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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不良反应，花、送花以及送花人就基本上是三件没有关联的事情。还是亦舒说的“花不语，花无罪，送花的人猥琐也不表示花有错”。正如女人有事都爱找男人倾诉，但绝不代表她需要这个男人为她提供任何解决方案。
当然，即便是一个猥琐的送花人，若能长年累月坚持送花不懈，特别是在情人节这种特殊的日子里送上最美最炫的鲜花，令收花人抵受不住，终于肯替送花人想想“收心养性，发奋做人，持家育儿”的事，也是有的，只是能这样做的男人不多，最起码不会多过把花越送越大束的男人，正如齐泽克告诉我们，女人向男人要的是频率是次数，而男人却大都把这种需求错误地理解成了强度。然而一味靠送花靠死缠烂打得手，终究胜之不武，收花人一旦举手投降，其实已经到了看花不是花甚至为“花钱”而感觉心疼的地步了。感动不是动情，尽失“拈花微笑，是亦缘也”之真意。以花为媒的理想境界，其实不是送花，而是浇花，而且也只是小说里才有，例如宝黛之恋，缘分上就是因为林妹妹在从天上掉到贾府里之前乃是天上的奇花异草，贾宝玉作为赤霞宫神瑛侍者专事浇花，而且特爱挑林妹妹这一株来浇，直浇得后者发愿下辈子要用尽自己的眼泪来还他的恩情。缘分修到这个份上，才能以花自况，才能写出“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样的绝世好词，似这般灵根异卉，才能令尘世间庸俗到只会送花收花的广大浮花浪蕊羞愧到心里只剩下三个字：输给侬。
一头情圣
《 红楼梦 》里的花花公子薛蟠口占著名歪诗一首，其中相对不太著名的两句是“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里钻出个大马猴”。作为一只大猩猩，《 金刚 》里的那个金刚，堪称一只超大码的大马猴，虽然不是从绣房里钻出来的，却愁死了抹着眼泪走出电影院的女观众。
女儿愁——据说，看过《 金刚 》以后，至少有九成以上女观众对自己身边的那个男人至少有一周的时间看不顺眼，因为与金刚相比，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浪漫可言，简直令人发指禽兽不如。在浪漫的意义上，女人眼中的金刚绝对不是一头禽兽，而是一头情圣。什么是这头情圣最受用的浪漫表现？99％以上的女观众都会异口同声地指出：带女朋友看日落。令女人愁上加愁的是，天底下几乎无一个女人不爱参与此项活动，与此同时，女人要，男人给，但永远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和送花一样。
《 枕草子 》第二二四节“一直过去的东西”：“毫不留情地过去的东西是：使帆的船，一个人的年岁，春，夏，秋，冬。”一直过去的东西也包括日落。孤帆远影、一年四季以及日落的浪漫，在于它们共有一种悲剧色彩，就是失去。对于不断消逝的东西，包括年龄，包括容颜，女人天生敏感，更容易伤感。落日和鲜花一样，都是自恋的媒体，看落日相当于照镜子，既美丽，又伤感。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和男人一起看落日，大有“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意思，相当于男人的买醉。
夕阳醉了，落霞醉了，醉的不太可能是朝阳。男人不明白这些道理，也就罢了。女儿愁，愁就愁在有些男人坚信落下和升起的乃是同一轮红日，因而偏爱带女人去看日出。虽然太阳还是同一个，但是在女人看来日出和日落完全就是两码子事，此外，哪个女人愿意为了看日出而起得比鸡还早呢？最忌讳的是，日出东方，天色渐亮，女人脸上某些自己不满意的细节亦会随之而逐渐清晰起来。再说，看过日落，华灯初上，趁着好心情，该吃晚饭的吃晚饭，该看电影的看电影，反观日出之后，上班的上班，买菜的买菜，真是想死的心都有，遑论什么浪漫了。
更令女人绝望的是，即便是前世积德摊上了一个天天都坚持带她去看日落的男人，论浪漫，也要输给金刚。因为即使身陷四面楚歌之绝境，金刚犹能和女朋友在帝国大厦顶上看日落。这就是杀死女人的浪漫至极，浪漫至极的另一种表述是：在被男人的理智一致判定为最错误的时间和最离谱的地点办了一件被女人认定为最正点的事。
与其说男人不懂浪漫，不如说他们在男女关系中天生地缺乏仪式感。看日落也只是表象，对于女人来说，浪漫的本质，就是要求男人具有像金刚那样的强烈而且是自觉的仪式感。而所谓“仪式感”，除了日落时分准时带女人去看落日之外，其他重要事项还包括牢记女人的生日、结婚纪念日、相识以及初吻纪念日，情人节那天一定要送花，每个月要定期交付家用，等等。
不管怎么说，在母金刚还没有被好莱坞创造出来之前，男人要夺回女人，唯有学习金刚好榜样，苦练浪漫内功一途。“金刚”是King Kong的汉语音译，其实在古代汉语里，“金刚”本来就是个外来语，佛教用语里的“金刚”原指一种最坚硬的兵器，可比喻牢固、锐利，摧毁一切。浪漫也是这样一种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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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吃豆腐的变成豆腐（1）
