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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怕还是有点新闻价值吧。”
我不愿对一些报纸居然会采用这样的稿件作出评论。我说：“新闻价值在哪里呢？是‘原来以为自己是外地人会受到不公正的判决，想不到某中院民一庭的法官能公正执法’吗？法官判案难道还分本地人外地人？秉公执法是法官的应尽之责呀，怎么能当成多了不起的事情写进新闻呢！”
通篇看下来，也就主人公杨老人对办案法官说的一句话“如果不是你们公正执法和排除干扰的办案精神，我的权益就不会得到保障”中透露出一点信息，这里面可能另有隐情、有故事。但“干扰”是什么、来自哪里的“干扰”、法官又如何排除“干扰”的，稿件却又只字未提。
虽然是一篇通讯员来稿，我也希望我们的记者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启示。我告诉记者：“办报虽然要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正面报道绝不等同于好人好事的表扬稿。像这样把一个单位、部门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也要当成新闻来写，那我们的报纸不就办成黑板报一样了？但有意思的是，翻看报纸，这样的表扬稿还真是随处可见。”
报纸不是黑板报 分内之事莫报道（2）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毫无新闻价值的表扬稿登上报纸版面呢？我进一步思索着：一方面，可见“人情稿”“关系稿”对新闻界的浸淫之深，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新闻本来应该是神圣的、有公信力的，但在那些希望通过走关系托人情上稿的人心目中，新闻已没有任何神圣的感觉，而是他们可以任意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一种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工具而已。可悲的是，我们很多的编辑记者自己也丧失了新闻的神圣感，一个红包、一桌饭、一杯酒、几句奉承话，就有可能成了“人情”和“关系”的俘虏，任人玩弄于股掌，心甘情愿充当了人家的工具。
另一方面，编辑记者其实个个心里都明镜儿似的，既是“人情稿”“关系稿”，往往也都是没什么意思的稿子，因此谁也没心思去把这一类的报道精心做好，记者不肯花工夫去发掘“新闻点”，编辑也懒得编，大家都应付，横竖交个差罢了，只图见报对得起肚子里的酒水、兜里的红包就行。
但是，托人情走关系要上稿的单位和部门，还有采写编发“人情稿”“关系稿”的编辑和记者，又都低估了读者的阅读理解水平。他们以为表扬和自我表扬一下就是成绩了，读者却往往从字里行间读出别样的意味。这就是正面报道的“负效应”。
其实发这么一篇稿件，可能有一系列的负效应是通讯员自己都不曾想过的：秉公执法是法官的应尽之责，办了一个当事人觉得还算公正的案子就大吹特吹，群众是不是就会想，这个法院平时办案是不是都习惯于偏袒本地人、难得公正一回呢；当事人送了一面锦旗就如此沾沾自喜，看来这个法院多年以来怕是也就被群众赞扬了这么一回；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车祸案子都审了两年多，法院的审判效率可真低呀！
从字里行间读出来的并非好感的这种种感受，都是正面报道有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可是，记者编辑在采写编发稿件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逐一去考量过正面报道的负效应呢？批评报道记者编辑都会字斟句酌，生怕哪句话有所不慎引火烧身，作起正面报道来，心理上的防线就先松懈了大半，哪里还会去换个角度看看有什么负效应！
我从这篇被我“枪毙”的稿件中还读出了一种心酸：车祸中杨老人丧女之痛已够凄惨，为讨公道老汉苦苦期盼两年多才得到一纸判决，我不知道这两年老汉是怎么熬过来的。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公道，而这公道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却要巴巴儿地奔波9个小时去给法官送锦旗。由此可见我们的老百姓要打赢一场官司有多艰难！我们的法院又是多么高高在上的衙门啊，明明是你对不住老汉，一个不需多少法律常识的人都断得清楚的车祸赔偿，都要拖两年之久，反过来还要让人家老汉来感恩戴德，这是什么事儿啊！
我对我们的记者说：“这个事儿也不是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新闻就藏在这篇表扬稿里，要说还真能做出一篇好新闻来。”
“是吗？这么没意思的事儿还能做出好新闻？”她觉得好奇。
“从杨老汉一件简单官司被拖两年反要送锦旗看老百姓打官司难，你敢不敢从这个角度做篇时评？”我问。
救活“过时新闻”的两个小窍门（1）
2007年7月3日 星期二
今天处理的来稿中有这样两条新闻，新闻是好新闻，可惜都过时了。
