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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觉得很失望，到目前为止，只搜查到7点小血迹。我判断卧室曾发生过打斗，海伦可能遭到不测，理查也很可能涉案。但是，尸体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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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搜索
理查家中没有海伦的尸体，难道他将海伦的尸体埋在地底？我们搜查他家后院，没有任何挖掘的痕迹。不过，莉萨曾提及理查在附近有一块26英亩（1英亩=公亩）的土地，我们立刻出动大批警力搜索这块空地。除了用特殊训练的警犬辨别尸体的气味外，随同警员再以穿透地面的雷达侦测地底是否曾被翻动挖掘过。
同时，我们还派出飞机在上空用红外线侦测尸体腐化过程中散发的热能，以断定地底是否藏有尸体。飞机还自空中拍摄许多照片，可以查看哪里野草长得最茂盛，假如海伦埋尸于1个多月前的话，埋尸之处草丛一定会长得十分茂盛。
经过多重搜索都无功而返，海伦葬身空地的假设也因而破灭，专案小组的士气也更加低落。
情绪跌落谷底时，工作人员必须重新组合、打气，再商讨。经过多次商讨，我们决定寻找目击证人，便在理查家附近设置路卡，询问每个驾车经过的人，在18日及第二天晚上是否看到任何可疑的车辆和行人。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天的拦路查询，一位驾驶铲雪车的司机表示在20日的清晨3点30分左右，风雪很大，他忙着铲除道路积雪，碰到一部小卡车，后面拖着一台碎木机，车速匆忙。由于铲雪车将道路拦住，卡车司机便很生气地叫他滚开，还对他竖中指。铲雪车司机说，他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风雪这么大，又逢感恩节假期，路上都没有车，这个人怎么会拖着一台碎木机赶路？
据描述，这台碎木机很像一辆小型垃圾车，与普通家庭所使用的碎木机不一样。一端是个斗型入口，另一端则有一个高高扬起的碎屑排出口。将树枝、木棍等杂物从入口处送入，机器就会将之碾碎、切割再粉碎为碎屑，从另一端的出口快速弹出。
刑警拿出理查的照片请他指认。“就是他，他对我比中指时，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绝对不会看错的。”司机很肯定地回答道。
刑警再问道：“当时这个人朝哪个方向开去？”
“好像是沿着河边道路往西开去。”
碎木机的预感（1）
沿着河边道路往西走，有条岔路到森林里的约尔拉湖。其实，约尔拉湖并不是一个真的湖，而是一条河，流到该处河面变宽，河底变深，形成一个两边开口的湖面。河面上还有一座桥，风景十分优美，是一个度假的地方。
为什么理查会在大风雪中拖着一台碎木机朝湖边去呢？突然间，我脑中有种预感，该不会是理查用碎木机来灭尸？
走遍世界各地，我都没有听说过用碎木机灭尸，这难道是全球首宗碎木机灭尸案？我心里虽然纳闷，预感却愈来愈强烈——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将调查的重心转移到约尔拉湖，集中火力在这台碎木机上。从铲雪司机的描述中，我们知道这是1台大型的商用碎木机，当地只有几家公司出租这种碎木机，我们很快就找到一家在新镇附近的出租公司，发现理查在海伦失踪前的1个多星期租了1台碎木机。
接着，我们找到了理查退还的碎木机，并且查询理查租借的经过情形。这家公司的经理表示，理查来租碎木机时，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理查既非园丁也不是清洁公司，再加上感恩节假期快到了，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租机器呢？
经理说，理查租了有1个多星期，在感恩节过后的几天才将碎木机送回公司。送回来时机身上下非常干净，一般机器送回时都是需要再清洗，但是这台碎木机看起来一尘不染，就像用蒸气清洗过一样。
我派了两位侦查人员去检查这台碎木机，结果找不到任何证据或线索，可见清洗得多么彻底。这条线索就算走到了死胡同里。
此外，经过寻寻觅觅，我们也找到了理查用来拖碎木机的小卡车，小卡车内也找不到任何血迹或别的蛛丝马迹。
