说照相机最大的缺点就是透视太大，太强，但是知道了照相机光学的缺点之后，就可以把缺点改成优点，就会合理的使用器材，使器材为创作服务。
1982年7月份，我顺利地完成了毕业答辩和毕业设计，毕业分配的结果是留校任教，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一名教师。
当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到莫斯科餐厅定了一个特大号的蛋糕，在蛋糕上还特别写上了“送给李可染先生”几个字。
不巧的是，我提着蛋糕来到老师家的时候，老师正准备出门，那天晚上他应周巍嵵先生之邀，要去看王昆老师的节目。看见我提着大蛋糕站在那里，脸上写满了失望，已经吃过饭的可染老师连忙让阿姨拿了一个小勺来，从蛋糕上挖下一小块吃了，连声说，“邓伟，甜啊！你甜我的嘴啊！你长大成人了，挣工资了，可以自立了，老师真高兴啊！”
我属猪，1983年是我的本命年。一次，老师送给了我一个明信片，邮票是韩美林先生画的一只可爱的猪，明信片上的图案和邮票一模一样，是极限明信片。我拿着明信片，老师对我说：“你是59年生人，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我这里没有红腰带给你，也没有红袜子给你穿，送你这个小礼物，祝福你平安。”老师在明信片上用毛笔写上：“祝邓伟小友新年快乐。”他让我到三里河邮票去打上一个章，再到新街口邮局去一趟，也盖一个章。他说这个明信片就好比是我们三个人的合作，即韩美林的画，李可染的书法，邓伟去盖章，很有意义。这张小小的明信片，后来一直被我珍藏着，它承载着老师对我的祝福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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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老师走了
1985年可染老师在日本举办了展览回来后，我去看他，他问我，“你有没有到国外学习学习的想法？在国外增长一些见识，开阔一下眼界，再回国工作，这样把西方的东西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东西结合起来，会更有助于做好自己的学业。你如果有这个想法，我作为中央美院的教授，可以帮你写一封推荐信。”
过了不长时间，老师果真把推荐信写好了，“邓伟小友，曾从余学习中国画。为人诚实，谦虚好学，品学兼优。将绘画与摄影结合，探索其共性与特性。脚踏实地，勤于实践。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兹推荐他继续深造，以发展其工作才能。特此介绍。李可染 一九八五年元月”
老师希望我去日本留学，还向我介绍了平山郁夫等日本画家，并把平山郁夫到中国敦煌的写生的画册送给我。
但是我对学日语没有兴趣，读了几个字母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去日本有困难，老师又建议我考虑去一些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朱光潜先生也帮联系了一些国外的友人，并写了推荐信。应该说，是我的眼界开阔的老师们鼓励和推动着我，迈开了走向世界的脚步。
这一年我拍摄的《中国文化名人》在三联书店出版了，老师看了非常高兴。他说我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为我高兴。这时候老师又问起我出国深造的事。我摇摇头，觉得这事有难度，不太容易。老师显得有点急，他问我：“你还记得考大学的事吗？那时候你不跟父母商量，也没给老师说，就不上文化课，不读书，光画画了？”我说“记得。”“你应该相信老师，也相信自己的能力。”老师严肃地说。
慢慢的，我产生了去国外拍摄一些世界名人的想法。跟老师商量，他反而迟疑了。他说这件事情太大了，不像画一张画，他要我慎重考虑。我的想法一经形成就很难改变了，后来我又多次向老师表示了要做好这件事情的决心。他没有反对我，只是劝我不要着急，要从长计议，并且答应会想办法帮助我。
1986年，可染老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他专门给我准备了一个请柬送给我。我没帮上老师什么忙，，只是为他拍了几张照片，老师显得很高兴。还表扬我能干活儿。
这一段时间，李老师非常忙，每天都要作画写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我在学校也忙，不是外出拍片，就是在学校上课，几乎很少有时间到老师那里去了。
1988年我整理出我的讲稿，为它取名为《造型瞬间》。书里的所有插图都是我自己拍的。我把讲稿拿给老师看，他看了有关内容，说还是挺有意思的，认为这个讲稿可以出一本书。但是他认为题目有些大，把“瞬间”放在前面，写成《瞬间造型》，似乎作为书名更加合适。没过几天，老师就专门为我的书稿题写了书名，写好以后，我当时没有拿，不久他就去了北戴河。按照老师的要求，我自己联系了一家出版社，打算把这个讲稿印出来。再去看老师的时候，我向他汇报了要出书的事，他便给我去拿题写过的《瞬间造型》书名，结果找不到了。师母也跟着找，也没找到。老师说再写一个吧，于是又准备纸墨，专门写了一个竖幅的和一个横幅的。这也是老师最后一次给我题写书名。遗憾的是这本书到1990年才得以问世，此时老师已经作古，生前没有看到。当时我拿到这本样书的时候，曾经向着八宝山的方向，给老师的在天之灵深深鞠了一躬。
