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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思想一下子就紊乱了，不止一次地想自杀。他先后两次自杀都没有成功，第一次是触电，后来又割脉，受了很大的伤。于是父亲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出院之后自然无法再在北大上课。当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就是当初在北大创办博物馆系的韩寿楦，对于父亲有较深的了解，就把他请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了。在这之前，父亲曾经被派到革命大学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所以父亲正式的单位是历史博物馆，后来在故宫则是属于顾问性质的，包括他在后来搞丝绸、搞服饰，跟故宫都没有什么关联。跟父亲一起到历史博物馆的，还有十多个大学教授，他们后来都陆陆续续地走了。父亲到了历史博物馆之后，觉得自己不是专业出身，需要学很多东西，所以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读相关的书，花更多的精力去看实物。后来又到展览厅给观众做讲解，写说明卡片。历史博物馆当时在午门上面，门外有两个廊，过去是大臣们等待皇帝上朝的地方，父亲当时就在那里办公。实际上，他很少待在办公室，而是每天都爬到午门的城楼上面
有人觉得一个大学教授跑去展览室做讲解员太委屈了，为他感到难受。但是他自己觉得倒没有什么，也不觉得委屈。
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
在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被派去检查登记琉璃厂古玩店库房里的大量文物。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接触到了大量的文物，他自己说当时看到了“几十万件东西”，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知识。这些知识再加上后来多年的工作积累，就成了他以后能够做服饰研究的基础。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3）
父亲做服饰研究的方法，是从材料、花纹的发展，以及各种级别的人所用装饰的不同，考辨流源，我们觉得他的工作是索然无味的，有些专业的用语和字都要查字典才能认出，但是父亲却做得津津有味。对于他所做的工作，父亲一再说只是“资料”、“研究的资料”，而不是“服饰史”。后来中央工艺美院在编写教材的时候，父亲一一过目陶瓷、漆器、丝绸等方面的教材，然后在打印出的草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很多修改意见。另外，景德镇在建立陶瓷博物馆的时候，父亲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我们解放后受到的教育基本上是“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这一套，对于这些政治口号，父亲怎么也喊不出来。但是在给人无私的帮助这方面，他让我们这些一心“为人民服务”的都无法理解：你自己辛辛苦苦地搞了半天，就这么轻易送人了？后来随着岁月的变更，我才发现，我曾经嘲笑父亲不懂政治，其实，我们也不懂。
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
1969年，林彪的“一号令”下达之后，老弱病残都要到第三线去。我们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母亲在干校联队里，每天下地干活。父亲则作为老弱病残被安排在距离母亲二十里外的村子里面，一个人过日子。
当时我在单位请了假送他到湖北咸宁，把家中的家具等东西也一并捆起来带着。跟父亲一起去的，有一个修复铜器的专家，还有一个拓印方面的专家。把他送到之后，我把东西交给母亲，就匆匆赶回了北京，都不知道他最后被安排住在哪里。后来我几次去看他，发现他这回住在这儿，下回又住到那儿了。
我第一次去探亲的时候，父亲住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面，漏雨漏得一塌糊涂。我到了那里以后，看到父亲有一张小床，床上有一床帐子，帐子上面是一块塑料布。就是这塑料布，还是别人帮他搭起来的，他自己没有这种能力。床的旁边是一摞箱子，底下用砖垫着，上面也是一块塑料布。地上是一块块的砖，进屋的时候就踩着这些砖走进去。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赶到了母亲那里。
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又搬家了。他自己也搬不了，就由别人帮忙把那些东西搬到一个农民的院子里面。那个农民的院子一层是天井、大门洞、猪圈、灶房，二层楼才是住人的地方。父亲当时就住在一层的一间房子里面，房子有门，但是关不上；有窗子，但是是用两块砖头做成十字撑成的。后来他又跟母亲一起被转到丹江。
到了丹江之后，父亲以看病的名义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修改《服饰资料》。那时候，父亲住的是历史博物馆的宿舍，本来是三间，其中有两间是连着的。后来其中的两间不让他住了，把他赶到了另外一间屋子里。那两间屋子里面的东西也被扔了出来，塞到没有连着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厨房，朋友帮他在房檐底下搭了一个小棚子，只能放下炉子，以保证不至于淋水，人却只能站在外面做饭。过了将近一年，母亲才调回来。母亲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另外一条胡同给了她两间房子，父亲则还是住在原来的那一间房子里面。早晨他自己胡乱吃一点，中午到母亲那边，母亲给他认真做一顿饭。吃完之后，他再带着晚上和明天的（饭），回到自己的住所接着修改《服饰资料》。他每天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走一公里多一点的路程。
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4）
在修改《服饰资料》的过程中，父亲发现自己最初搜集的资料和草稿都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没有了这些，父亲的工作很难进行。后来有些领导提出修改工作很必要，资料才陆陆续续地还到父亲手上。这时候还有一个困难，那就是插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父亲的忘年交王xu协助他完成的，后来他自己花钱又请了一个助手王亚蓉来协助他画插图。
1972年以后，父亲被调到科学院工作，专门建立了一个服饰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以父亲、王（两个予字）xu 、王亚蓉为主。在这个研究室里，父亲完成了《服饰资料》的最后工作。按照父亲的思路，他们还有另外一共十二个专题，但是都没能做下去。
如果让父亲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