性骚扰——比较完整的表达，应该是“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作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草案中包括“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等三个条款，使部分人大代表自2002年以来针对“性骚扰”的立法努力终于有了下文。
然而，由于此法显然系借《 妇女权益保障法 》之“壳”而上市，只在《 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框架内有效，也就是说，日后即便获得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在“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同时，如有“任何人对男性进行性骚扰”，依然是无法可依——不普适、不公正，社会舆论对此颇为愤愤不平。
诚然，法理上，对“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更为完整、公平的表述，应该是“任何人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性骚扰”（而且任何人也不得对任何动物进行性骚扰）。正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指既非男性的私有财产，亦不独妇女的私房钱，乃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千言万语，说穿了也只有一句话：谁来保护男人不受性骚扰？
首先，社会舆论之所以会因法律保护的“远之”则怨，所据当然不只是生理学的常识。抱怨，表明男权社会终于承认了“男人也处于性骚扰的阴影之下”这一事实，剥夺剥夺者，即男性已从传统上的骚扰者变成被骚扰者，从吃豆腐的变成被吃豆腐者或甚至豆腐本身。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男权社会里，勇于承认男性也有可能成为性活动中的弱者，男人在正常地感受到不仅有性骚动和性困扰的同时也有受性骚扰之虞，具有无比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限深远的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史上绝大多数的极端男权社会，无不以逼婚、抢亲、休妻、纳妾、嫖娼甚至强奸为男性合情合理之性行为准则，根本就不承认有所谓“性骚扰”的存在，再说也根本没这个必要。即便有之，这种事也只有懦夫或弱女子才干得出来，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以是观之，男权社会敢于承任“性骚扰”的存在并且同意这一罪名成立，事实上本身就是在争取法律保护男性和女性一样不受性骚扰危害（即承认男性也会受到性骚扰）之前，向全体女性作出的一次逻辑性极其严密的妥协。
施比受有福
不管性骚扰立法是否忽视了男性的权益，我认为此事的进入立法程序与男权社会终于承认男性也会受到性骚扰这一事实一样，都是社会和文明的一大进步。
当然，即使男权社会向这个战况日趋惨烈的“性别拳击场”内扔出了白毛巾，也不代表他们可以借此而享受到和妇女同等的法律保护。性骚扰立法为什么不以两性普遍适用的《 民法 》、《 劳动法 》、《 刑法 》或者《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为法律母壳，偏偏投了单性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这个胎呢？相信立法者自有他们的道理，以下的猜测，纯属鄙人一己之见。
第一，从生物学立场出发，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机会受到来自异性或同性之性骚扰的生物基础。换言之，性骚扰面前人人平等。现实生活中，虽然男性受性骚扰的机会比女性少得多，但就立法而言，要害乃在于不患贫而患不公；不过，这种不公其实只是貌似不公。性骚扰的定义，指的是强者对弱者的骚扰，反之则很难成立（弱者对强者的骚扰，若非正常的示爱，便是“性贿赂”了）。而在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人类性活动中，女性总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属于相对的弱势，男性总是主动、施与的一方——不管真相如何，施比受有福，这是男权社会一项牢不可破的长期共识。
让吃豆腐的变成豆腐（2）
