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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事情才出现转机。新华社记者一份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引起*、胡启立、方毅三位中央领导的重视。三位领导先后就此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随后对陈春先连续报道，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由此，“气候”逐渐回暖，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年，陈春先成立了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1984年，四通、信通、科海以及联想公司相继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
陈春先新技术研究所高峰时拥有资金两百多万美元，数百员工，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不过，出色的科学家不等同于出色的企业家。46岁前，从未脱离过知识分子圈子的陈春先，几乎具备所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自尊、坚韧、重义轻利。可当角色转换为陈春先并不熟悉的创业者后，优秀科学家的品性有时恰恰成为了负累。用他身边工作人员的话说：“很长时间内，陈春先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9）
创业以来，陈春先经常为大量的债务发愁，不时承担经济和法律的压力，因为企业间的纠纷先后两次遭人绑架。与此同时，带病坚持工作的陈春先糖尿病日益严重，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他的公司帮过一家美国公司做数据录入，为此聘用了100多个大学生，1000个字符挣元，如果顺利，一年能有30万美元的收入，但这个业务半途流产。他搞过排版系统，且先于方正推出；搞文字处理系统，也比WPS要早；1990年代做了能录音的BP机，但所有产品投向市场，一遇竞争仓猝而败，少有例外。磕磕碰碰地坚持到1996年，精神上不堪重负的陈春先终于退出一线，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
那时候有教养与志气的人还是钟情与当科学家。而不考虑历史的因素，陈春先在选择创业的时候，已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与希望抛弃。回过头来设想，假如他没有作出创业的选择，他会怎么样？陈春先没有给出答案。但事实是，他原来在中科院一起工作过的人中，有七八个成了院士。他所在的一个理论物理研究小组，整整出了五名院士，创业前他就是组长。
2004年，陈春先因病辞世，享年70岁，百余名民营科技企业家为他送行。去世之前，这位立志“把光明留给后人”的科学家，捐献了自己的角膜。
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对大多数只是活着的人来说，失败未必不是一种荣耀。而从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就人的志向而言，生意上的失败并不掩盖思想的光芒，陈春先应该算是个成功者。
英雄往往只有两个结局：扶植者的假赏识与真遗弃，普通人的假崇拜与真妒忌，但却不能就此否定信仰与追求。所以，在中国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中，陈春先只是沧海一粟。几十年后，或许他将淡出人们的记忆。尽管如此，在中国整个经济改革的宏大叙事中，充当了领跑者角色的陈春先，无法被略去。他值得被历史铭记。
日本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可能是80年孩子们二十八年后最深刻的记忆。而这时期的成人，《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哈里斯应该是他们当年的偶像。据说某单位评选先进典型，有的选票上竟填写了“哈里斯”的大名。但就走上个体经营道路的刘希贵和刘永好兄弟而言，那一年百感交集。
《大西洋底来的人》剧照
刘希贵早已记不清是1980年的哪一天了。这天，上午才卖过血的他，下午又进了另一家医院，求大夫买他300毫升血，因为家里养的40头猪还饿着，等着喂饲料。
几年后，刘希贵成为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又过了十多年，他作为民营企业代表出现在省“两会”会场上。坎坷过后，他风光起来，只是当年过度卖血，落下了病根，手脚冰凉，常年要穿棉裤、棉鞋，睡觉必须用电褥。他的经历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参与者辛酸的成长历程。
1980年，24岁的刘希贵和他的兄弟、小舅子一家凑了几百元钱，办起了养猪场和豆腐坊。刚开始猪场里的猪还少，豆腐渣也够做饲料。可后来发展到40头的时候，刘希贵有些招架不住了。没有太多余粮可以用来做养猪的饲料，万般无奈之下他想到了有偿献血。托人要来血证，刘希贵献了300毫升血，换回48元钱、公斤糖票、公斤鸡蛋票和一些票据。他用那笔钱买回了250公斤玉米面。一来二去，刘希贵熟悉了卖血这项“业务”。年轻的他在沈阳、抚顺、本溪弄了四个血证，两年内卖了30多次血。20多年后，卖血的印记在刘希贵的胳臂上依然清晰可见。。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0）
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养猪的收益也越来越可观。有了钱的刘希贵改行做起运输，车队慢慢壮大，他因此成了沈阳乃至中国的第一批“万元户”、第一批百万富翁，沈阳人都叫他“刘百万”。1988年，“刘百万”公司升级为民营企业集团，时任沈阳市工商局局长亲自上门给他送匾。
在没有对个体户有大是大非的定论阶段，当中央的政策还不是那么旗帜鲜明时，个体户会被深深打上“幸运”与“不幸”的烙印。幸运的个体户，相关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瞒天过海，欢天喜地地做自己的小买卖了。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不少不开明者的眼，被他们“开涮”也就不足为怪了。作为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开拓了中国多个第一，他本人则几乎见证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每一步。但在他记忆里，一直念念不忘的是1980年第一次创业的尴尬。
