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桓鍪鹿适挂蛔帕菏茏瑁蝗喊ǜ九投谀诘呐┟褡槌梢坏廊饲剑恳涣颈黄却铀翘锏乩锿ü钠到荒�15元“过路费”。套汇女”横行琼岛。三亚市闹市中心，外国人经常被头扎花巾的“套汇女”团团围住，各自讲着双方都听不懂的“外语”，讨价还价。尽管这些“套汇女”多数只念过三年小学，但她们按照对方递出的外币，能迅速地把手中一叠黑市价人民币交给对方。皆用心算，其准确程度往往令旅游者佩服不已。
地下行业似乎相当兴隆，走私活动也在增加。没有营业执照的小贩从台湾购进香烟，从香港购进立体声音响装置和电视机，光明正大地当街销售。迷信活动和*业非常猖獗。算卦先生不顾禁令，在人行道上预测来年吉凶。爆竹成天噼啪乱响，据说是为了驱鬼避邪。大胆的年轻人销售违法的*录像的门票。
*在街头徘徊。“海口饭店”在机场大楼门前用一块写有“上海姑娘伴舞”的广告直接招揽旅客。广告牌上写着“优质服务，华贵高雅。先生们，保您喜欢满意”。而一些小旅馆的名称极富有想象力：“野花香”，“令君陶醉”和“热情的心”等。每天深夜总会有姑娘来敲外地游客的房门。
狂欢的海岛已然无序。幸运的是，一小群人在发财欲望与胡大乱撞的混乱中，从数百万人里脱颖而出，舒服地在海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中，有的一贫如洗，完全赤手空拳闯出天地；有的去海南前已积聚了深厚的政府资源，起步自然事半功倍。。 最好的txt下载网
1988：海岛狂欢（3）
应该说，吴一坚和景柱集中了故事里对“孤胆英雄”所赋予的所有元素：身无分文的两个青年，分别孤身一人来到完全冰冷且市侩的城市，凭借自身的顽强努力，在个人最短的时间内扬名立万。
吴一坚算是第一批到海南的探路者。与常人不同，此人一直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用100元钱赚1元钱叫赚钱，用1元钱赚100元钱也叫赚钱，但两种赚钱内涵截然不同。经营，要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快的速度与最高的效益。”经过缜密的思考，抓住整个电视机的紧俏和海南刚起步的特点，只有六百元本金的他着手筹建年产20万台电视机的大型电子工厂。
建厂的过程完全是在玩“空手道”。他以“经营25年之后，厂房设备拱手让出”的方式圈地，又以“预交3％质量保证金”的方式将厂房建设工程承包出去，以“生产以后80％的电子原件由香港一家公司供给”的许诺，令其先投资。为联系全国电子经销商，他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赶车谈判，饿得挺不住了，只好拼命喝水。有几次，皮鞋开帮，但经费捉襟见肘且时间仓促，他用鞋带一绑凑和了一个礼拜。真诚和执著竟然感动得全国各大电子经销企业，交足预订款，提前预订10个月以后的产品。
万事俱备，似乎只欠东风。可是，因为未能及时支付工资，工人们又开始怠工。吴一坚一个个陪着笑脸解释，把身上所有的钱发给工人。自己买了100个馒头，整整吃了十五天。工人们知道真相后，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坚定地选择与他同甘共苦。终于，在超常的速度下，建成了一座大型的工厂。投产十个月后，吴一坚的资产由怀揣的600元变成包括地价的3亿元。
2008年，海南《证券导报》把河南人景柱评为2007年海南首富。就在过去的20年里，车间工人景柱，最终成为海马股份的董事长。
20年前，22岁的景柱重庆大学毕业，重大的选择摆在他的面前：去哪里工作？据熟悉景柱情况的人介绍，大学毕业时，景柱毕业分配意向表上填的是：祖国边远地区、私营企业或其他科研机构。
最终，景柱去了海南。到海南闯荡的他加入海南汽车制造厂，从技术员干起，历任车间主任、厂长助理、代理总经理等职务，后调往海南省汽车办任汽车办主任。
十年后，在国家行政划拨方式下，一汽兼并海南汽车制造厂，成立一汽海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一汽持股51％，海汽持股49％。而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变化，以景柱为首的管理层在海汽资产重组引入职工持股和民营资本变为民营企业的过程中，占据主要股份。随后，借壳海南上市公司琼金盘，海汽登陆资本市场，琼金盘更名为海马股份。资料显示，景柱通过海马股份前两大股东海南汽车和海马投资集团，间接持有亿股海马股份。他的个人财富产生了“核聚变”。
与毫无背景的打工者吴一坚和小毕业生景柱不同，到海南闯世界的龚家龙背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海南建省后，各地纷纷建立开放窗口。荆州市地区行署在海口市成立办事处，和海南龙海实业有限公司一个班子、两块牌子。龚家龙被调任龙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到海南，凭借倒腾冰箱、彩电、洗衣机和钢材等紧缺物资，龚家龙先小有积蓄。模仿别人建液化气站，生产橡胶手套，搞加油站，收购上市公司，他事业后逐渐起步。
1988：海岛狂欢（4）