一条是地方通讯员的来稿，写云南省云龙县公安局破获一起以泸水县六库镇退伍军人郭洁祥为首的团伙流窜持续杀人案。自1996年以来，这个团伙先后在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采用持枪抢劫和其他方法作案6起、杀死7人。导语里称这个大案是“日前”破获的，我在文章里找啊找啊，一直找到文章最后一段，才弄明白这是今年2月份破获的一起大案。
我问怎么回事，2月份的事现在才写稿子来？与这位通讯员通联的记者转告我这位通讯员的苦衷：“这件事领导一直不让报，现在才同意发稿。”
另一条是记者浦超采写的一篇新闻调查《云南：群体事件频繁发生亟待树立和谐执政理念》，导语一上来就写：“近期以来，云南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我通读完全文，发现一共写了4件事：一件发生于2006年12月初，一件发生于2006年11月22日，一件发生于2007年3月下旬，另一件发生于2007年2月14日。
我把浦超叫到办公室：“稿子在导语里讲近期云南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这多多少少有点批评的意思。而举的4个案例又都是发生在几个月甚至半年以前。你想想如果这样批评的话，人家会服气吗？不惹麻烦才怪呢！有关部门肯定会找上门来说，这些事都早已经平息了，你们干吗还要翻旧账，写这文章的记者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
什么叫新闻？教科书上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最好是今天发生的事实。但在新闻的实际操作中，我们时常看到太多的被冠以“日前”“近日”“近期”“最近”的新闻，如果真是几天前发生的事倒也罢了，把几个月前甚至过了年头的事当成新闻来写的记者还是大有人在的。其实，这些所谓的新闻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我把这些只敢以“日前”“最近”来糊弄读者却不敢写出具体发生时间的新闻称为“伪新闻”。
但是这两条新闻的情形还跟那些“伪新闻”有所不同，虽然新闻的时效过了，但新闻的价值还在。
在办公楼碰到那位与通讯员通联的记者，他问我通讯员的这篇稿子能不能发。我说，案子比较重大，读者也会相当关注，此前又没有公开报道过，但新闻已经过时了。不过还是值得抢救的，要把已经过时的新闻救活，就必须寻找最新的新闻由头。
没有新闻由头记者就不能写新闻。新闻可不能学现在流行的“无厘头”。
“案子2月份就破了，所以破获就不是最新的新闻由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新的由头。”我请他转告通讯员，“比如，犯罪嫌疑人被正式批捕，就可以是一个新的由头；如果也早就批捕了，那么不如索性再等一等，等到开庭审判，也就有了新的由头。实在不想等到开庭再报道，另外寻找别的由头也可以，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归案、受害者的身份全部查明等等，也都可能成为新的由头。或者，现在八一建军节快到了，也可以从关注退伍军人的生活、心理健康和如何加强退伍军人日常教育管理的角度切入，从而引出这样一个退伍老兵团伙犯罪大案。总之，不管怎么操作，都得找到最新的由头才行。” 。 想看书来
救活“过时新闻”的两个小窍门（2）
用最新的新闻由头去激活已经错失时效的“旧闻”，这是救活“过时新闻”的第一个小窍门，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新闻操作方法。
对第二篇稿件，我让浦超再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报道切入方式。我说：“稿件的立意相当不错，通过对几起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比较分析，提出‘和谐执政’的问题，文章发人深省、振聋发聩。但是从云南近期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切入报道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授人以柄不说，客观地讲跟新闻事实也不符。云南近期并没有连续发生群体性事件啊，你们讲的都是过去时的事情。”
“你们能够想到用深度报道、分析报道、综述报道的办法把几件‘过时新闻’重新串起来，让旧闻重新焕发出新闻的恒久价值，这样的创意值得嘉许。”我认为这是救活“过时新闻”的又一个小窍门。
“但是在操作‘过时新闻’的时候，一定不能简单化地贴上‘最近’‘日前’这样的标签，以为就可以向读者交代了，就可以在这个标签之下堂而皇之把旧闻翻出来当新闻写了。没这么简单，至少是对新闻、对读者都不太尽心、尽责任。”我启发浦超，“‘过时新闻’可以串起来开发成为新的新闻，就像每一颗珍珠都是旧的，但串起来后就可以成为佛珠，也可以成为项链这样一些新产品，但是总要找到一根合适的线才能把它们串在一起。”
