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诤蠊ひ瞪缁岬纳�/生产方式之下，也算是另一种忠孝不能两全。既给钱又给时间者，虽不至孝感动天，却足以孝傲江湖了。
第三，要多向父母讨教。一方面，老年人都怕寂寞，比寂寞更可怕的，其实是“无用感”和“无力感”，惧怕自己成为废物，成为社会和他人的负担——即“不义”。另一方面，在父母眼里，子女是永远都长不大的。这个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父母耗尽了他们一生中最黄金的时段来指导你长大成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每一步，每一个细节，这件事情早已内化为他们的生理习惯，而这种习惯绝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就可以改变的，更可能终生都改变不了了。做人子女者，如果无力促使社会再度需要自己的父母，至少还可以继续让自己成为父母的指导对象，使他们继续觉得自己“有用”。吾友，成家立业，样样都好，但每天都要睡到下午一两点才起床，尽管这样并不影响她的生意，但她的老爸却对这种违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时间耿耿于怀，两人常常因此而起争执。后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每天上午10时整，老爸负责打电话来把女儿叫起，做女儿的责任，就是铃响即接，唯唯诺诺，然后放下电话继续睡到下午一两点。于是乎，父每天定时Morning Call风雨无阻，女每天定时接一个电话后大睡不改其乐。从此之后，父女之间平安无事，其乐融融。算是一种以“阿意曲从”的方式来达到避免“陷亲不义”之孝行，行为方式上也比较接近于“戏彩娱亲”。
相比之下，第三孝看来比前两项要容易得多，成本也肯定是最低，可一旦实际执行起来，其实难度最大，一次两次或许可以，养成习惯就相当不易，正所谓“色难”。唯一必须谨记的技术要领，是只能“无事讨教”而绝不能“有事相求”。要以种种经过精挑细选的不痛不痒之事向父母讨教，能使对方专业对口更好，绝不可以类似这样的问题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我昨晚开车撞了个人然后逃逸了现在我该怎么办”或者“我想包某某做二奶您二老觉得是否合适”，等等。
事实上，即便“不娶无子”，与“绝先祖祀”也不一定就存在因果关系。我个人的解读是，“无后”之所以“不孝”，不孝就不孝在若没有养育过自己的子女，也就永远都无法去体会做父母的那一片苦心了。
天黑了你还不想睡（1）
AC尼尔森进行的一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午夜之后才就寝，晚上10点至11点之间就寝的占四分之一，在11点至12点之间就寝的占40％，在10点前就寝的受访者，只有十分之一，在这个传统的主流上床时段里，绝对是弱势人群。
这个结果，显示午夜的电视时段有可能从传统的“垃圾时间”变成黄金时段甚至“黑金时段”，除此之外，唯一还能表明的，就是晚上不睡觉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不睡有二：不能睡，不想睡。不能睡是失眠，不想睡叫无眠。尽管失眠和无眠都是不睡，却有主动和被动之别，犹如失业和无业，失火和放火。接受调查的“不睡者”，显然是属于“不想睡”的，即不仅“天黑了你还不想睡”，甚至“天亮了还是不想睡”，与属于“不能睡”的失眠者基本无关，对于后者的调查，应属“脑白金”的份内工作。
为什么“不想睡”？（ 这个问题在尼尔森问卷里显示为“决定中国人睡眠安排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调查显示，62％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习惯”是最主要的因素，40％的人认为“工作时间”决定睡眠安排。特别是对20岁至40岁的人来讲，“工作时间”更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睡眠安排。也就是说，决定“不想睡”的关键因素与其说是生理上的，不如说是伦理上。