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也早就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以上“男强女弱”的共识，只是男权社会强加的定义，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理想范式”而已。生理学上的施与受，本无强弱主次之分。曾普遍存在于高等动物之中的母系社会不提也罢，低等动物中的蚁王、蜂王，非雌性莫属。20世纪初，人类学家布伦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发现，原始部落中的土著女性不仅像男子一样性欲强烈，甚至还会埋伏于草丛之中，专事向路过的单身男子发起主动的“性剪径”。
生物学及人类学上的事实或许如此，但是“性欲强烈的土著女性”并不能为“法律必须保护男性免受性骚扰”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一切都只发生在未有男权文化压抑和束缚的原始部落，在这样的原始部落里，人的生物潜能的发挥也都更接近于自然状态。
权比性大
女人可能是后天形成的，男人也不都是先天的，男女双方，其实都是社会“理想范式”及刻板印象（ Stereotype ）的受害者和受益人。
无论如何，生活在这种理想范式里，男人主动进攻，女人防守反击，依然是最老套但最有效的两性战略。野蛮女友或有之，主流却依然是人鱼小姐。现而今，中国男人的身体虽然普遍都不如过去那么孔武有力，阴盛阳衰，谁吃谁的豆腐还说不定，不过在被动的情况下，性骚扰毕竟难以成立，成立的只有闷骚。因此，在我们未能集体回归到原始状态、尤其是女人未能复原为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生猛的土著女性之前，性骚扰立法、至少是中国特色的性骚扰立法，根据我们有限的法律资源及执法成本，没有理由对男性也予以保护。
性骚扰立法不保护男性的第二个理由，系因所谓“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某一个权力结构之中，指的乃是上权者对下权者的性剥削。两次世界大战，诚然是小国把大国拉下了水，属于下权者对上权者的骚扰，然而战争纯系男性行为，就算是性骚扰，也是男性之间的事，无关本文之宏旨。
既然是男权社会，男为上权者，女为下权者，不独性交体位如此，性学、政治学和人体工程学，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三位一体。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一切侵犯性性行为的发生，不仅在于生理性别上的强弱，而且取决于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
美国是性骚扰立法最严的国家，好莱坞在这个方面出产的大片，比较出名的却只有一部《 叛逆性骚扰 》（ Disclosure ）。女上司黛米·摩尔以“谈工作”为借口，对男下属迈克·道格拉斯百般挑逗。在情欲与理智的激烈斗争中，道格拉斯选择了拒绝，却被女上司反咬一口，控其对她进行性骚扰。道格拉斯遂求助于女律师凯瑟琳，大状郑重告之曰：法律上，性骚扰的关键在于权力而不是性。
性骚扰的关键在于权力而不是性——多亏了这个专业意见，写情书、唱情歌、抛媚眼这种我们一玩就是几千年的有益身心健康的心跳游戏，今天才不至于一概被当做不法行为而要搞到对簿公堂。
男女搭配，干活很累
法比权大，权比性大。是故各国性骚扰立法，大多以《 劳动法 》为法律母壳，《 瑞典平等法 》除了在薪水和招聘员工方面有男女平等对待的条款，还对性骚扰问题作了许多规定。在美国，1964年的《 民权法 》第七章也明确保护公民不受职场中性骚扰的侵犯。
让吃豆腐的变成豆腐（3）
除了家庭之外，权力主要结构于工作环境。以今日之中国女权状况，卧室既已大部沦陷，男性的权力便向办公室旁落。男女虽说同工同酬，但是在绝大多数“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工作环境中，女上司毕竟还是一种稀有动物。与此同时，大部分已经成为他人上司的女性，从性格到性征，多少都具有某种趋向于男性化的变异——我不是说即便有女上司性骚扰男下属，亦可以男人之间的同性骚扰视之，女上司性骚扰女下属，也不妨以男上权者对女下权者的性骚扰视之——事实上，如果有得选择，相信大部分女职员会更愿意在异性上司的手下工作。因此，性骚扰立法保女不护男，实属合情合理之至。
如果“性骚扰的关键在于权力而不是性”，那么，在任何一种权力关系中，哪一种行为才能构成性骚扰？由于尚处于立法阶段，“中国特色的性骚扰”行为定义目前尚不清楚，若按国际惯例，以下十种行为通常可以被认定为性骚扰：一、对别人的相貌品头论足；二、语言下流；三、讲黄色笑话和发黄色短信；四、向别人讲述性生活的细节；五、暴露性幻想；六、进行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的赞美或讽刺；七、进行不受欢迎的身体接触；八、混同工作话题和性爱话题；九、凝视别人；十、在工作场所展示性暗示物品。