“‘和谐执政’正是你们找到的这根线，但你们却没有用这根线去‘提’那些旧事，而是希望用‘云南近期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来引出这些旧事，这就显得突兀了，也背离了文章的主线。”我跟浦超商量，“只要你做的是‘过时新闻’，哪怕你采用的是追踪报道或者深度报道的操作手法，都仍得记住‘没有新的由头不能写新闻’这一新闻的铁的定律。你看这样行不行？###总书记刚刚发表了“6·25”讲话，这就可以是你们提出‘和谐执政’问题最新也是最大的由头。你们不要试图用‘近期’这样的表述去模糊读者的视线，不如直接告诉读者：为什么要‘翻旧账’？是因为学习领会“6·25”讲话，深感‘和谐执政’的理念还需牢固树立。你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从对云南省几起突发事件的处置中获得一些启示，这样就顺着‘和谐执政’这一根线，把一年前西双版纳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等4颗‘旧珍珠’很自然地串在一起了。而且，一开始就要交代这4起事件有处理得比较好的，有处理得不妥当的，从中都可以获得借鉴，千万不能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故意隐去有些事件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置这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个记者负责任态度的体现。”
听完我的建议，浦超兴奋地说：“眼前一亮啊，伍总。反思‘和谐执政’本来就是我们写这篇新闻调查的初衷，我们还在那里挖空心思地想如何引出这个话题，如何引出这些已经失去时效的事件。看来，老老实实向读者交代写作初衷不就行了！”
“是啊。”我说，“读者是记者的上帝。特别是做‘过时新闻’，记者为什么要旧事重提，记者是怎么考虑的，记者觉得翻出这些陈年老账还有什么新闻价值和意义，这些一定都是读者心中疑惑的问题。因此，记者就很有必要把你之所以要做这个‘过时新闻’的动机、背景和理由交代清楚。”
这也算操作“过时新闻”报道一个小小的窍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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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凭什么“赫赫有名”？（1）
2007年7月2日 星期一 晴
一个记者，怎样让自己有影响力？
做名记者、名编辑，几乎是每一个新闻人的梦想。然而，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之下，信息如此多元，名记者、名编辑的出现又谈何容易！范长江跑一圈《中国的西北角》、穆青写一个焦裕禄就一举成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记者，能够在圈内有一定的声名，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就已经算是很有成就了。只有电视上天天出镜的新闻主播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脸熟，才被公认为是“名记者”，这样的新闻环境本来就不正常，不说也罢。
而对数以万计没有机会在电视上“露脸”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就努力使自己在有限的范围内“赫赫有名”吧。那么就要问了，一个记者，凭什么才能让自己“赫赫有名”？
今年，4名新参加新闻工作的年轻记者来我们这里实践锻炼一年。抵达的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开座谈会，我讲的中心意思就是：一个新闻人，从一开始就要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规划好自己的新闻之路。
走什么样的新闻之路，抑或选择什么样的报道题材、从业方式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将决定一个记者一生的成就。
有的记者非常敬业，也非常勤奋，三天两头都有稿件面世，报纸上也没少出现他的名字。但是，并没有因为他采写的稿件多，他的影响力或者说他的“名气”随着就大。
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看新闻只会关注新闻事件本身，而不会去关心这篇新闻是谁写的了。除非这篇新闻他觉得跟自己不无关系，或者说他认为的确是篇佳作，才会在浏览之余顺便瞅一眼作者是谁。
因此记者要想“赫赫有名”，没有别的途径，只能用自己的稿件说话。稿件的影响力，直接决定一个记者的影响力。这听起来像“废话”，但实际上，有很多的记者并不明白怎样让自己的写作产生足够的影响力。
如果不觉得我不自量力、好为人师的话，我说说自己的几点小体会：
