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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帝业。”。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3）
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司礼监即太监冯保，此时还兼提督东厂。
按照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主要还是依靠冯保。贴身太监加上外廷重臣，再加上皇太后，这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三角结构，但这个结构在穆宗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变化。
大臣高拱和太监冯保有了矛盾，穆宗死后，高拱便处心积虑想方设法除掉冯保。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使科都、礼科都等先后有人弹劾冯保。张居正和冯保关系密切，表面上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实际上紧锣密鼓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
双方的斗争在6月16日便有了结果。这天早朝，传来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这一段话吓得高拱面如死灰，汗下如雨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第二天便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坐不住了，惊得呕血三日而亡。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人。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十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受三个人规范：一个是自己的生母慈圣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慈圣皇太后生活非常简朴，一心想让万历成为一个有为之君，对他管束甚严；太监冯保知书达理、喜欢琴棋书画，很有涵养，虽赶走高拱却并无野心；张居正身为大臣却与宦官勾结，这本来是一件让人痛恨的事情，但张居正忠于职守、一心为国，所以对朝政并无不利影响。
万历朝的前十年，明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焕然一新。吏治改观，财富增长。这是明朝历史上最后一段美好时光。1582年张居正死后，一切便开始改变。而张居正自己也在他去世两年后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上演。
四位辅政大臣曾跪在皇帝灵前发誓。齐心协力辅佐幼帝，但时隔不久彼此便离心离德。
清王朝也有两个著名的托孤案例：
1661年，弥留之际的顺治皇帝将皇位传给了8岁的儿子玄烨，并任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
四位大臣曾在顺治灵前发誓，齐心协力辅佐儿童皇帝玄烨。最初，誓言的热度尚可将他们团揉在一起，同舟共济、不计较私怨。但当权势、利益发生不断冲突而又无任何制度约束的时候，誓言便成了一句空话。没过多久，鳌拜便一枝独秀，大权独揽。文武百官尽皆出自其门下，心腹遍布各地，其权势对皇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专权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669年，才被康熙割职。
继顺治托孤整整二百年之后，清王朝再次上演托孤旧事。
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病危时召见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王瑞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孝顺、军机大臣穆萌、匡源、杜翰、焦韦占瀛等大臣，下朱谕：立6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命上述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赐皇后一方“御赏”印；赐载淳一方“同道堂”印，载淳的印由生母懿贵妃代管。“御赏”印盖在皇帝谕旨起首处，“同道堂”印盖在结尾处。八大臣拟定的任何谕旨，如果没有这两个玉印，就不能生效。
和顺治的遗嘱相比，咸丰帝在整体提升辅政大臣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两位太后的权力，尤其加强了皇太后的权力，同时辅政大臣人数由顺治时的四位增至八位，以防止个别大臣专权。咸丰摆出了一个辅政大臣和太后之间、辅政大臣之间、两位太后之间相互牵制的政治格局，以便使政权能在数年后顺利过度到小皇帝手中。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4）
但后来政局的发展完全出乎咸丰的意料，在他安排的政治格局中最不显眼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最后成了权力中心。她先是联合恭亲王发动政变除掉八大臣，之后又先后迫使慈安太后和恭亲王淡出，由她一人*。
由于缺乏制度的安排，历代封建王朝在发生皇位更替时经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争斗。直到康熙建立秘密立储制度，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基本解决。从康熙到咸丰，清王朝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政权交接基本顺利，直到同治时才出现上述变故。
幼帝登台，主少国疑。辅臣制度经常因人而异，没有定规。忠诚自律者如霍光、张居正，篡权夺位者如王莽、杨坚、赵匡胤。
即使有制度，这种制度也经常遭到破坏。光武帝刘秀在立国之初对外戚防范甚严，结果东汉王朝的外戚之祸比任何一个王朝都要严重。朱元璋也曾经在开国之初规定不许宦官干政，但明王朝的宦官却屡次兴风作浪。
带头破坏制度的正是皇子皇孙们。东汉在第三代皇帝汉章帝时，外戚就开始擅权，明朝也是在第三位皇帝朱棣手中时，宦官开始参与政事，这一切都是得到皇帝的首肯和支持才得以成行。
对制度遵守最好要算北宋，自宋太租规定“不许擅杀士人和上书言事者”之后，历代皇帝都很好的遵守了这一制度。
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以及对制度的执行力将考验未来的中国。几千年来，各种潜规则始始阴魂不散，时刻在腐朽着制度的肌体。“人亡政息”的案例直到现在依然可能在各地上演。对人负责而不是对制度负责，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现象依然存在，所有这些，都对未来提出了挑战。
制度，健全的制度，受约束和监督的制度，既有连续性又是与时俱进的制度，这将是中国未来四十年需要不断重复和加以强调的词汇。
2
三个广东人的遭遇和人才选拨的程序
