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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财经记者的四点忠告（2）
刘娟对云铜、云铝等几大冶金企业都跑得比较勤，前段时间云铜在内蒙古赤峰市新建基地以及云铜的大红山新矿投产、中铝入主云铜等大动作，刘娟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这些报道还是没能脱开传统经济报道的范式和思路，是作为经济新闻来报道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财经事件”。“云铜也是上市公司，我们却忽略了去关注云铜这一系列大动作将会对其在股市上的表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云铜高层和有关专家都曾预测云铜的股价达到70元轻而易举，这才不到一个月，果真就从不到30元涨到超过了70元。但我们当时却只想到报道云铜的这几件事，没有想到去作趋势预测报道。”她说，“伍总讲的这一点启发了我。”
我们三人正讨论得热火朝天，社长田舒斌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赶紧向他报告：“他们俩觉得财经报道难做，压力很大。我们正在探讨这个问题。”
社长看着他们俩，和蔼地说：“你们的报道我平时也注意到一些，总的印象是很勤奋，报道量并不少，但感到零碎了些。占有这么多的材料，简简单单弄篇小消息就把这些材料丢一边了，可惜了啊。过一段时间还应该把手头积累的这些材料重新梳理梳理，之后加以整合，进行二次利用、N度开发，还愁不能写出较有深度的财经报道吗？”
社长还有别的事，参与了一会儿我们的讨论，又匆匆离开了。
我告诉浦超和刘娟：“舒斌社长刚才谈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做财经报道，人家披露什么你就报道什么，零敲碎打，报完就了事，自然枯燥乏味；但如果能把一些分散的、孤立的信息联系起来，从中探寻出企业发展的脉搏，寻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一种财经现象，写出来的报道就会很有意思。比如，云南的几只资源股，驰宏锌锗成为去年第一牛股，云铜涨疯了，云铝股份、锡业股份、罗平锌电甚至贵研铂业也都表现不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里面就没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吗？”
第二，别忽视了公司、企业里发生的各种事件。财经记者的注意力不能仅仅放在年报、公告和经营数据上，一旦有能够构成“事件”的事情发生，就要抓住不放、做深做透。抓事件就是抓新闻，如前几年的“银广厦事件”、近期的“广发证券借壳事件”。尤其是证监会对一些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往往都能为财经报道提供重量级的“猛料”。还有，上市公司的高层人事变动，如果能挖到些内幕，也能构成事件性新闻。此外，遇到公司、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财经记者也可以大显身手。“比如，前两天甘肃瓜州一铅冶炼厂富氧顶吹炉发生喷渣冲顶火灾事故，今天有报道说这个富氧顶吹炉是由云南昆明冶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在事故中死亡的3名技术员也都是云南人。作为云南的财经记者，就可以对此事件进行追踪报道。”我对刘娟说，“刚才我让你关注这一事件，就是希望能够拓宽财经报道的视野。”
“第三，财经报道千万不要浮在面上，深入公司、企业才能写出有分量的财经报道。”我正说到此处，电脑屏幕上显示有一条题为“云南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禁毒宣传”的稿件传进了稿库，我指着这条稿件对浦超和刘娟说：“像这类‘大笼统’式的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闻价值。你们不妨回过头去检视一下，你们的财经报道中这一类的稿子也不少，什么‘云南上半年金融平稳运行’啦，什么‘云南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高于去年同期’等等，看看题目就觉得厌烦不是？像这样浮在面上，是作不好财经报道的。”
“不下点苦工夫是不行的。”我跟浦超和刘娟建议，“过于追求报道面的宽和广，未必就能把财经新闻做好。与其面面俱到，对每个公司、企业的报道又都是蜻蜓点水，不如静下心来，选择几个重点的上市公司和大型企业去蹲上一段时间，扎扎实实作些调研。时政记者、农村记者们经常采用蹲点调研的方法，而财经记者们却很少到上市公司、厂矿企业里去蹲点，可能认为不值得，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到企业里去老老实实蹲上一段时间，与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就不信从企业里挖不出有价值的新闻。而且，蹲上一段时间以后，对企业的产品性能、生产流程和内部运行机制都摸透了，企业上上下下的人也都混熟了，交上朋友了，哪些环节、哪些部门、哪些人最有‘料’心中有数，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发展些内线，以后企业有什么事你就能比别人获得更多的内幕新闻，何乐而不为呢！”