五个月的海南经历让龚家龙洞察到“国企大哥大，个体灰溜溜”。他顺势而动，想方设法攀上国营企业这门亲戚。5月，他贷款20万创办生活资料经销公司，挂靠在荆州经济协作办公室，隶属原荆州地区行署管辖，公司注册为全民所有制。同年，内地石油行业购买油气需要国有招牌，为进军石油行业，他挂靠荆州市物资局创办龙海石油液化气公司。背靠大树，龚家龙的经销公司由此享受到不少皇亲国戚的待遇——如为解决资金问题，市长亲自为其跑贷款。然而产权不清，也为以后天发的归属之争埋下了祸根。
次年，经荆州地区体改办批准，生活资料公司和龙海石油公司以帐面资产100万元和200万元投入组建荆州地区物资开发公司。5月，开发公司出资85万元购买另一国有公司所属土地亩，公司企业股本增至385万股。两年后，“荆州地区物资开发公司”更名为“天发集团”，龚家龙个人实际可支配5896万股。
1995年，天发寻求上市，龚家龙走了两步棋：一是保留政府对天发股份公司631万股的国有股权；二是由荆州市政府出面，召集荆州第一木材公司、荆州化工建材总公司、沙市农场和荆州金属材料总公司四家荆州市属国企开会，将他个人实际支配的5869万股中的3009万股分别划转至上述四家国有公司的企业股代持。如此一来，撑起政府这个保护伞，天发上市如愿以偿，股价上扬至原来的70多倍。而持大量股份的荆州市政府也把天发当作自己的孩子，不遗余力加以扶持——市政府出面为天发跑来成品油批发、零售和原油进出口的牌照。
企业家，要有和政治打交道的艺术。冯仑在《野蛮生长》里有这样一段话：“有人开玩笑说，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怎么理解呢？大陆经商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想离你也离不开；你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你也靠不住……”换句话说，企业家与政治的距离就像手中的沙子，太松了，沙子会漏出来；攥紧了，沙子也会漏出来。适度最好。
天发顺风顺水，归属问题逐渐凸现。纠缠不清的股权问题为龚加龙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对立埋下伏笔，关系出现裂痕。龚家龙认为，天发是自己一手创下的民营企业，只是戴了国企的红帽子；在政府看来，天发注册是全民所有制，政府在政策上大开绿灯，其身份证应是国企。
双方展开耗时耗力的股票争夺战。龚天龙先把天发股份631万股国有股，由天发工会以4000万元的价格卖出，转为民营资产。而后将天发集团的股权过户到天发集团下属六家企业头上。即使这样，天发仍然是以全民所有制登记注册。理论上，下属的子公司为国有属性。
这场战争中，龚家龙也不是完全没有胜算。2005年，荆州市政府同意天发“实施由管理者以承债方式承担产权关系的整体改制”。天发也先后召开新旧股东会，将集团股份转由龚家龙持股65％，集团工会职工持股35％，但产权过户手续始终没有履行。
人去楼空的天发股份
一年之后，再次换届的荆州市委形成红头文件，同意执行2005年的市政府决议，天发企业营业执照重新登记，法人代表龚家龙，注册资本10亿元。然而一个月后，迫于上级压力，股权又重新划回荆州市国资委。所以，自始至终，天发股权引发的恩怨纠葛扑朔迷离，剪不断，理还乱，让人雾里看花。2006年12月，以“涉嫌经济犯罪”，龚家龙被湖北省公安厅带走。
1988：海岛狂欢（5）
海南的传奇中，冯仑与潘石屹是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两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方式赢得尊重，也给彼此人生增添了另一种色彩。
冯仑自己说，他属于上世纪50年代，“做起事情，总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1988年，他身先士卒，请缨带两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拿不出开办费，只给了他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彩电批文换来30万元，冯仑建起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些日子，他开着海南省委借给研究所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过着几乎是游侠的生活和江湖日子——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他由此练就满嘴江湖语言，“有学者的温厚、诚实和睿智，又有江湖人士的狡猾、尖刻，”段子横飞，荤素兼备，从而获得“冯大哥”的江湖称号。
“*”后，海南体改所解散。失业的冯仑投靠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牟其中亲自面试，和冯仑谈了两句，就让其上班。一个礼拜后，冯仑拿到印着政务秘书的名片。月工资250块钱。过了一年，冯仑工资涨到850元，成为牟其中第一副手。与此同时，牟其中对冯仑有了戒心，他从四川调来亲信制衡冯仑。