我在康州最严寒的1月份重返约尔拉湖。湖畔绵延二三十英里，是一个很大的区域，风雪交加，地面积雪厚达3英尺多，白雪皑皑。想到媒体天天都在炒这条新闻，而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与线索，顿时压力排山倒海而来，我不禁望湖兴叹。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伦失踪的关键就在湖畔。碎木机在弹抛尸屑时，一定会在湖边留下一些碎屑。“融雪搜集证据！”我下定了决心。
我们知道，这台碎木机在排出碎屑时大概会抛出到15英尺之外的地方。像理查这样一个前中情局人员一定会在湖边找地方停放碎木机，地面平坦，距离湖面不超过15英尺，而且中间不能有树木或别的障碍物。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找出有可能停放碎木机的地方加以融雪。过程困难重重，进展缓慢，工作了1个多星期，才融了两个地方，而且都一无所获。接着，侦查人员在第三个地方发现了几片碎骨，专案小组马上振奋起来，架起了帐篷，开始驻营搜索。远远望去，好像是一个考古挖掘场所，侦查人员按照顺序一块一块地融化积雪，清除地面上的杂物，将泥屑放到沙网上冲洗过滤，再收集起来。这些都是重复性的程序，十分枯燥乏味，有时做了几个小时都是白工，有时找出一小片碎骨，大家的精神又马上振作起来。
雪地工作非常困难。在雪中寻找一两个小时后，手就开始冻僵，尽管有暖气机，仍难抵抗严冬积雪。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工作10多个小时，回到家时双脚都麻痹了，要用温水泡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知觉。
我们动员了化验室所有的人员，再加上新镇警察局及州警政厅的刑警，一共几百人，轮流在湖边融雪搜集证据。同时，我也组织了14位法医及人体骨骼专家作为我们专案小组的顾问。
3个星期后，我们找到了1颗牙齿，这是颗做过多次修补的牙齿。我们马上找到海伦的牙医，调出了她的就医档案，发现档案内有3张全口牙齿的X光照片，分别是摄于1979、1982和1986年。现在只找到1颗牙齿，只有另辟蹊径，将这颗牙齿旋转360度，每转1度拍1张X光照片，一共拍了360张。再与原来的全口X光片比对，果然，这颗牙齿就是海伦的牙齿。而从其断裂的痕迹判定，这颗牙齿并非自动脱落的，而是被外力击断或碾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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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木机的预感（2）
我们继续搜查，陆续有所斩获，共找到56块骨头碎片。这些碎片都只有英寸左右大小，四边都有多面形的切割痕迹。我推断，这种切割痕迹显示尸体经过碎木机切刀装置磨碎，并且只有经过大型的碎木机内8到9块刀片的切刀装置切绞，骨头碎片才会呈现多面形的切割痕迹。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些骨片是属于海伦的，我们决定使用当时最先进的鉴定技术——DNA鉴定技术来确定骨片的真实面目。
在海伦的案子上可惜DNA分析没有帮上忙。因为海伦的父亲已经去世，只能比对母亲这边的遗传基因。然而，每个人的DNA都是由父母双方的遗传物质组合而成，缺乏任何一方都无法确定其DNA的成分，纵使从出土骨片中分离出海伦的DNA，也无法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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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底证据
在湖边融雪收集证据的同时，我们还派出蛙人到湖底打捞，寻找更多的证据。有一天，我为另一宗案件出庭时，突然有紧急通知，说是在湖底找到了大块骨头。
我赶紧赶到现场，蛙人已将一块大骨头打捞上来，一块大腿骨，很粗，但是不长。我一看，便跟刑警们说：“从这块骨头来看，这应该是个女的，体重在280磅（1磅=千克）到350磅间，而且体毛很多。”他们听了都面面相觑，我就进一步解释，这不是人的骨头，可能是牛或鹿的骨头。后来将湖中别的骨头组合起来，果然是一只鹿。大伙的失望不在言下。
过了不多久，又有一位蛙人报告说，他们在湖底找到一把电锯。找到一把电锯实在不稀奇，侦查人员正打算将电锯丢回湖中，但是，我脑中灵光乍现，会不会是理查先用电锯将海伦尸体切成几段，再送入碎木机内。我决定将电锯拿回化验室检验。