三个广东人的历史基本上构成了晚清的历史。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这三人不仅是晚清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耐人寻味的是：这三个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冲击清朝旧有统治秩序的人，除了有一个共同的籍贯广东外，在他们参与政事的过程中也都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排斥和拒绝。
洪秀全（1814…1864）是广东花县人，他与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萧朝贵等于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农民起义，拉开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序幕。这次起义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波及18个省，历经14年，沉重的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洪秀全的成长轨迹，会发现他最初本是旧制度的忠实拥护者和奉行者。
洪秀全的家境并不错，他本没有必要造反。他的父亲是临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当地算是好的。
问题出在科举考试上。
洪秀全上有两个哥哥，他是小儿子，也是洪家唯一读书求取功名的，在家里受宠而地位优越。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上童生。此后17年4次赴广州应试，均落第，一直没考上秀才。1837年，一向自视极高，背负族人期望，已24岁的青年洪秀全第3次落榜，精神受了很大的打击，回到家后大病了一场。
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想见，洪秀全幼年、少年、青年，甚至步入中年都一直把“科举取士”看成自己唯一的出路。从他13岁就考取童生的事实及后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天王”的历程看，洪秀全的天资并不差，也具有极强的奋斗精神，完全算的上一个有为的青年。但是，就这样一名本可以有所作为的青年却被清朝统治体系拒之门外。洪秀全不但自己求取功名的愿望落空，他身上背负的族人的希望也一次次落空，他当时所受的屈辱心情我们可想而知。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5）
落榜以后的洪秀全对当农民种地没多大兴趣，他选择了造反。
按理说，落榜以后他可以继续当农民或者从事比农民稍优越一些的工作。事实上，他18岁时曾受聘“坐馆”，为当地的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虽然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但至少比一般农民要有身份。也就是说如果洪秀全不造反，他不但有活路，还有一份比普通农民稍好的职业。
但是，家境较好和年少得志让洪秀全变得自视甚高，当他第四次落榜时，他感到的已不是屈辱而是愤怒。他在同样落榜的书友冯云山的劝说下，一怒之而砸了孔夫子的牌位，断了科举进士的念头，转而决心造反。
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考试已成为天下读书人和劳动人民进入统治阶层序列的唯一通道，尤其在太平岁月更是如此。现在这条路在洪秀全面前了无尽头，已经而立之年的洪秀全不愿再等待，于是他选择了造反。
促使洪秀全造反的原因肯定还有很多，但是未被科举考试录取肯定是其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洪秀全被科举录取了，那么他完全可能象康有为那样加入“公车上书”的队伍中，甚至终身保皇而不反清。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他没被录取，而此时的他听到了冯云山的劝说，看到了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感觉到了清帝国的腐朽和麻木，于是他造反了。
人们关心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有为的青年，清朝的科举为什么没能接纳他？是考试的内容出了问题还是考试的形式出了问题？或者，在当时的体制下象洪秀全这样的青年还有没有其它形式可以进入清朝统治集团的序列？除了造反，他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和洪秀全相比，康有为（1858…1927）显然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被当时的科举制度接纳，很早的时候就成了举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他生于官僚家庭，家境自然比洪秀全要好，他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同时吸取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思想。
康有为和洪秀全都深受孔子“三十而立”的影响。洪秀全三十岁那年，开始信仰基督教，他将基督教和儒家学术结合起来，编成了通晓易懂的诗文，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檄文，教化民众；康有为三十岁那年（1888年）进京参加考试，第一次起草了上光绪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变法主张。虽然无人敢将他的万言书上奏皇帝，但康有为却因此名声鹊起。
让康有为名声大震的是“公车上书”。1895年，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举子们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拒和、迁都、变法。18个省的1200多名举人推举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挥笔一天两夜，完成了万字的《上皇帝书》。但这一次上书再次被都察院拒绝。
康有为虽然两次上书被拒绝，但他毕竟被清统治集团接纳。公车上书当年，康有为考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有了向皇帝上折的机会。从1895年5月29日到1898年1月，康有为三次上书光绪，要求变法。这期间，他还创办了《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与帝党中开明的官僚文廷式等人创办强学会，并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设立学会、报馆，为维新变法造势。纵观康有为一生，只求变法但未曾反清。即使是在变法失败后，他也并没反清，而是日趋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6）
和康有为成功向皇帝上书相比，孙中山（1866…1925）就没那么幸运了。
1893年，27岁的孙中山怀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撰写了《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但是他的满腔热情未得到李鸿章的任何回应。