整天看牟其中脸色，加之看不懂南德的未来，冯仑感觉很压抑：“商人必须与时俱进，老牟不与时俱进。他利用体制间的空隙，做成了飞机的买卖，这是那种生意的极致。卖完飞机后，中国的社会体制发生很大了变化，企业家应该将精力从外部投机转到内部管理。但老牟不做调整，而是加大投机力度，他和社会的反差越来越大。大家都在将企业往实处做，唯独他越做越虚，最后将企业办成学校，越来越不像一间公司。另外，老牟应该在国内做，他却要跑到美国折腾。有钱人最怕钱丢，美国经济制度几百年玩的就是防止骗钱。他们为此设计了保密、信托等各种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围绕怎样保护私有财产而设计的。老牟想反其道而行之，不可能成功。”他也曾劝说过牟其中，甚至想过“兵谏”，强迫老牟当董事长，推举做成飞机买卖的经理当总裁。不过，最终放弃了，因为牟其中什么事都做得出。冯仑只能选择离开。
离开牟其中，冯仑想自己开公司，可连工商注册都通不过。他找到王功权想再“杀回”海南。此时，全国发展经济的热情空前高涨，央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计划的提高至。激情在海南岛被放大，首当其冲的就是房地产，那是最快的暴富手段：海口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的公寓房售价，瞬间涨至每平米3500元。而由北京南下的人，大多有政府背景，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千万。很多楼盘一拿到批文就登广告，地基还没打，价格已翻了几倍。
再去海南前，手里只有3万人民币的冯仑，找到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给他分析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的目是从对方那里拿到钱，“做生意，从别人那里拿钱，无异于夺人贞操。”但他拿钱的本事就在于“懂人”和“会说”。
极短时间内，冯仑找到打动对方的“命门”，盯着对方眼睛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一起做，你干不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骑着自行车跑回住所起草协议，同时让王功权负责筹钱。王功权临时借来500万，拿着这笔钱从银行贷了1300万。用这1800万，冯仑和王功权买了8栋别墅，赚了300万元。有了钱的冯仑感觉像“大姑娘初婚，很幸福。”
1988：海岛狂欢（6）
冯仑的幸福在海南。刚到海南的潘石屹，他的未来则押在冯仑身上。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潘石屹历尽艰难，来到特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深圳天气潮湿闷热，加之语言不通，还经常加班，他压抑但无路可退。终于，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石屹跟随位老板南下海南，开始飘泊的旅程。而海南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夹杂着走私货的一个相当原始的荒岛。
潘的老板承包一个砖厂，让其负责300名民工的生产生活问题。海南缺电，砖厂照明用电都是发电机发。小偷经常光顾，砖厂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３次，每被偷一次，潘石屹就被罚一次款。到小偷第四次光顾，“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潘石屹抄起钢筋条便狂追，追到小偷抬不动，弃机而逃。
管理砖厂，潘石屹用积攒的第一笔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他母亲长年瘫痪在床，电视非常重要。从那以后，连续两年春节，他都会回家，坐在炕上陪家人看春节晚会。海南经济的不景气开始无限期延续，砖厂停产，潘石屹没有回家路费。为了象征性地弥补家人的遗憾，他想在招待所值班室看晚会。但服务员要休息，抹杀了他的心愿。潘石屹说那是他过的最孤独的一个除夕夜，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飘泊的岁月，潘石屹遇见易小迪，艰难时期的两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后者也推荐潘石屹进了冯仑的体改所，任“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以至潘石屹回忆往事时，感慨：“虽然跟他们一样读《佛经》，但我总是没有悟性，觉得没有长进，可从此性格变平和了一些。每当困难的时候，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力量。”
在体改办，潘石屹先后结识了冯仑、王功权、刘军、王启富。五人共同目的就是挣钱。合伙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也就是万通的雏形。