我们在化验室里将电锯拆开来，发现上面的产品编号被磨掉了。我们决定用电解法来重现编号，先用砂纸磨平，再涂上化学试剂，果然立即显现出一串号码：E5921616。这个号码让人过目不忘，我们马上将产品编号拍下存证。
有了产品编号，就有了新线索，循线追查下，我们发现这把十分昂贵的电锯生产于密歇根州，出厂后由新泽西的经销中心批发到新镇的一家电锯中心。刑警马不停蹄找到了这家电锯商店，却发现老板患了心脏病，正在医院等候开刀。我们在病床边问老板是否记得将这把电锯卖给谁，老板摇了摇头，却轻声告诉我们，他保留了存根，我们不妨到他店内货仓的一个鞋盒里找找。
我们马上到商店将鞋盒找到，一张张地查对存根。果然，找到一张理查购买电锯的信用卡账单，上面写着售价640美元。
当刑警询问理查是否买过这把电锯时，他狡辩说：“是的，电锯是我买的，但是在两个月前被偷走了。”
我们并不相信理查讲的是真话，因为我们在电锯里发现了人体组织，进一步检验证实为手掌的皮肤和肌肉，其血型为O型——与海伦的血型相符。
另外，我们也在电锯内发现一些微小毛发。经过高倍的显微镜检验，显示为白人的头发，并且是染过的头发。海伦生前曾经染发，她总是先漂白后再染成金色。
同时，湖旁的融雪小组也找到了18堆头发，一共有2660根。这些头发都来自同一个人，有拉扯及切割过的痕迹，而且这些头发也都是染过的。
现场还找到几片碎纸，隐约可见“海伦”和“克拉夫兹”的字样，像是个破碎的信封。很可能是信封放在睡衣的口袋中，和尸体一起进入碎木机内，却没有被完全磨碎。此外，最后还捡到一些类似女用内裤的纤维，经过比对，也证实是属于海伦的。
虽然没有海伦的完整遗骸，但是在我们找到的56块碎骨中，包括了1块头盖骨、1块面颊骨、几块手指骨及几块腿骨；此外，还有2000多根头发，1颗牙齿，1副假牙架，半个指头。总之，我们总共收集到1/1000身体的物证，但是经过5000多项检验证实——这些碎骨都属于同一个人，并且任何人缺乏这些骨骼及肌肉都不可能存活。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而逮捕了理查。
理查在刑警拘提时，只不屑地讲了一句话：“你们说人是我杀的，有本事就证实给我看。”
法庭审判
很快就要开庭了。我意识到法庭上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问我，假定海伦是被碎木机灭尸的，你将如何证明？
我们的案件重点是碎木机灭尸，要进行比对，必须切碎一具类似的尸体。我们本来下决心以无名尸做试验，却基于人道立场而中止。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改用一头猪，因为人体与猪体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为避免保护动物组织人士抗议与新闻媒体渲染，我们只有到深山野谷进行实验。
刚开始，我们估计碎木机的弹抛距离是15英尺，我将车子停得远远的，但是，许多刑警好奇心旺盛，都将车停在附近，以图亲眼目睹。
我原来以为100多磅重的猪，至少要花十几分钟才能磨碎。谁知道，开机后一瞬间，轰隆数声，这头大猪居然在2分钟内就灰飞烟灭了。
碎屑弹得老远，周边停车走避不及。接下来两个多星期，这些刑警车上的猪肉碎屑还是清晰可见。
经过比对，碎木机弹出来的猪骨碎片与湖边现场的人骨碎片形状完全一样，呈现多边切割的痕迹。
然而，头发经碎木机切磨后又是什么样子呢？猪鬃与人发完全不一样，不能作为比对标准。穷极生变，实验的前一天，我正在书房里盘算，到哪里找这么多的头发，女儿孝美刚好进来，长发飘逸。我灵机一动跟她说：“孝美，你留短头发比较好看。”
“真的吗？但是妈妈说我留长发比较好看。”
“我是男生，从男生的眼光来看，你留短发会更清爽，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把头发剪得美美的。”我回答道。
“真得？那你就帮我剪短些吧。”她果然中了我的计。
我拿起剪刀，咔嚓几声，就收集到我需要的头发。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正要出门，没想到妙娟一早发现女儿头发剪短了，马上联想到我的实验。她还没来得及问我，我便赶紧驾车离家。
我将孝美的头发放入碎木机内，经过切刀装置绞切的头发果然留下拉扯的痕迹，与湖畔现场收集的头发一模一样。出庭时，在专家证人席上，检察官问到用来作为比对的头发从何而来，当我从实招来时，陪审团都笑了起来。
