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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
1978年是改变命运的开端，于国家如此，个人更是如此。在光明的中国，年轻人的前途也光明起来。头年8月4日，复出一个月的*，在北京饭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由于*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也是结束“十年浩劫”后，中国老百姓中引起巨大反响的第一件事。据说，补习老师家坐满了学生，有些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向生产队请了几个月假复习。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很多培训都是自发的。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几个月时间内，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世界上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1978：光明的中国（8）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第一届高考过后，无数个体的生命轨迹被彻底地扭转，命运发生了裂变，只可惜其中没有俞敏洪。这位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由于知识基础薄弱，第一次高考失败得很惨，英语仅仅33分。高考失利后，他回到家喂猪种地。
俞敏洪的求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不可知的变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资源紧缺，一家只允许一个孩子读到高中。由于姐姐初中成绩出色，老师在俞敏洪姐弟都到了考学的年龄时选中了姐姐去读高中。所以，读完了初中的俞敏洪，依照规定，回到生产队里种田，开拖拉机。1978年，俞敏洪的母亲打听到村里有一家的女孩不读书后，费尽周折找到校长，请求他允许俞敏洪顶替女孩的名额。在母亲的努力下，如此峰回路转，俞敏洪回到了教室。然后有了第一次高考的名落孙山。
第二次高考，满怀希望的俞敏洪等来的又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英语分数虽然提高到，但79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录取线是60分。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凭借鹰击长空的决心和蜗牛的毅力，俞敏洪参加了第三次高考。他回忆说：“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我是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95分，虽然排在了现任新东方常务副总裁周成98分的后面，但已然很高。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为此，在离北京大学开学只有一周时，俞敏洪的母亲为庆祝儿子中榜，大宴乡亲，提前把结婚的酒席一起请了，招待全村人吃了好几天。村里还从城里调了一辆拉土的卡车，把他从江阴一直送到了常州。俞敏洪在常州上了火车，站了36个小时到北京。就这样，他进入了北京大学。
如果要进一步凸显恢复高考对一代人命运的意义，那么白卷英雄张铁生则是最好的反衬。1973年，在辽宁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理化考试时，他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于是，张铁生在空白试卷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诉说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告诉领导因为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没有选择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进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原因。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标题，刊登了张铁生试卷上的信。其中，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做了转载，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夜之间勇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红得发紫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从此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同年，张铁生顺利进入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他当选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8月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判处15年徒刑，刑期从1976年算起。 。 想看书来
1978：光明的中国（9）
张铁生得到了历史公正的判决。但是，“四人帮”统治的那些年，不搞政治投机，而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却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77、78级的学生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所以，在80年代中旬和90年代初期，经商蔚然成风时，这批人仍舍不得扔掉铁饭碗下海。
三十年回过头来看，如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中，确实少有77、78级的大学毕业生。黄鸣是个特殊。考上中国石油大学后，没想到第一节课上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黄鸣一听差点没跳起来，“等不到70岁，我学的专业就毫无用处？”而顾雏军则更是个例外，即使在接近二十年的企业家生涯中，他留下了一段传奇，却善始而未能善终。
顾雏军生于1959年，江苏泰县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顾雏军早年的生活清贫而艰苦，成名后的顾雏军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时代，不过从村民的回忆中仍然可以勾勒出一个少年的意气风发。
少年顾雏军酷爱读书。那个时代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匮乏，偶尔有电影队下乡放电影或戏班子来村里表演，就算是文化盛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去看，但顾雏军似乎对这些热闹的场面不感兴趣。每当此时，他就会躲在一边安安静静地读书。顾雏军特立独行的做法让不少村民们很是惊奇。年少的顾雏军对机械设备同样兴趣浓厚。为了弄清柴油机的构造原理，他曾经在晚上偷偷地把村里公用的柴油机拆得七零八落，第二天又从容不迫地把零散的部件组合起来，重新装好。
顾雏军也表现出善于创新的行事风格。1975年下乡插队的仓西村，16岁的顾雏军对棉花种植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经过细心钻研和科学实验，打破农村长期以来的种植习惯，扩大棉花种植间距，减少棉花的栽培密度。事实证明，他的尝试是成功的，试验的棉花产量从亩产50公斤提高到了90公斤。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顾雏军从小就不满于现状，总是寻求改变和突破，而这一点，正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之一。
不过，真正改变顾雏军命运的还是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18岁的顾雏军靠平时积累的功底和天生的聪明，从本公社37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1981年本科毕业后，进入天津大学深造，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热能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其出色表现也使他得以留校从事热能科研。也许按照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顾雏军最终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研教学人员。但顾雏军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他很快借助“顾氏热力循环系统”在圈内名声大噪，并在此基础上发明的“顾氏制冷剂”。
年轻的顾雏军（左一）在实验室
怀揣着“顾氏制冷剂”，顾雏军走出国门。几年时间，他先后在英国、美国成功开拓业务，于1995年携在海外掘得的第一桶金回国创业，在天津投资5000万美元建造起号称“亚洲最大无氟制冷剂”的天津格林柯尔厂。
关于顾雏军的第一桶金，众多媒体一直质疑和追问。顾雏军回答是：“我的钱有海外背景”或者“都是我自己当年在欧洲卖制冷剂专利分来的”。显然，他对自己发明的“顾氏制冷剂”颇为自信，这个专利也可能确实为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不过，这笔收入有没有5000万美元之巨，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说清。他的辩白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质疑。这又是一场有关原罪的辩论，可由于没有确凿的事实，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质疑归质疑，顾氏的企业依旧是相当的蒸蒸日上。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其超强的盈利能力引发市场抢购，最终融资亿。一时间，顾雏军风光无限。