几点睡是一回事，一个人所需要的正常睡眠时间，则是另一回事。虽然睡眠时间的长短因个体及年龄等因素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4小时到10小时不等 ），但是主观或习惯上的“不想睡”对正常睡眠时间在客观上必定是只有缩短而不可能拉长。由“习惯”和“工作时间”决定的“不想睡”，正应了GDP曲线与睡眠曲线之间的反向关系，即GDP越高，睡眠值越低；GDP越低，睡眠值越高（ 这个公式大体不错，除了无法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人都睡得很香 ）。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古人的年度平均睡眠时间，大约在4370小时左右，每日大睡计12小时，若以一生而论，几乎就等于睡了半辈子。最起码在上古或中古时代，中国睡情大致如此。清代以来，平均睡眠时间似乎逐步减少。李渔说过一个段子：“有一名士善睡，起必过午。先时而访，未有能晤之者。予每过其居，必俟良久而后见。一日闷坐无聊，笔墨俱在，乃取旧诗一首，更易数字而嘲之曰：‘吾在此静睡，起来常过午。便活七十年，只当三十五。’”很显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夜，一个清代文人已倾向于相信，把半生时间用来睡觉，就算是蹉跎人生了。
照无眠
针对“全球睡眠习惯调查”的有关结果，AC尼尔森中国区董事长高恩分析说，“随着24小时昼夜服务的增多，全天候便利店重要性的逐步凸显，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的就寝时间正逐渐被推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开始改变。”便利店、互联网，的确是导致“晚睡”及“少睡”的诱因，不仅“夜间动物”越来越多，在广州，甚至还出现了夜间动物园（ 我说的并不是夜总会 ）。然而在根本上，人类睡眠时间出现锐减的转捩点，与电力的发明和普及有关。
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汉代的部分中国人，非但有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觉悟，与之前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相比，后者还充分认识到夜间照明工具乃行乐之必要物质保证。1910年以来，已发展国家国民的每晚平均睡眠时间由9小时减至小时，当中数以百万计三班倒工人的每天睡眠时间更是少于5小时，主要原因，是工作与消闲活动所占用的时间愈来愈多。而使人类能将日间的“工作与消闲活动”继续到日落之后的重要技术保障，则正是“照到哪里哪里亮”的电力。“帝力”不能干预的作息习惯，由绝对“够照”的电力一手摆平，照无眠。。 最好的txt下载网
天黑了你还不想睡（2）
电力使GDP翻番，电灯让人类不眠。美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表明，电灯发明以来，人类生活形态开始违逆大自然的节奏，人体新陈代谢逐渐失常，肥胖、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抑郁症等等，皆与此有关。因此，这些疾病的治疗之道也就再简单不过，四个字：熄灯上床。当然，大幅度提高电费，也未尝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在原油价格和睡眠时间之间，不知道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
塞万提斯说：“人睡而平等。”事情也许本应如此，然而历史的经验却已无数次地向我们证实，就以GDP为核心硬指标的全球化竞争而言，世上最不平等之事偏偏就发生在睡眠时段——准确地说，就是有的人睡了，有的人还没睡，甚至还不想睡。不想睡，就会做些什么，生产些什么。若以公平起见，“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这句话，则应易一字而做“睡榻之侧，岂容他人不睡？”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当亚洲睡狮一旦变成醒狮之后，想让我们天一黑就集体洗洗睡了，哼哼，天底下哪有这等便宜的买卖？
数羊
不睡有二，失眠为大。若将健康的睡眠形容为“睡得像死猪一样”，那么失眠者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情景，无疑就是“睡得像活猪一样”了。
失眠的辛酸，实在不足与“死猪”们道也。更加有苦难言的是，失眠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病，至今没有定论。按照医学上的定义，若有“难以入眠”及“无法维持睡眠”之现象发生，临床上即可视为失眠（ insomnia，disorders of initiating and maintaining sleep ）。具体表现为：一、“不易入睡”（ difficulty falling asleep ）；二、“易醒”（ multiple arousals ）、早醒（ early morning awakening ）。医生认为，上床后30分钟以内入睡，属于正常；超过30分钟，就算有病，得治。