一席话讲完，浦超和刘娟都受到很大触动。刘娟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我的谈话要点，浦超则被我鼓动得兴奋起来：“明天我就跟云铝股份联系，去他们那里蹲上十天半月；前两天昆明机床还主动来请我去采访呢，我也去蹲他一段时间。云南几家主要的上市公司，我就按伍总您说的，一家一家地去蹲点，再弄不来好稿子，我就不干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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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1）
2007年8月24日 星期五
云南省个旧市副市长童某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栽在网络上。他与情妇的“丑闻”竟被人图文并茂地贴到了互联网，一时间网上舆论大哗。
“副市长殴打情妇”成为今年七八月份网上爆炒的焦点事件之一，相信许多网民对此都还记忆犹新。
这件事在网上炒作得火热的时候，有记者就想跟进报道，被我阻止了。这是我们的报道原则：不猎奇、不媚俗、不炒作，像这类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在还没有对“人”做出定论的时候，我们不介入。虽然为此会承担一些“媒体失语”“漏报热点新闻”的压力，但我相信这是对报道对象负责任，也是对读者负责任。
直到个旧市人大常委会依法正式罢免了童某副市长职务，我对记者说：“现在，该我们出手了。”
我时常要求我们的记者：对于已经被广泛瞩目、已经成为舆论热点的事件，我们不能做到“首发”或者“独家”，那么就要在“权威”和“深度”上去下工夫，把报道做成“收官之作”；从引导舆论方面去努力，做到“一文既出，众说皆息”。
我告诉承担这一报道的记者，不要纠缠于副市长与情妇间那些低俗、猎奇的恩怨情仇，要站到更高的高度上去俯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把重点放在对这次网络事件的回顾与思考上，而不要放在副市长与情妇的是非纠葛上。要着眼于社会和谐，引导人们理性对待和参与网上举报。
记者先后四易其稿。第一稿的角度完全放在了“对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也要加强监督，包括网络监督”上，我认为这个话题说的还是个老问题，并不新鲜；第二稿触及对曝光炒作式的网上举报这一新问题的审视，但新闻点过于分散，重点不突出；第三稿集中笔墨写了网上举报，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还不够深入；第四稿我觉得基本可以达到作为对此事件的“收官之作”的要求了，就传回北京先征求编辑部的意见。
国内新闻编辑部的孙勇主任打电话给我，说：“稿子写得还是很有深度的，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发出去后读者会不会骂我们呢？”
他指的主要是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想正确引导舆论的重点，从小标题就可以一眼看出我们的用意：《曝光炒作他人隐私涉嫌侵权，如此举报不宜提倡》。
孙主任这句话一下点醒了我。是啊，尽管我们的意图是想引导读者理性对待网络举报，但这位副市长毕竟是因为被网络曝光后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而最终受到查处的，不少网友为此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认为这是“网络民意”的一次胜利，而我们的稿件完全站在纪检监察部门的立场，如此直截了当地去反对网络曝光的举报方式，跟网友们的“反腐热情”形成尖锐的对立，那真的是要“讨骂”的。
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2）
我又把记者找来，让他再次修改稿件。我说：“我们引导舆论的意图是好的，但作为记者，还得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引导。如果记者的倾向性过于明显，就会引起部分读者的反感，不仅引火烧身惹来读者骂，事实上想引导舆论的目的也难以奏效。”
记者拿来第五稿，我扫了一眼，改动并不大，只是把原来记者的一些主观叙述都换成了律师、检察院、纪委人士的观点，在文章结尾处加了一句“也有一些人对网络公开曝光官员隐私表示赞同”。连小标题都没有改，一起笔也仍然是一段“定性”式的话：“关于曝光炒作式的网上举报，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律专家和纪检监察部门人士，他们认为这种举报方式容易侵犯隐私权、名誉权等，并可能干扰纪检监察或司法部门的调查，因此不值得提倡。”