在临近解放的时候，父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现在是一个要在“思”和“信”之间做出选择的时代。过去我们工作，是“思”，现在则要求我们“信”。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问题依然存在。巴老在晚年撰写《随想录》，其实也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父亲觉得，要他从“思”的工作状态转到“信”的状态，实在是太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注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权利。
当时父亲的境况是，如果让他按照指定的方式去写，那么他就不写了，写不出来；如果可以让他写下去，那就得同意他按照自己自由思索的结果来写。
身处文坛之外的父亲，还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作品，并且有自己的见解，还很喜欢跟我们讨论。解放之后我们只是阅读苏联的小说，但是他却鼓励我们各个方面都要涉猎一些。父亲跟他以前的朋友还有一些交往，但是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少了。对于跟他非常要好的朋友巴金，父亲有时也批评他“整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他跟巴金之间的情谊却一直保持着，彼此之间也非常关心。巴金每次来北京，基本上都来社科院父亲的宿舍看望他。有一次巴老到了社科院的时候，恰巧电梯停了，巴老还是坚持爬电梯上来跟他见面。而父亲每次到上海，也总要到巴老家中，包括我们兄弟几个去上海，他总是叮嘱我们“要到巴老伯家看看”。至于他们谈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而知，推想起来应该是当时文坛的一些状况。
《芙蓉镇》刚刚出来的时候，他说这部小说“还有点味儿”。母亲当时在《人民文学》做编辑，每当有新人出来的时候就会告知父亲，父亲还是很关心文坛的情况。但是他自己已经不再写了，他总是觉得没有了生活，“隔”了。
这期间父亲也曾经企图重新拾笔。我的四堂舅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合肥被国民党枪毙，舅妈带着几个孩子过着非常凄苦的日子。父亲对于四堂舅的事情很感兴趣，专门到了宣化去采访我四舅妈和我表姐，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有一年，父亲请了创作假，跟很多作家到江西度假，想把四堂舅的事情写出来。这个过程对于他来说很痛苦：他写不下去，条件和环境跟他过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1957年，发生了一件我这辈子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事情。
考大学的时候，我本来一心想学医或者学美术，但当时的形势是号召大家去学兵工，我就响应号召去学兵工了。在大学里，我入了党，做了团总支部书记。但是到了1957年，我被打成了右派。事情发生以后，我没有敢跟家里说，借口工作忙，长期不回家。但是到了后来，我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了一切。这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家人说，然后回到了家中。
我回到家中之后，父亲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安慰我。他所作的唯一的一件事，也是我终生忘不了的，就是把他的一位老朋友刘祖春请到了家中。刘祖春是在抗日战争就到延安的老党员之一，当时被下放到昌平。我们两个人在院子外面的小路上边走边聊，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很多，这种心情别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反右”的时候，你本来是革命里面的一员，还是一个小头头，忽然就成了反革命，所有的人都回过头来集中批判你，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还得认着。但是忽然来了一个跟你经历相近甚至比你还委屈的人跟你聊天，不是来安慰你，而是让你正确对待、看得平常一点，至于自己，该坚持什么就继续坚持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很大，一下子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自然，但是后来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才觉得这是父亲的刻意安排。刘祖春当时下放在昌平，我也只是在周六、周日才能回一次家，我们的会面决不是偶然的。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这种既有一点自负、还有一些自尊、同时又有一点自卑，各种情绪纠缠在一起的人来说，感到十分适用。父亲很不善于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但是他又默默地为我们做着很多事情。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1）
人物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省内江县（现四川省内江市的东兴区）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范长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他生前写过大量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担任过新闻机构的领导工作，为全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奖励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范长江
口述：范苏苏
父亲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的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
父亲生于1909年10月16日，四川内江人，青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了初中和高中。后来受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参加了一些革命宣传工作。1927年初，父亲到吴玉章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去上学。后来学生们闹学潮，继而爆发了1927年3月的“三·三一”惨案，父亲说当时他是“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之后他就到了武汉，经朋友介绍参加了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生营，并随之到了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现在江西南昌的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里还有父亲的照片。