诊断容易治疗难，不能治的，是病，是绝症；不能治而又死不了人的，未必就算是一种病。医学界对睡眠的生理本来就认识不多，遑论失眠，更不要说治疗了。不知生，焉知死？失眠是一种主观的症状，就像阳痿一样，不好界定。有人每天睡上8小时左右便觉得很对得住自己，但有人只睡3小时就倍感幸福。以成功人士而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任上声称自己每晚睡4小时足矣，但爱因斯坦每天不睡足10小时决不下床。“早泄”有多早？5分钟？10分钟？30分钟？“早醒”又有多早？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基本上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不管睡了多久，醒来时只要你感觉爽了，就够了；感觉不爽，就不够，就是失眠，绝对主观，完全不必顾及他人感受。
高度的主观性之外，失眠又被称为“最私密的恶疾”，而且是一种“诗意的疾病”，因为临床上发现，无法入眠时的那种焦虑以及生理上的亢奋，与一个单相思者的情绪状态极其相似。“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正是失眠经验的早期病历记录。未曾长夜恸哭者，不足以语人生。这也许意味着，失眠的人文底蕴很可能大于病理基础。
“我把睡眠丢了”——当我们在电视上目睹崔永元哭丧着脸痛说失眠之苦，除了无助的同情之外，心里面对失眠究竟是不是病就愈发地怀疑起来。再联想到那句广告词，会更倾向于相信睡眠这种东西就像手机和钱包一样，可以丢失，也可以找回来。但是，失物招领处怎么走？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天黑了你还不想睡（3）
是故失眠者多舍医而自疗。常见的是吃药，然而各色各样的安眠药物虽然各有其效，终究不能让人像吃“伟哥”那样吃得心甘情愿。除了怕养成药物依赖之外，若言“伟哥”之作用是在有心无力的状态之下助一臂之力，扶上马，送一程，那么安眠药就是强制性的春药，有条件要睡，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睡。
物理化学，总之都不是什么愉快的经验。安全之策，还要求助于数学。但凡有“想睡”这一念尚存，失眠者通常都倾向于采用“自然疗法”，例如最经典的“数羊催眠###”。
“数羊”的工作原理，是以不断重复的单调意象和不断递进的自然数序列来进行自我催眠。序数是通往数学天堂的梯子，按序数排列的羊群则是渡往黑甜之乡的一艘白色慢船。其实数什么并不重要，而羊之当选，系因其乃一种较乖较安静也较干净的动物，所以不大有人数恐龙的。参照博尔赫斯的动物分类学，羊似应被归类为“有助于睡眠的”。
此法管用，惜乎往往只能得逞于一时，一旦被滥用，收效便每况愈下。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羊羊羊，数遍了所有的羊以及出在所有羊身上的所有的羊毛，甚至把羊儿们都给数困了，然而床上的那个“孤独的数羊人”还是死去活来，了无睡意。
当然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情况，看过一组漫画，数羊者的脑海中，羊儿们一直都在极有秩序并且动作划一地一只接着一只从栏栅上一跃而过，突然，不知怎地，偏偏就有一只羊刚跳起来就在半空中停住了，像电影的定格，死活就是不肯过去。“羝乳乃得归”，尽管遥遥无期，多少是个盼头，数羊的过程中要是真的碰到这种走火入魔的情况，催眠就别提了，恼羞成怒之下，弄不好还能当场急出羊角风来。
数什么并不重要，尤其是对于数学成绩良好的失眠者来说，关键在于“数”，要数得够无聊，数得够白痴，切忌跟数字较劲，把自然序数数成等比数列，再从等比数列数到等差数列，最后数出个大头佛来。一直相信“数羊催眠###”似乎更适用于文科生，因为至少对我这样的文科生来说，数学从来都具有强大的催眠作用。不过文科生的弱项，在于抽象能力偏低，即不能把羊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予以充分抽象化，符号化，一个不小心，就落入了语文的陷阱。我有一次在床上数羊，一开始还算顺利，大约数到第1001只的时候，不知怎地就数到了小时候看过N次的动画片《 草原英雄小姐妹 》来……“天边飘荡的白云多啊白云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公社的羊儿多……”
Cut！Cut！Cut！知道你们公社的羊多，够我数一阵子的了，现在，让我专心数羊好吗？向你们学习，死守住一个信念：决不让一只羊掉队。结果，小姐妹不从，只好把这部动画片在脑海中从头到底回放一次，好像还外带一堆（ 自制的 ）制作花絮，就要成功入睡之际，忽然想不起影片里那群羊的准确数字，忍不住弃床上网，两分钟后，查明公社的那群羊不多不少乃是384只，冻死3只（ 尚余381只 ）之际，不觉人羊俱疲，东方既白。
《 草原英雄小姐妹 》虽然年轻的失眠者大多没有看过，不过他们同时也没有看到过真正的羊，难以入睡时若非要抓住羊来数的话，也就只能数数锅里的羊肉片了，然而这样一来，谁又能担保数羊者不会因此而联想到像“草原小肥羊”或者“苏武牧羊”这样热闹的火锅店来呢？如果彼时忽然又有些饿的话，想要入睡，只怕是比登天还难了。