我出席作证了6天半，经过两个多月的交叉盘问，终于要由陪审团作出裁定。陪审团经过多天的磋商，在裁决的当天中午，一位陪审员午餐后就遁迹无踪，只剩下11位陪审员。法官宣布审判未结束而无效，3个多月的辛劳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这宗无尸的命案涉及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与外遇事件，审判期间，又传出理查的前妻，一名菲裔女子也凭空失踪未获。经过媒体的详细报道，案情已升高到全国性的关注。此外，海伦家世显赫，这宗谋杀案成了欧洲的头条新闻，康州新镇更扬扬沸沸，无人不晓。在第二次审判前，法官为维护公正裁决，便将审判转移到他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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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重建
1年后，我再次出庭作证。检察官最后问道：“李博士，综合所有证据，你能否推测出海伦被害的经过？”
陪审团听了几天乏味的科学证据分析，现在一听我要重建第一现场、解开谜底时都竖起了耳朵。我一边展示幻灯片，一边述说着海伦的最后一晚：
11月18日晚上7时，克拉夫兹一家吃完了晚餐，保姆出外约会，海伦帮小孩洗澡。
8时，小孩子上床睡觉。海伦到了卧室，换上了她最喜爱的蓝绿色睡衣，顺手将一封信放入睡衣口袋内，准备躺在床上看信。此时，理查进入房间，两人为离婚发生争执，海伦转身不理会理查。
理查顺手拿起重物，可能是球棒，也可能是警用的手电筒，悄悄地走到海伦背后，用力一击。这一击将她打倒跪在地上，理查再补上一击，海伦头部血流如注，并有7点血迹喷到了床边。同时她在重创后头部着地，摩擦到床边，留下了擦抹型血迹。
海伦倒地后，理查将海伦的尸体用床单包起来，放入车库内的冷冻柜内。随后，再用浴室的毛巾清洗地毯上的大片血迹。
第二天，即11月19日清晨，他支开小孩和保姆，开始毁灭证据，先找一辆小卡车拖来先前租好的碎木机，回到家后，将染有血迹的地毯全部卷起丢弃。
然后，19日深夜，他将冰冻的尸体搬上卡车，拿出几个月前购买的电锯，以及车库内的一些木材，开车朝约尔拉湖驶去。
到了湖边，他将碎木机停在一个接近湖中央的空地，先用电锯将海伦的尸体分段锯开。由于尸体已经冻僵，没有任何流动的血液，因而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随后，理查开动碎木机，将肢解的尸体连同一些木材一起放入碎木机内粉碎。碎片被抛到湖中央，但是一些骨头碎片和头发依然留在湖边。
在粉碎完这些证据后，理查将电锯的编号磨掉。然后，将整把电锯丢入湖中。
接着他赶回家，继续毁灭家中所有的证据，并将海伦的汽车停到飞机场，以转移警方的目标……
他满心以为自己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情报人员，而这是一个精心策划、天衣无缝的灭尸计划，但没想到我们能利用科学方法，用身体的1/1000作为证据逮到他。
第二次的审判时间较短些，只进行了1个多月，我作了5天半的专家证人。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的磋商后，很快地作出了裁决。虽然理查始终不肯认罪，但是在这些科学铁证下，陪审员裁定理查谋杀太太海伦的罪名成立，他最后被判50年徒刑。
家人情深（1）
我的祖籍在江苏如皋；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境相当富裕，颇受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1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1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于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来说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将我们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前，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姐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9岁的时候，全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