起义的队伍被打散之后，父亲几经周折，先后上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哲学系。他当时上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以为到了学校之后通过念书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父亲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后，逐渐认识到学校当局在态度上倾向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此十分反感。有一次，当时的学校军事训练点名查学生在不在，点到父亲的名字，他出列之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次演说，当着现场几百名学生和学校领导的面，指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之后，父亲决定彻底地和学校决裂，于是脱下学校的制服，秘密地离开了学校。后来发现自己穿的鞋还是学校的，他就把鞋折成价钱，把鞋钱给学校寄了回去，以表明自己的决裂之心。
父亲离开南京之后到了北大，在北大选择了半工半读。他和另外三个人早晨在学校附近卖豆浆、卖面包，借此来支持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逐渐开始给一些报社投稿，最早（给报社投稿）是在1933年，父亲24岁。当时他还不能算是记者，他只是给当时几家著名的报纸（比如说北平的《晨报》、天津的《大公报》和《益世报》等报纸）投稿。没想到他的稿子大多都给发表了，父亲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父亲后来加入了《大公报》，正式涉足新闻界。从那时起，一直到1952年父亲担任国务院文教系统的领导工作，一共是19年，这19年的新闻生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范长江：大江东去，铁笔流芳（2）
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在父亲的新闻生涯之中，有三个最为关键的阶段。第一个就是西北之行，时间从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当时父亲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他觉得大西北很可能就是今后抗日的大后方。因为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又在东南沿海逐渐侵占中国，父亲觉得西北这些偏僻的地方会成为抗战的根据地，他很想去了解一下那些地区的情况。第二种考虑是，父亲想了解一下当时红军的动向，红军1934年10月从瑞金北上开始长征，之前父亲只是看过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不是很了解，所以父亲产生了到西北去考察的想法。于是父亲就跟《大公报》商量，说自己想作为大公报的记者到西北去，《大公报》只需要给他一个记者的身份，旅费由他的稿费支付，对于他的报道，文责自负。
《大公报》同意之后，在1935年9月到1936年6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父亲从成都出发，越过祁连山，跨过贺兰山，最北到达包头，东部到达西安，西部到达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进入荒漠之地。其间父亲骑过马，坐过汽车，乘过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当然还包括步行，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六个省。车马小店、寺庙、贫民百姓的土房子、当地土司头人的帐篷，父亲都住过。父亲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对于西北的经济情况、民族矛盾、宗教问题、军阀争战和风土人情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报道。父亲这些报道后来编成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写生动，涉及的面非常宽，里面又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所以成书之后非常受欢迎，连出七八版都抢购一空。
与当时其他记者不同的是，父亲在发回的报道中直接称红军，而对于剿匪则加上引号。父亲的报道让民众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国统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读到之后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父亲的文章，张爱萍将军在世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当时将军在天全县最初看到父亲文章的情形。张爱萍将军读到父亲对于红军动向的分析的时候不由地赞叹：想不到一个党外的记者，尤其是国统区的记者，居然能够分析到红军的动向，而且分析得很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后来张爱萍将军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还特别说到这一段往事，说跟父亲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父亲收获非常大，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然而这时父亲的西北之行并没有结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宁夏赶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被封锁，父亲拿自己的一顶非常好看的毡帽和斗蓬跟守城的士兵交换，才进了城。
1937年的2月3日，父亲进入了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政策和道理，让父亲“豁然开朗”。后来父亲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经过周恩来的联系，延安方面同意了父亲的要求。2月6日，延安方面派罗瑞卿和博古专程陪同父亲向延安进发。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国统区的记者到达过延安。
2月9日下午，父亲参观了红军大学，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他见到了很多红军的领导人。当天晚上，父亲到了毛主席的窑洞，据父亲回忆，他那天晚上跟主席进行了“彻夜长谈”，长达10个小时，基本上是通宵未睡。父亲说，那一晚上“我思想上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