正确引导舆论是新闻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不能不提高舆论引导的水平，讲求舆论引导的艺术。我在心里想着：为什么很多新闻报道会招读者骂？他们引导舆论的出发点无疑都是好的，但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完全站到了自以为正确一方的立场上，使用的也是类似不容置疑的结论性语言，摆明了不管读者认同与否都得接受。很多记者以为只有像这样“旗帜鲜明”才算引导舆论，殊不知读者对你强加的观点是不会轻易买账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某一方观点、某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要想达到引导舆论的理想效果，记者只能是“客观公正”，至少“看上去要客观公正”。
记者问我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我想：首先，标题和导语都要尽量避免使用肯定句式和结论性语言；第二，也要给不同意见以表达的空间，各种观点都应该展现出来，所谓兼听则明，让读者自己去思考、去判断；第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在文章中的篇幅要大体相当，过于厚此薄彼，实际效果有时候还不如不说。对不提倡网络曝光的意见厚到近千字，而对赞成网络曝光的意见薄到只有一句话，持赞成意见的读者看了不是反而更气愤吗？什么叫引导舆论？引导的不是本来就认同你意见的那一部分读者，而是要让原本不赞成你意见的那一部分读者接受你的说法。如果这部分读者觉得你厚此薄彼，连你辛辛苦苦讲的一大堆正确意见也懒得去理会了，你想引导舆论不是白费力气吗？
“看来，还得辛苦一趟去作些补充采访。不能对赞成网络曝光的意见只是一笔带过，为什么有人赞成这样做，赞成的理由是什么，也要给人家讲充分。这样，记者的立场才算是客观公正。”我说。
“正、反意见都摆出来，既不厚此也不薄彼，那还不简单！可我们要是没个是非，又怎么来引导舆论，引导读者理性对待网上举报和网络曝光呢？还是不太明白。”记者提出他的疑问。
这就要靠记者引导舆论的艺术了。记者还得研究一些“读者心理学”，掌握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就有助于提升记者引导舆论的水平。比如，读者普遍有“权威认同”的心理，对某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观点和意见，但多数人更容易接受权威机关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再比如，从行文的习惯来说，读者通常会产生接受你放在后面的意见的心理，阅读时会产生后面讲的意见是针对前述意见所作评判的心理暗示。只要能娴熟运用这样一些“小技巧”，记者无需跳出来分个谁是谁非，也能很自然、很巧妙地引导舆论。
听我这样一说，记者心领神会，高高兴兴去作了补充采访。交上来的第六稿，小标题由原来的《如此举报不宜提倡》改成了《网上举报：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这样的“模糊句式”，导语也改成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表述：“‘副市长殴打情妇遭举报，被罢免职务’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引发各方激烈争论，叫好者有之，反对者亦不乏。”
接下来，记者首先引用了几名网友的言论，又采访了几名群众，分别讲他们为什么“拍手称快”并赞成网络曝光的理由：网上曝光可以对有关部门形成舆论压力，促进问题早日解决；传统举报途径不畅，很多举报如泥牛入海；网上举报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力量，能为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公务员违法违纪线索，等等。
在写完网友和市民群众支持网络曝光的声音后，记者话锋一转，亮出律师、学者和纪检监察机关对此的观点和态度：侦查权是公权，个人无权进行侦查行为；网上曝光不应该是法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欢迎群众据实向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包括通过专门的举报网站，但对网上公开曝光官员个人隐私不提倡，因为官员也是公民，隐私权也要受到尊重。
文章的最后一段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表达出我们希望引导的舆论方向，但采用的依然是客观、公正的表现手法，委婉而不生硬：“利弊之争没有定论。但‘副市长网络落马’事件所带来的，应是让更多人反思和警醒，而不是示范效应。”
很好！我向记者伸了一个大拇指：“通篇没有一句话讲对网络曝光要理性认识，但声色不露间达到了引领读者去思考和反省这一问题的目的。记者就应该像这样讲求舆论引导的艺术，去巧加引导而不是强加于读者！”
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
2007年8月23日 星期四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瓦房小学教师毛利辉无疑是今年以来最有名的“网络红人”之一。年初，他将他的学生们衣衫褴褛的“走光”照片贴在了网上，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心狂潮”。