第一，一定不要放下舆论监督的武器。这是一个记者手中所能拥有的最有力的武器。7年前我刚刚调到云南不久，逮到一个机会，做了一篇揭露某县为推广烤烟“样板田”而强行拔掉农民麦子、与群众发生激烈冲突的长篇报道，稿件产生的“冲击波”始料未及，据说当地共有十余名干部因此受到处分。这篇精心写作的舆论监督稿件被认为是我在云南的一个“精彩亮相”。很多人向我的同事打听：“你们新来的这个记者什么来头呀？”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但要特别提醒的是，很多记者并不缺乏舆论监督的热情，甚至发展到“热衷”甚至“狂热”的地步，但往往又“打”不到点子上，无论什么鸡毛蒜皮，见到就胡乱捅一气，却又不痛不痒。这并不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美誉度。人们只会认为这个记者不知轻重，是个不懂事的“小记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记者，凭什么“赫赫有名”？（2）
如果一面写批评报道，一面又想着借批评别人捞点“好处”，那你的名声基本也就彻底毁了。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揭黑记者”，标榜自己是“伸张正义，为民请命”的记者，最终沦为被人所不齿，大抵都是因为不善掂量，捅得不是地方，值得捅的在捅，根本不值得捅的也在捅。
舆论监督一定得少而精，抓大放小，精心选择监督题材和曝光的时机、频度。“见好就收，伺机出击，时不时来它一下子；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做新闻的智慧。
第二，一定要舍得花比批评报道多出几倍的气力作精正面报道。记者越来越有看不起正面报道的倾向，似乎揭露社会阴暗面才是记者的天职。其实不然，正面报道的精品往往为你赢得“满堂彩”。新中国新闻界的一座丰碑——穆青凭的是写了焦裕禄、王进喜、吴吉昌、潘从正等一个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英雄而“赫赫有名”，直到今天仍令后学者高山仰止。
甚至，以我的孤陋寡闻，似乎还未听说有哪位仅凭“揭黑”就能够真正成为新闻界“大腕”的。
我在西藏时，先是参与了孔繁森的报道，后又主要执笔推出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陈金水的报道。这些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的正面典型报道，使得我当时在西藏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调来云南工作之后，我仍然坚持有意识地每年至少发掘和推出一个能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正面典型：2004年，我写了“交通局长的楷模——赵家富”；2005年，我写了“时代先锋”——缉毒警察吴光林；2006年，我写了“苦难中飞出的阳光鸟”——14岁少年杨英咏；今年，我刚刚完成了缉毒英雄罗金勇和他的真情妻子罗映珍的报道。尤其可以自豪的是，这些人物都是由我首先发掘出来，率先报道，之后引得全国各主要媒体都纷纷跟进报道。除了写人物，每年我都还要尽力发掘一些典型经验报道，如丽江文化体制改革启示录，写了一组五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主要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用。文山州教育体制改革，经我们报道之后成为云南全省学习的榜样；云南省计生新政的系列报道，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文件形式转发全省县以上计生系统，这使我走到哪里，只要碰上计生系统的同志，多数都会被谬赞上几句；今年报道的德宏州“网上信访”经验在全国被广泛推广，这又使得我在德宏声名远播……
虽然说记者应该不图名不图利，但不能不图报道的影响力。以我的经验，绝不是只有批评报道才有影响力，正面报道精品的影响力也能产生“轰动效应”。
而且，既报忧又报喜，有忧报忧，有喜报喜，是一个记者尊重职业精神、坚守客观公正原则的体现。一个地方出了丑闻，“一丑遮百好”，也不是媒体应有的态度。
媒体和记者常被人讽为“吹鼓手”，每个记者无论喜欢不喜欢作正面报道，日常工作也都免不了“以正面报道为主”。要说的是，应景式、应付式的正面报道即使做得再多，也不会给你增添多少“美名”。读者对“吹鼓式”的正面报道实在厌烦，因此，正面报道必须更用心去做，在采写每一篇正面报道的时候都得想：正面的东西要产生反响，比批评报道要难得多了，所以要花比作批评报道多上好几倍的精力才行。
第三，多作关注民生的报道会为你赢得广泛尊重。关注民生，是新闻工作者走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一个记者如果能对民生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人民群众也就会对他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些年来，我把贫困农民、边疆少数民族、低收入群众等困难群体始终装在心里，每年都要精心策划一批民生报道。2004年，我深入云南7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很多地方都是山高路远，不少地方从来就没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