1978：光明的中国（10）
光明来自东方。“光荣与梦想”的深处，留下的是奋斗者的回忆。1978年，知青大返城，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1978年，上年秋天“右派”父亲*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清水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小潘”，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一年后，潘石屹接到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978年，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十四岁失去养母，十九岁又失去养父的苦孩子牛根生，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终于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了。
1978年，李途纯再次参加高考，又被录取，可当地有关部门还是不让走。他跑到市里、省里，据理力争给自己赢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事实上，恢复高考第一年，李途纯的高考成绩名列县前几名，正是因为政审不过关，没被录取。历经高考磨难的还有徐冠巨。他连续两次考试失利，不得以参加了鲁冠球万向节厂招工考试，从600人中脱颖而出，担任厂会计。当然，徐冠巨后来创办的传化集团从实力上丝毫不逊于万向，而其政治声望也在当选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和省政协副主席后如日中天。
1978年，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睡一觉。这天，他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法国人说：“大门非开即关。”建国后，将近30年时间，中国人选择了关闭，中国躲在经济的长城后面，与世界隔绝。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国走向困境，世界经济领域排名不断下滑。1978年开始，*推出开放政策，这似乎成了“有魔力的药水”。年末，西方平安夜的那天，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发表了“中国人民进入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时代”的新闻评论。文章称：
三中全会把过去政治*和文化革命的帷幕拉了下来，采取了可能加速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任何措施。
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达到这个目标可能要费若干年的时间。
从明年起，经济将同政治处于同等地位，将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搞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在经济方面，随着全面向外国技术援助打开了大门，目前正在准备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包括权力下放、同“权力过分集中”和官僚主义斗争以及把行政责任转到企业身上。
的确，形势日趋明朗，旧时代的伤痕正在淡去。1978年是气象万新的一年，中国的前景由此变得异常光明：
1月1日，北京电视台推出《新闻联播》，每晚6：55开始，国歌和节目预告后，倒计时5秒节目开播，不过没有主持人出镜。5个月后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国领导人借助这档节目，将一些信息公开披露。
1978：光明的中国（11）
这一年，*访日，中美建交。夏天，一批中国大陆的核科学家来到美国访问。中方12名代表中，有位44岁的教授，他是中国托卡马克核聚变试验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带回美国先进实验室的最新知识之外，这位教授带回一些当时中国同行都很新鲜的事物——硅谷创业精神。谁也未曾想到，这直接导致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兴起。八年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国家科委也启动了全国科技园区的高潮：“火炬计划”。这名教授的名字叫陈春先。
这一年，德国大众和意大利范思哲进入中国。这一年，北京流行卷发和电烫发型。公开约会不再被视作无耻和堕落，恋人们可以公开手拉着手逛公园。“五一”节，北京十年来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巴蕾舞，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一切微观的变化都令中国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自由。
1978年，电影《望乡》引起轰动
这一年，《望乡》，这部原名《山打根八号妓院》的日本电影对国人前所未有的冲击，反响程度竟达到了北京电视台转播市民代表座谈会实况的地步。有人说：还可以有*场面更浓厚的镜头。
这一年，新华书店里有了过去10年还是违禁品的少数几本外国文学名著。这一年，失学青年郑渊洁写了一本童话《黑黑的诚实岛》，吸引了爱好童话的人，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郑渊洁的童话能够大行其道，也就证明中国人已经对沉闷的风气产生了反感。
这一年，中国加速实现着商业的现代化。国内急需发展的心理膨胀，以至于当年高考作文题目都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相比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有了很大区别。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而禁止拥有私家车的决定也将在79年初取缔。
这一年还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名词：“补偿贸易”。珠海前山公社根据与澳门客商签订的补偿贸易合同建设起羊毛衫厂和手袋制品厂。合同规定，设备从澳门引进，资金由客商提供，工厂在投产后用收入的加工费分期偿还。预计两年内可偿还全部机器设备的资金。补偿贸易方式后来被很多创业初期资金有限的民营企业家借鉴和使用，尤其是汇源集团的朱新礼，用的更是炉火纯青。
春风能够拂面沉醉，春风也能够使人清醒。最先感受到时代的召唤，是出类拔萃者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1978年，一个动荡却叫人有换了人间感觉的转折期。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人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其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而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非公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年度延伸人物：时代伟人*
1978年是中国时刻。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向光明迈进。在新的领导下，中国结束20年的政治动荡，迈步向前，追逐民族复兴的梦想。*在其中，举足轻重。
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认为，“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必须建立新体制。”毫无疑问，*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革命领袖，更是一名出色的国家建设者。 。。
1978：光明的中国（12）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设计并参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拉开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序幕。但是这个奇迹的起点，是他屡遭*的*。十年浩劫，*几度沉浮，但从那时起，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改革思想的闪烁：
1962年7月7日，*在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上，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 “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1977年7月，73岁的*恢复党政军职务，开始了他辉煌的古稀岁月。时机的成熟、思想的沉淀再加上超人的胆识与智慧，*打破了旧体制的锁链，带领整个时代翻过新的一页。
事实上，在*正式复出之前，他已经奏响改革开放的前奏。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对此，*态度鲜明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这次表态，是*开始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先声。来年春天爆发的世人皆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此已定下基调。
复出后的*迈出了一连串坚定而有力的改革步伐：
他一步步带领人们走出思想的牢笼。他先后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他支持安徽农民的“出格举动”。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