1980年，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教书。由于职业原因，他是中国较早能看到参考消息的这一部分人，也是较早感受到改革开放信息的人。“那段时间，提到改革开放，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国的经济将有重大变化，感到了一种机遇正在靠近。”刘永好回忆道。
刘永好兄弟四人，老大刘永言学计算机，老二刘永行善于修理家用电器，老四也就是他自己学机械，生产电子产品不是件麻烦事情。于是兄弟三个动手制作了市面上还没有的音响，取名叫“新意音响”。音响投产需要资金。刘永好想到找生产队合作，“我们出技术和管理，他们出钱，工厂一人一半。”没有想到生产队都同意的事情竟在公社卡了壳。公社书记一句“集体企业怎么能和私人合作？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让刘永好的美梦胎死腹中。两年后，他们几兄弟的创业梦想才最终变为现实。
下层的人民在经济的前行中磕磕碰碰地寻找着被指引的方向，上层的领导也在政策的前思后想中寻找着指引的方向。只是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思考与践行没有在当时形成合力。中国的历史往往是，理论的指导在后来释放出的能量比当时更为巨大。
回过头来，1980年的一些事对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大的影响。4月2日，*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是国家领导人最早有关住房改革的建议。而二十多年后房地产不但没有赔钱，且还成为中国最赚钱、最暴利的一个行业。
5月5日，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首位论”的争论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盖棺定论。*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在此之前，鼓吹生产力还是犯忌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学家熊映梧在内部刊物《经济学动态》刊发文章，提出一个经过30年思考得出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研究中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接着他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必要性。然而，真正引起震动的却是1980年，熊映梧的《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在“生产关系不断革命”还没彻底退热的年代，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列宁的教训”。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1）
1980年也是海南的机遇之年。6月底，中央召开了一个“海南岛问题座谈会”，明确了开发建设海南岛的新方针：“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虽然面对如此好的机遇，海南与之擦肩而过——1980年至1982年，海南全岛实际利用外资不足200万美元。但是，这对中央确立以开放促开发的建设海南岛的新思路，直至建立经济特区，做了铺垫，引发了1988…1992年全国上下闯海南的热潮。包括冯仑、易小迪、潘石屹在内的民营房地产商都在海南干出了名堂。
如今经济运行到高位，每个人都是看着个体户发光、发亮的一面，全然忘了当初是怎样将他们视为黑暗的角落。不过，毕竟个体户中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个体户欺诈顾客、强买强卖的负面现象也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个体户的出现的。一些人向媒体投诉说，上海外滩一带出现了一些强拉硬卖的小贩，“要求有关部门制止这种恶劣行为。”
一位上海市民陪同来沪亲戚在外滩游玩，有人上来从他胸前的口袋里取下钢笔，对他们说：“同志，请给三角钱，刻个字留念。”游客说不要，中年人面孔一板，拿了钢笔就走，“那就对不起了，这个你也不要了。”游客无奈只好“字不刻了，给一角钱。”方才作罢。在外滩总有人会强拉硬卖地你拍照片，6分钱的《上海市交通地图》被卖到2角。
但无论如何，个体户是越来越多了，自由市场也越来越多。1980年的中国，也因为个体户的大量涌现，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进入新时期的前奏。2月，《解放日报》上的一则社论《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发出急切的呼唤。
7月，北京丰泽园厨师陈爱武写了一封揭发商业部部长王磊白吃白喝的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属实后，王磊被免去商业部部长职务。而后，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配发了题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通讯和社论。一个在旧社会被看作“店小二”的厨师，能够公开批评、揭发中央人民政府部长的错误行为，这让个体经营者感到振奋。
8月，天安门广场上的斯大林、*、恩格斯和列宁的巨幅画像被拿走，只是在重要日子时再放上。同月来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快人快语，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
9月，北京市著名文化街琉璃厂，一个原本产品专供外宾的商店，已没有不让国内群众进入的“禁区”。天坛公园内一批商店也都摘掉了“只供外宾、华侨”的牌子。伤痕文学揭开时代的伤口，给噩梦初醒的人们以慰藉的温情。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爱情灵魂”的重要。
托夫勒振聋发聩的鸿篇巨制《第三次浪潮》，在时间和空间的穿越中，以未来学犀利独特的视角，给打开国门之初的中国人心灵造成强烈的冲击。当时，郴州师专美术专业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张跃接触到了原版的《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连绵不绝地指引着他“创造未来”。四年后，张跃辞去公职开始创业，靠卖摩托车掘得第一桶金。多年以后，像张跃这样，当年阅读《第三次浪潮》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非公经济的中流砥柱。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2）
