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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甚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将其他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人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BBC自2005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BBC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BBC节目来学英语。但是BBC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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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犹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发于“牛博网”2008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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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翔
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中国有我，亚洲有我。”
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
原题为“谁是刘翔”，刊于《am730》2008年08月22日
民间
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6500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32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450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处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年台湾“921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的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只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NGO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有健全的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同样的情况难道不也正发生在眼前的雪灾之中吗？一提到捐助，大家马上想到的对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间善款和国家补助没有经过无良地方部门“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就算前线公务人员没有冷淡地对待人民的热情，这也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难道连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灾，也还要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的一切法门吗？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2007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窟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2月09日
民间（二）（1）
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