如果不把上级领导对育龄下属之计划生育状况的关心和询问也考虑在内的话，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菜单上之十有###，只有男人才干得出来。这些行为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程度不一的挑衅性和攻击性，与雄性的动物天性极其吻合。女人能犯的，最多是第一和第九两项。事实上，一个女人若不慎在一、九之外犯了上文中的任何一项，通常也是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由性压抑升华为性骚扰，例如下班前在公司门口拍了保安的屁股，对快递公司新换的壮男职员的身材及其新换制服的“品头论足”，皆属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谁是导致这个女人性压抑的元凶？啥都别说了，唯一可供谴责的，还不是另一个男人？正是：法比权大，权比性大；男女搭配，干活很累。
杀人容易造人难
一般相信，男人处世，比女人公正，比如男人不仅天生酷爱性骚扰女人，同时也乐于受到女人的性骚扰。所谓“哪只猫儿不偷腥？哪个男人不好色？”
或曰“女追男，隔层纸”，那层纸，指的正是后一种情况。
追女人以及追到了以后如何与女人相处，是世上大多数男人毕生都躲避不开的另一种骚扰。解不开的习题。法律规定：男人23岁才能结婚，可是18岁就能当兵。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杀人容易，造人难；二是女人比敌人更难对付。在这种情况下，若有女人“倒追”，不管有心无心，男人大都选择乐观其成，乐得以静制动，除非丫有受虐倾向。同样道理，若有女人主动前来“倒骚扰”之，那可就不吃白不吃，来而不往非礼也了（ 如果来者不是恐龙，那简直就要像猪八戒那样狂呼“造化！造化！”了 ）。
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鉴于男性的这种贱格本性，许多人都相信即使男人被性骚扰，这个男人即使没有“高兴还来不及”而是不很高兴甚至不高兴，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本质上这种事乃女人给男人面子，再说男人体格比女人健壮，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也有三斤钉，男人要是打死不从，女人也不至于把他打死，或者先强暴再给打死了。果有备受性骚扰而死活不从之柳下惠式圣贤级烈男，如此事不能给他带来“坐怀不乱”的千古美誉，对其所能造成的唯一潜在危害，无非就是容易引起忧郁症以及前列腺或泌尿系统的其他疾病，至少，后两项乃是每天夜里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各电台里坐诊的“老军医”们的共识。
让吃豆腐的变成豆腐（4）
遗憾的是，这等好事和这等坏事都不常有，最起码不像男追女那么高发，前者通常只存在于男人的幻想。以是观之，如果把男性也列入“性骚扰”的法律保护，对大部分男性来说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这样做无疑限制或剥夺了他们受到性骚扰的权利以及可能性。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我坚持我发言的权利，但我也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自由。
洗澡避女人
把男性排除在外的性骚扰立法，究竟是进一步保护了妇女，还是在战术上重视妇女，在战略上藐视妇女，仍未脱“妇女是弱者”之窠臼？
这事不好说，非常不好说，比性骚扰更不好说，尤其不可以西方妇解观点视之，犹如西方的“黑客”是左派、极左派、无政府主义者，而中国的“黑客”，黑是够黑的，政治上却属于右派、民族主义者。
其实，若单纯以立法水准观之，今之“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显然未能超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春天，毛主席在井冈山五百里林海里为工农红军亲手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以后，毛主席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则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47年10月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和“不损坏庄稼”，第七项“洗澡避女人”也变更为“不调戏妇女”。
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与“不调戏妇女”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一是国法，一是军规；前者旨在进一步保护（ 或损害 ）妇女（ 或男性 ）权益，后者意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除此之外，在行为规范上并无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