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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数学系、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都在旧式建筑中上课，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楼是一幢有点像兵营一样的庄重建筑物，这类大楼带有五十年代的风格。我们特别羡慕在钟楼上课的外语系同学，偶尔走进大楼，听见楼梯的响声，看着脱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幢大楼变成了办公室，成为学校行政部门的中心，我也在钟楼的一楼办了两年公，每天从地板上走过。我由此触摸到这所学校的根部，开始找到解释大学时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后来，我到另外一幢比邻的楼办公，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于是，历史和现实又清晰了许多。现在我很少进入这幢钟楼，我暂时尘封了自己与这幢钟楼相关的记忆。我偶尔进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复“东吴大学”校名的努力，在“*”结束后从未放弃。在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了，但不是“东吴大学”，用了“东吴大学”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这所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师范学院，准备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挂牌的那天，我们都挤在校门口，看剪彩，听鞭炮声响。当时觉得眼花缭乱，回到宿舍就给外地的同学写信，说我们学校改名了。旧桃换了新符。
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大师教诲。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大学里还有可以称为大师的人。我所在的大学，逐渐被称为大师的总算有钱仲联先生，他已不上本科生的课，只是在开学时见过，后来也偶尔在他的研究室门口看到他的身影。大师总是少数，可见大师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刻意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评估出来的。现在，先是制定各种指标，符合了什么指标就进入什么层次。所以，我近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称号，想方设法凑指标，我就知道产生大师的时代或许真的不再了。
虽然如此，我们这个系仍有许多道德、文章都好的老师，他们让我终身受益。这所学校原先以培养师资为主，学术研究的风气尚未形成。这也是和其他重点大学不同的地方。所幸，中文系在学校中率先开始学术转型。我们毕业之前，系里的学术氛围已经浓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博士点，在学校的地位重要起来。一批术业有专攻的老师是系科的中坚力量，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在我们的课堂内外弥漫。有些老师讲中国古代文学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有些老师既能讲古代，也能讲现代文学。有几位硕士刚毕业的老师，学术上后来居上，受到学生欢迎。八十年代初期，不必说博士，硕士都很少了。我们一听说哪位老师是硕士研究生，没有听课前就开始肃然起敬了。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只有几位，许多老师艰难地评上副教授以后就退休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学术造诣深厚，可那时晋升的机会太少，更不必说当博士生导师。等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不再统一评审博士生导师，把权限下放到大学时，这些完全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已经退休了。
我坐在大巴上进了这个校门，不到一年，学校易名了。
我个人喜欢那些从不自鸣得意而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给我们上课的多数老师从不在课堂上说自己如何，说自己时会很有分寸。八十年代大胆自夸的人少，也没有做学术包装的风气。有位老师，我读大学时已经患病在家休息多年，他有一句话，在我们系老师和同学中流传很广：我是个讲师，一堂课能有五分钟精彩就了不起啦。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我常常想不明白，现在有不少人为何那样自信自负，甚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有的只是惶恐和敬畏之心。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就膨胀一辈子，会让旁观者同情。一个人放大自己，就会缩小世界。令我钦佩的那些学者从不把自己经典化。后来逐渐形成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诱惑，扭曲了我们的许多同行。究竟怎样做学者、做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是个问题。前几年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他在后记中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应当从一个人的学术文章中看到这个人的传记。我阅读时眼睛都湿润了，觉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太惭愧了。
天下公器（4）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我的那些老师们也正在由过去的革命转向学术。转型成功后来大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这座文质彬彬的城市在“*”时期“武斗”剧烈，国内闻名，派系斗争也波及到学校。中文系又是学校最折腾的系科，那时派系斗争的阴影直到我们读大学时还未消失。我后来在学校某个部门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事和文献，才知道当年灾难的深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能够完全摆脱往昔的思维和做法并非易事。不仅我在的这所大学这样，高校里其实有不少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那个年代落下来的病根。我在二六年为南方周末写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感想就因我身边的人和事而生发，虽然不是针对这些。我在的这所学校有几年从上到下曾经盛行匿名信，有人写了匿名信后又设计栽赃别人，种种丑陋的言行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比起八十年代，无论是我做学生还是做老师的前五年后五年，九十年代的大学没有那么单纯了。可是，我们这个有明显局限的大学体制却不能限制这些，有些人照样官运亨通，照样获得种种荣誉。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难以释怀。现在常说当下是“后革命时代”，这大致不错。但在这“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思维也在局部残存，有不少人仍在非正常的“革命”之中。而能够把学术与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合一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几乎是高于行政的。那时，做行政的人更多的是想转到专业教师的岗位。系课的领导，即使是党务工作者，多数也是兼职的，专职的很少。我们看见系和学校的领导，总是称呼某老师，而不叫官衔。这些现在已经退下来的校领导，有机会见面，我还是称他们某老师。差不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才逐渐以职务相称，习惯改变了。当时的学校，行政办公的只有几幢小楼，我到校办去，发现除了书记和校长是各自一间办公室，其他校领导都是几个人同一间办公室。