如果联想到两年后康有为等1200名举子联名的“公车上书”仍然被清廷拒绝的事实，那么孙中山单枪匹马上书李鸿章而未得到任何回应就毫不奇怪了。但是我们仍然想设想，假如李鸿章大人得到孙中山的上书后能认认真真的读一读，或者找孙中山认真的谈一谈，或许清朝的历史会改写。
可惜这一切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一个政府，当他对人民的建议和呼声连倾听的欲望都没有时，这个政府离灭亡就该不远了！
实际情况是，孙中山没等到李鸿章回应的第二年，即1894年11月，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的。而清王朝也在孙中山上书后不到二十年就灭亡了。
孙中山和洪秀全、康有为一样，也是广东人。他出生在广东香山一个农民家庭。12岁时远赴美国檀香山，投奔哥哥孙眉，在那里的西式学校读书。较早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
从孙中山、洪秀全二人后来的历程来看，孙中山的境界要远高于洪秀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改良和后来发动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目的，而洪秀全发动的起义只不过是想取清廷而代之罢了。
洪秀全对清朝的打击是沉重的；孙中山对清朝的打击是致命的；而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失败也使清朝失去了一次治病自救的机会。
今天，当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是不禁要问：有什么办法不让洪秀全造反吗？有什么措施防止孙中山革命吗？究竟是什么原因将孙中山、洪秀全这样的有识有为之士拒之于统治阶级的大门之外，又是什么原因让本已进入统治核心的康有为一腔热血洒空？这三个广东青年的不同遭遇向我们说明了什么？他对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何启迪！
时光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知道无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个人命运如何，清朝灭亡的历史趋势不会更改。但是如果清廷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选拨方法和健全有效的民意表达和反馈机制，那么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极有可能改变。
人才选拨和民意表达是历代兴盛王朝十分重视的事情。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持秦王朝的统治机构并使其发挥应有的效能，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为此，秦王朝建立后又制定和实行了一套选拨和考察官吏的制度。
担任秦国的官吏须符合种种条件，其中主要有三条：（一）要有一定家资，穷人是无当官吏资格的，如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所以“不得推择为吏”；（二）要会书写、懂法律；（三）年龄须当“壮年”以上，至少要17岁才有担任官吏的资格。至于其它条件如立有军功等等，也是取得官吏职位的资格，但并不是绝对的。
秦的这套选拨官吏的办法和按血统选拨官吏的世卿世禄制相比，无疑是进步了，他扩大了选拨官吏的范围。不再按血缘亲疏来选定人才。但按照秦的这套办法，穷人基本上没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穷人既无家资又很难识字，象韩信、樊哙、周勃这样的人才如果没有后来的楚汉战争是根本不可能成为官吏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八章：未来四十年（7）
值得一提的是，秦在建立一整套选官办法的同时，还建有一套等级制度，即爵位制。
秦统一后实行十二级爵制。这个制度的最终确立，反映了秦王朝统一后等级制度的凝固化和最后完成。有无爵位是区分每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有爵位者在当官为吏以及犯罪赎刑方面均有特权。无爵位者称为“士伍”是无任何特权的阶层。
秦统一后的爵位制度和统一前有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授爵条件有变化。商鞅变法后实行的爵制，主要在于“赏军功”。秦统一以后实行的爵位制，不再局限于军功，这也是大规模战争后的必然变化。
二是爵和官相一致的原则出现变化。秦统一以前赐爵与授官是统一的，“斩首一级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官爵之选，与斩首之功相称”。为官必须有爵，凡是没有爵位的人，不用谈当官，就是当个佐吏也非常困难。但在统一后任命官吏已不以有无爵位为条件。秦朝的不少大臣如丞相王绾、冯去疾等不仅无爵，就连军功也没有。另一方面，许多有高爵的也不一定当官。这种官、爵分开的原则有利于选拨治国的人才。这是适应统一后新形势的、有利于封建政权的改变。这种改变凝聚着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掌控政权的有益经验，值得后人思考。
汉帝国建立后，在秦朝选拨人才制度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
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任职三年以上，可以送子弟一人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自备衣马之饰，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 赀选”。郎是皇帝的侍从，有汉郎、中郎、侍郎、郎中等。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朝廷的一个重要阶梯。但在这种选官制度下，较高的官吏多数出于郎中、中郎等郎管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财富为标准，未必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时，在各郡县推选“孝悌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但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拨，也没有成为正式的选拨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两人，以给宿卫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
武帝时还令公聊、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才。不过这类察举属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此外，还有献策上书为郎，射第田科为郎等选官途径。
武帝还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为名太学。又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东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