数羊不灵，不妨试试数钱。强烈建议要数现金，只有现金，才能体现纯粹的数学精神，此外的所有非现金资产（ 包括股票、汽车、不动产、首饰、高尔夫球会会籍、古董…… ）虽然也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但是折算过程过于复杂，更具有“语文化”的危险倾向，非但无助于催眠，反而会因用脑过度而使失眠加剧。
当然，现金太少或太多，都不利于催眠。钱太少，少到一两分钟数完，就算一毛一毛地数，并不足以争取到充分的时间入睡；钱太多，就算百元百元地数，直到天亮还没数完，更加得不偿失。当然，在大多数人都坚信自己缺钱的情况下，自己的现金不足以数来入睡，可否去数别人的呢？我认为，尽管你之前所数的羊其实也都不是你自己的，毕竟是无主之羊、虚构之羊，钱不够而去数别人的钱，事情也许就会变得不够无聊甚至饶有意义起来，当然也就无助于催眠。
数来数去，数钱的好处还是多于数羊。若能把个人或家庭现金储备经常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数目，后者的唯一风险，想来无非也就是数到一张假钞了。
忧 郁 症（1）
鲁迅说：“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是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在上个世纪已基本绝迹，即使偶发，也不至于非得死人。本世纪不符鲁迅“小病”条件之大病，非癌症和艾滋莫属。因而，符合以上两大必要条件的、既有福气又有雅趣而且还不俗气的病，于今算来，一是写诗；第二，大概就是忧郁症了。
当然，若能因忧郁症而写诗或因写诗而写出忧郁症来，诚可谓两全其美，福有双至了。这事要是办好了，不仅可以给文学史做出贡献，而且还有机会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一段佳话。
写诗是一种修辞，修辞可以解构，而解构可以治病。我认为，苏珊·桑塔格的《 疾病的隐喻 》，基本上就是以修辞的手段（ 对隐喻的层层解构 ）来替她自己以及大众治病的。
桑塔格在《 疾病的隐喻 》中指出，肺结核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而癌症是现代苦难：“从隐喻的角度，肺病是一种灵魂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因“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 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 ）”。肿瘤“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么让人感到羞愧了”。
肺病的这种浪漫主义影响力在中国一直要持续到20世纪中叶，苏珊·桑塔格的生父（ Mildred Rosenblatt ）在中国死于肺结核的10年之前，《 小说月报 》刊登了《 莎菲女士的日记 》，这部博客风格小说的女主角，就是一位身患肺病的文学小资女青年。在这位猛女的病中独白里，肺病与爱情、革命、浪漫主义、失眠以及“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以一种妖精打架的姿态狂热地纠集在一张病榻之上：“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地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
疾病的隐喻
在莎菲女士为我们创造的“疾病隐喻”中，针对肺结核的“医嘱”就不得不变成了一种“反灵魂”、反浪漫主义并且极其没气质的隐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
我不能，我偏不能——对“医嘱”的反抗同时又隐喻着对高级精神境界的追求。一旦抵达修辞的彼岸，无非就都是观点角度问题了，比如以同期的政治隐喻，莎菲女士所患的肺病，其实就属于典型的“左派幼稚病”。
到了21世纪，肺即便仍旧长在19世纪的原来位置，但是肺病的浪漫主义气质和精神地位却沦丧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至少在反吸烟广告里，非典就更是不堪，癌症和艾滋更是提都不要提了。除了电视剧《 血疑 》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有可能使白血病取代肺结核（ 21世纪初的努力是韩剧《 蓝色生死恋 》 ），今天，在人类所能罹患的所有病症里，最有机会担负起“疾病的浪漫主义文艺复兴”之大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