在我进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有天接到系办公室的通知，说系总支书记约我下午下课后到他办公室谈话，了解班级情况。我很紧张，赶忙去找自己的班主任，请教如何谈话。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我问班主任：我是叫领导书记还是老师？班主任想了想说，还是叫老师吧。我在约定的时间进了书记的办公室，我称他老师，他叫我同学。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如果称呼领导是老师，在别人看来大概是不正常的了。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众所周知，行政化的危害也众所周知。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云：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确实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校级领导之间的级别差异也颇有趣，同样是校长或者书记，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级别的确定，大概是按照大学的层次来决定的。同样是副校级领导，有的是副厅级，有的则在某个时候，比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加了括号说明是“正厅级”，这类领导一般都是“资深”者。如果按照行政管理的方法，这样那样的定级或许符合逻辑，但即使是那些定为副部级的学校领导可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大学是行政单位。以级别的高低确定岗位与单位的重要，这一“中国特色”在大学很鲜明了。
天下公器（5）
大学以学术为本位，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就学术论学术，在中国的大学许多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觉得行政级别是最重要的，为何又有那么多已经是副厅级、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利益驱动，应该算是一个复杂的“中国问题”。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长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系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
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那时的北大，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14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少说大学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经典的话，现在常常挂在嘴边，但究竟什么是大学，我也越来越糊涂了。
天下公器（6）
学报的办公室在校学生会的楼上，但我从未更上层楼。我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如同我在楼下仰望楼上一般。一次在路上，听到毕业了的学长说某期学报要发什么文章，我实在钦佩不已。毕业以后，在老文科楼上班，学报又在我办公室的楼上，那时偶尔学写点论文，心虚地跑到楼上转悠，好像没有进过门。靠近九十年代时，终于有天投了篇稿子去。编辑看后约我修改，我诚惶诚恐地把修改意见记下了，再回去按照编辑的意见改。但编辑对改过的稿子并不满意，又把我找去，而且替我写了他认为应该怎样写的详细提纲。我心情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提纲，我无论如何不会写，但编辑如此打磨后学的精神又令我感动不已。我愣了半天，说我再想想。这篇稿子后来另谋出路了。——多少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温暖，文字是冰冷的，但文字背后的故事是流淌着的血脉。
等到不用笔墨而流行电脑写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和学报比邻，后来学报的办公室又成为我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我一呆就是好几年，我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或在这里完成或在这里打印。这些年学校变化天翻地覆，体会到鲁迅说的要在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意思，我想读书和写作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最好的途径。我常常觉得这间办公室弥漫着学养之气，足以涵养我的文字。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错觉。换一个空间，倘若你心里还有学术，你总会接通你珍惜的那些精神、学养之类的东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我都挨在学报办公室边上，始终被一个学术空间包容着，提醒着。一九九年代中后期和学报比邻时，我一有空暇便要去那里聊天，翻阅资料。我和学报诸君子熟悉起来，他们之于我，亦师亦友。学报的先生女士们既为人作嫁衣，又术业有专攻，差不多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负责学报的师兄未到任前，我们也在同一层楼上办公。这实在有趣，我生活的空间总是与学报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有一天，我成了学报的编委。我以编委的身份参加过两次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发表过关于学报与大学、学术的“宏论”，看到主事者点头，我挺兴奋的。这年头，办学报委实不容易。我总觉得，一个大学的学报对大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名片”这个概念，其实学报便是大学的学术名片。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懂得的人肯定也知道要如此这般是何等艰难。
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通常把学报的意义边缘化，期刊的等级制已经挤压了众多有生气的学报；另外的压力则来自于职称评审，学报发论文所面临的压力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现在的学术官僚甚多，自己的稿子、别人的稿子都得想办法发表。有时看到什么领导的大块文章在学报的重要版面发表，我通常会不敬地把这一学期学报放到角落里去。我非常理解学报“内外交困”的处境，总是尽量不以“编委”的名义去增加什么负担。此事得罪不少朋友和学生，他们看到我是“编委”，但不知道我没有发稿权，便怀着极大的期待托我推荐稿件，通常我都是婉言回绝的，实在推不掉，也和编辑打好招呼：是否发表需视论文质量定。我觉得，如果自己想做称为学者的人，还得去维护学报的尊严。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体会到了今天办好学报的困难，因此也为学报能够在坚持学术理想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感到欣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下公器（7）
在课堂之外，我们见到的大师是钱仲联先生。在一九八一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我校以钱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申报了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审时，认为钱先生应当招收博士生，于是我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的首批博士点之一。当时江苏的博士生导师只有钱先生与唐圭璋、程千帆、任中敏四位先生。钱先生早已不给本科生上课，正主持明清诗文研究室的《清诗纪事》编撰工作，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室有一间工作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偶尔我们会站在门口看钱先生在不在里面。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出版后，轰动一时。我们系在文科楼三楼，那天橱窗里贴出钱钟书先生写给钱仲联先生信件的复印件时，三楼的人络绎不绝，挤在橱窗前争相阅读。第一次正面看钱先生，是他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季镇淮先生到三楼大教室讲课。钱先生拄着拐杖，坐在前面，没有讲话。季先生的开场白说了尊敬钱先生的话，我坐在下面听了，不免兴奋，前面所说的那种卑微感少了许多。
钱仲联先生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在笺注、选学、论说和创作诸方面都很突出。钱仲联的笺注之学精深博大、严谨完备，被学界视为典范。他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校注》、《海日楼诗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注》、《吴梅村诗补笺》等著作，在系资料室可以见到。由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在编写过程中，涉及清代诗人一万五千余家，最后采录入书的还有六千余家。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历时八年而告竣。钱钟书先生曾先后两次来信，大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