我们的记者非常敬业，不仅深入大关县寻访到毛利辉，与毛利辉促膝交谈，听他诉说心底里最真实的话，还同毛利辉一起翻山越岭，亲身体验乡村教师的艰难生活。
记者传了稿件回来。值班副总编觉得有一些细节拿不准，把稿件送到我这里。
这是一篇有冲击力的深度报道，看得出来记者下了工夫。他选取的报道视角也十分独特，没有停留于对这次爱心事件的简单追踪，而是探讨了“爱心狂潮”背后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诸如：全国各地已有7000多件包裹寄到了瓦房小学，一直到现在还有捐赠在源源不断涌来。捐赠品主要是一些衣物，足够孩子们每人分上好几百件；而瓦房小学的孩子们用不完，又没有一种机制能让这些捐赠惠及更多的山区穷孩子。还有，毛利辉和他的学生们在网上成名以后，不断有机构来邀请他们出席各种筹资、义演等活动，使他们深陷于“商业”的困扰之中，等等。
值班副总编拿不准的是文中的几个细节。记者为了表现这次“爱心狂潮”也给当地带来一些苦恼，用了这样一些事例：乡里邮局的邮递员为了处理蜂拥而至的“爱心包裹”，工作量剧增又领不到加班费，不堪重负辞职不干了；不少爱心捐赠因地址不详被直接寄到了县教育局，局里不得不花一些人力物力财力转运这些包裹，为此怨声载道；很多衣物因为是旧的，卫生局还得花钱出人来集中消毒；县里为处理这些捐赠品已经花了好几万元，成了这个贫困县“沉重的额外负担”；毛利辉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每个月的话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等等。
值班副总编担心这些细节给整个报道带来负面效应，下不了决心签发这篇稿件，要我来定夺。
我认为他这个关把得是对的。尽管记者写的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其不是事实，但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事实，还肩负着传播正确价值观的义务。记者通过对新闻事实的取舍，体现他的价值判断，并向受众无声地传播着这种价值观。
如果把这些新闻事实都不加取舍地写进稿件，那些为山里孩子们奉献爱心的人们就会特别寒心：既然爱心捐赠都被当成了“沉重的额外负担”，那还要奉献什么爱心呀，真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这样一来，稿件传播的就是“奉献爱心没有价值，不值得提倡”的价值观。
实际上，记者真正想表达的价值观并非“爱心不值得提倡”，而是“让爱心惠及更多的山区孩子”，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稿件选取的这几处新闻事实，却无助于记者对这种积极价值观的表达。
值班副总编主张将上述内容全部删除。我想了想，新闻事实毕竟是新闻事实，作为记者当然应该尊重事实。但尊重事实没有错，对事实的表达也应该讲求艺术。我说：“这样吧，稿件留给我，我来打磨一下。”
我动手修改这篇稿件。我采取的表述方法是：完全客观地描述事实，而摒弃所有主观色彩的语言，记者也不对客观事实作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比如，只讲很多包裹寄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转运，这是客观描述事实；而引用县教育局一些职工的抱怨，就掺进了主观的价值判断，是需要摒弃的。
我想，在客观的新闻事实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时候，新闻记者只要能做到尊重事实、客观描述事实，至少不去传播消极的价值观，也就算尽到了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吧。
我们的报道为什么总像是在“强词夺理”？——浅谈中国记者和西方记者的差距（1）
2007年8月10日 星期五
涉藏外宣研讨会在西藏林芝召开。
做记者这么多年，每年也都要参加一些业务研讨方面的会议，能够从会议中、从领导和同事的交流中领悟到一点东西，哪怕只是一个观点、一句话能够引发自己的思考，也是很大的收获。
主持人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方老外们对西藏极为关注，但我们想说的，却并不是西方受众最迫切想了解的，这种“自说自话”的对外报道方式使得我们的对外传播效果不理想，我们宣传的东西很难为西方受众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必须改进对外报道的方式方法。
主持人的话引起我的思考：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水平怎么样，直接关系国际舆论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国际社会接受西方记者的涉藏报道比接受我们的报道要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西方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