西装、夹克衫流行起来，街头单调“蓝黑色”中跳跃着多姿的色彩。英国《卫报》4月14日报道，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有一块牌子，写着“出租西服”，迎合了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
报纸上，有人来信询问该如何看待交谊舞。当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湖南演出时，观众对舞台上身穿白色紧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惊讶，在他们看来，这仅次于*。而谷建芬作曲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流氓歌曲”的批判声中，唱响全国。
这一年，朝气蓬勃。虽然，央视在播完《加里森敢死队》的第16集后，便停止了后10集的播放。停播给出的理由是：“这部26集的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但是，解冻的中国，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当年的格调，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人心亦如奔腾的河流，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焕发出勃勃生机。
年度延伸人物：厚积薄发：刘家四兄弟
民企是粒种子，上面曾经盖着块大石板。后来*挥锤将石板打碎了，那我得赶紧吸收水分和空气，但绝不提出要别人浇水、施肥的苛求。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
“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到今天，我们有必要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光辉历程作一个注脚。辉煌是注定的，但是我们同样需要铭记，财富故事也不是繁华都市里高楼大厦的神话，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样有一群在此发迹的优秀民营企业家。
著名的刘家四兄弟，属此列。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胆量，即使*挥锤将石板打碎了，他们也没有勇气吸收水分和空气。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刚刚起步。在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跃跃欲试。与此同时，四处蔓延的贫穷也让更加坚定了某些人创业的决心。1980年发生在刘家四兄弟刘永行身上的一件事，让他终身难忘：那年春节，还在学校上学的刘永行，家里仅有两块多钱，4岁的儿子要吃肉，买不起猪肉的刘永行买了一只鹅，不想被高兴坏了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儿子哭闹着要吃肉，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开始修收音机挣钱，几天的工夫竟挣了300多元，儿子有肉吃了，刘永行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而正是刘永行的这次“外快”，让刘家四兄弟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1982年，刘家四兄弟陈育新（本地农业局技术员）与老大刘永言（在成都一家军工企业计算机室工作）、老二刘永行（在四川从事电子设备设计）、老四刘永好（在四川省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任教）一起，召开了刘氏家族历史上的“四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作出决定：全部辞职下乡搞实业。
创业需要资本，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是知识和技术。他们卖手表、自行车，勉强凑够了一千块钱。1983年，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育新良种厂。虽然挂着“厂”的名分，也不过是个体户。这一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已有了近136万，是1978年的9倍。刘家四兄弟也算赶上了经济时髦。当时，中国正流行吃鹌鹑蛋，四兄弟开发出了一套鹌鹑养殖繁育技术，摸索出用鹌鹑粪养猪，猪粪养鱼，再用鱼粪养鹌鹑的生态循环养殖法。科学养殖一下把鹌鹑蛋的成本降了下来，他们开始盈利，成了万元户，养殖厂也开始远近闻名。
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13）
养殖场大了，四兄弟喜忧参半。喜的是艰苦创业有了回报，忧的是人手不够。养殖厂亟需扩大规模，单雇工政策还很紧，不能超过8人。“傻子瓜子”年广久就曾因为雇工问题，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难题，刘家四兄弟不想趟这个浑水。但企业要扩大规模，他们也只有在中央三原则，即“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中摸着石头过河。四兄弟揣摩着政策，打着擦边球往前走。刘永好这样说，“到底是包括我们4个内的8个，还是除了我们4个再加8个，结果说法是含糊的，没有人给我们说得清楚，我想可能除了我们4个，另外再找8个人吧，所以说我们打了个擦边球，我们就请了8个人，加上我们4个就是12个人，就这样一步步做过来的。”
1982年，*为年广久解决了难题，但并没有就雇工问题提出解决方案。1984年，*明确指出雇工问题“可以放两年再看”。两年到了，*还是说，“再看看。”刘家四兄弟的养殖厂，就在“再看看”中不断发展壮大。
1988年，有了“私营经济”的提法，同时国务院发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私营经济终于得到正式承认。此时的刘家兄弟养殖厂年产鹌鹑达到了15万只，远销海外。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视察了刘氏兄弟的企业之后，欣然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所以，刘家四兄弟的育新良种厂更名为四川新津希望饲料厂。在他们的带动下，新津县的鹌鹑养殖业基地般地遍地开花。
刘家四兄弟振兴地方经济的“善举”，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难题：县里养鹌鹑的农户越来越多，市场趋向饱和，鹌鹑蛋的利润越来越薄。于是，四兄弟决定转型。1988年，他们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