处在畸形扩张期的海南房地产，提供给了五人发财的机会。他们腾笼换鸟，弄到一些房子，恰好一个山西老板要买。潘石屹开价4000一平方米。山西老板举棋不定时，又来一个内蒙古买主。潘石屹随即将价格提高4100一平方米，“反正有人要，我打的就是心理战，赌他肯定买涨。”
1988年海南一瞥
山西老板急了，质问潘石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买卖？”潘石屹回答说：“我重合同，也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他继续抬高价码，山西老板最后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下潘石屹的房子。内蒙古买主以每平方米6100的价格买了另外两套。山西老板也成了潘石屹的朋友，觉得他太有智慧。潘石屹结婚那天，山西老板专门用大布包着山西玉条和景泰蓝，非要亲手送到他手里。
海南房地产看似如火如荼，但两个数字让潘石屹惊出一身冷汗：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米，海口市人均住房报建面积却已达50平米。在他看来，数字只能说明海南省的房地产行业快出事了。他决定回内地寻求机会，先回老家走了一圈，觉得西北太穷，没有投资的价值，便来到北京调研市场。
潘石屹在北京注册了公司。一天，他在怀柔县（现怀柔区）政府食堂吃饭，无意中听到旁边吃饭的人聊天，北京市给了怀柔四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在深圳待过的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钱，主动跟县体改办主任接触：“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就这样，万通在北京把握住了二次创业的机会。 。 想看书来
1988：海岛狂欢（7）
冯仑、潘石屹确实只是个案，因为即使成功前两人的心理都始终捏着一把冷汗——失败的可能性远大于成功。
潘石屹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淘金失败后，身无分文的他睡在海滨大道旁边的沙滩上。每晚只敢穿一条裤衩，然后把衣服藏到沙子里面，怕被别人偷走。第二天起来，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来穿上。这样看来，李书福在海南“折戟沉沙”，也在情理之中。
李书福最大的商业失败在海南，虽然他从来都刻意回避这段经历。
海南建省初期，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配件、也制造过冰箱的李书福，带着数千万元，热血沸腾地来到海南。在风浪的颠簸中，他的“打拼”随着浪潮的退去化为泡影，因炒房被套血本无归。
1988年，狂欢的不止是海南，整个中国都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关于经商的大量民间流行语诞生于市井之间：“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全家做生意，赛似总书记。”
罕见的热浪搅得一切秩序、节奏似乎失去常态：官员倒卖、商人投机。而传统中国，知识与商业之间似乎总有着一层隔膜。该年度，商业活动中也开始大量渗入知识的气息，丝毫不懂经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闯荡。理性正在丧失！
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一些小道传闻和报刊消息不断动摇知识分子那份淡泊而宁静的胸怀。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再抚慰学者一颗寂寞的心。
相信这不是小题大做。“读书无用论”已是不争的事实：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88年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大学生择业方向偏向于急功近利。
不过，在本年度，他们的选择也许是对的。北京前门一位老大娘靠卖烤红薯，年收入过万元；广州初中毕业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服装摊，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更夸张的是，温州乐清一个倒卖电缆的个体户，一年能赚数百万；同是温州苍南县的个体户，复制黄色录像带通过邮局出售，一年赚了80万。这些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嫉妒又羡慕的对象。要知道，本年度北京脑力劳动者月均收入172元，体力劳动者的月均收入为18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