因为要外出拍电影，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老师见面了，但是我的心中总是牵挂着可染老师，就像牵挂着一个久久不见的亲人。
1988年的中秋节，我去看望老师。他一看我来了，显得非常惊奇，“啊”了一声，说：“你来了？！有一年没见面了吧？”我说“是啊。”老师说：“你生我的气了吗？我还欠你的画呢，一直说要给你画一张，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呀！”我说：“就是太忙，哪能因为画的事就生老师的气呢？”他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的心里就好受了。”老师说：“我也忙，要忙着画应酬画，不画不行啊！这样的环境，能毁了一个画家。我画画又慢，改来改去的，总是想把画画好，多难啊！”说到这里，老师拉起了我的手：“你能理解我啊！”
因为我刚刚从新疆回来，给老师带了一些葡萄干，还有一篮子无核的鲜葡萄。他立即摘下一颗，一边吃着，一边说，“真好吃，甜！”又开玩笑说：“就是小了一点，你怎么没给我买大的呀？”我老实地说：“新疆的葡萄都是这样的。”老师见我这么实诚，笑着说：“小是小了一点，但是很像玉啊！”时近中午，他让我在家里吃午饭。我说还有事情，来不及在家里吃饭了。他让我带上四个大苹果，说着就到小果篮抓了四个递给我。我连忙说，“我吃老师家的饭，拿老师家的东西还少吗？”他看我不拿，便拍了拍我的肩膀，硬是把苹果塞给我，说这是四季平安的意思。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站在门口，还冲我招了招手说，“我还欠你的画呢！我还答应给你画张画呢！”这是老师头一回把我送到屋门口。哪知道，这也成了我和老师的最后一面。
1989年12月6号，很多报章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六日电：昨天上午，中国画大师李可染因心脏病复发，在自己的寓所里溘然长逝，享年82岁……”
当时，我正忙着修改我那本《瞬间造型》的书稿，接到李小可打来的电话，说老师去世了。我惊闻此消息后，悲痛至极，上午写成文章《门轻轻地推》，交与《人民日报》卢祖品先生，他说要等上级精神后再说，稿子要和其它文章一起再挑选使用。我又将此文章送到北京日报文艺部谌建处。他接了稿子后说，向负责人同志请示后，中午给我回话。
我立即赶到三里河三区老师的寓所，悼念恩师，安慰师母节哀。师母跟我说，“你老师还有许多计划的事情没有完成，他离去得太突然了。你的老师还有一个希望，像你这样的学生能够成才。”
12月7日，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怀念老师的悲痛心情在延续，是他引领我进入艺术殿堂的大门……”8日，我又写了一篇悼念老师的文章。9号下午我又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送到《北京晚报》文艺部。我买了一盆鲜花送到三里河，摆放在老师的画室里，这里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课堂。
从12月11日开始，一连几天，因为老师逝去带来的悲痛纠结在我的心里，心脏几次感到不适。
14日上午，父亲见我过于悲伤，便帮我抄写怀念可染老师的文稿，他还让我多给新闻单位送一些稿子，以表对老师的怀念。这一天下午，父亲突发脑溢血，立即被送到医院抢救。哪知到15日早晨7时25分，父亲几经抢救无效，也溘然去世了。父亲和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留在世间最后的字迹，便是帮我誊写的悼念我的恩师可染先生的文章。父亲原来准备和我一起参加老师的追悼会的，没有料到，他也随我的恩师一起走了。
两位我最亲近的长者竟然在短短几天里，都匆匆离世，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我几乎崩溃了。16号一天我粒米未进，到18号心脏疼痛不止，被急救车送进了积水潭医院，住院一个半月，病情才得以缓解。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三里河可染老师的家。直到今天，想起老师，我会不由地微笑，但带笑的眼中又会禁不住涌出泪来！今年，在老师离开我远去的多年之后，谨以这篇小文纪念李可染老师百年诞辰。
心痛落笔之间，多少次我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候，带着一脸稚气敲开老师的房门，而老师还是那么和善谦逊地冲我微笑着，张罗着让我为他念着什么……
亲爱的老师，我多想能再对你说说我心中的话，请您细细聆听。我多希望能再往您的砚台里添上些水，为您静静地磨上一池浓墨，等您小睡醒来，微笑着向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