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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字外，其余几乎什么也不会。这使我非常担心。在海外求学谋生八年之后回到国内，我已经决定放弃加拿大，扎根国内追求我的人生目标。因此我急迫希望孩子们尽快学好中文，回国上学。我要我的儿子在我生活的地方生活。
但他们的中文能力，以及对待中文的态度却令我着急。更令我不无嫉恨的是，敏洪在北京两岁的女儿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一大把的唐诗宋词，我七岁的儿子却一句也不会。
看着在那里专心致志领着四岁的弟弟玩电子游戏的徐超，我有点着急。我说：“超超，你他妈的也该开始背一点唐诗了！”
“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超超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电脑屏幕，心不在焉地问。
“唐诗？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对话发生在国内，这个儿子如果不是超级弱智的话，他的爸爸一定是神农架野人。只要是炎黄子孙，文盲的孩子也是会背几句“床前明月光”的……但这样的对话却发生在徐小平和他七岁的儿子之间，怎不令我悲从中来？！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徐超今年已经12岁，虽然中文学习在我的利诱威逼下大有长进，但是唐诗宋词却依然一句也不会，令我想起来就中心如晦。
我的儿子，正在失去他爸爸赖以活着和存在，并且最感到自豪的中国文化的根基！
海外华人的“根基”问题，已经在我自己的家里产生了严重危机。而且我相信，随着岁月的延伸，这个问题最终会影响到夹在中西文化涡流中两个孩子的终极幸福：这就是海外华人的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问题。
Identity问题，即所谓的“认同问题”，如同油盐酱醋，是海外华人几乎每天都会碰到的生活问题之一。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是什么人？你自己怎么看自己？你的邻居、同事怎么看待你？你如何在一个本来不属于你的土地上寻找归宿感——或者你到底该不该在这里寻找这个感觉？你如何对待那片本来是属于你但被你自己出于种种理由而放弃了的华夏热土——你究竟是否不管任何理由都不应放弃这片属于你的土地？
……
即使简单地把这些问题写在这里，我已经热泪盈眶。这么一个如海洋般浩瀚的重大问题，显然无法浸泡在一篇短文的漂浮瓶里。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向读者诸君斟上一杯我对于海外人生思考的苦酒。
三
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人出国移民和留学的历史，始终交织着个人谋生与发展和民族救亡与复兴这两大主题。最早从广东沿海去北美修铁路的华工们，他们的出国目的就是为了出卖劳力挣钱活命。而晚清政府送那些十一二岁的学童赴美留学，其根本动因则是因为：历史走到了那个年代，中华帝国已经无法闭关自守，不向西方学习和开放，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出路！
这个发端于十九世纪中叶、关乎个人与民族生存与兴亡的历史浪潮，在过去二十年里，达到了新的高潮。但是与实际需要相比，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人数与规模，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而与这个伟大历史进军同步前进的，就是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向世界迈进，与世界融合的过程。就是当代青年向世界学习、与世界接轨、向世界挑战的过程！
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2）
谈笑之间，中国人出国的动机和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简单说，出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出国求学求知，以便回到中国社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再是寻找“生活天堂”的通道。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懂得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之间的竞争。
但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道路上，从来都没有铺满鲜花，而是荆棘丛生，充满了个人生活的失落与错位。一方面，青年为了个人和国家的未来，需要出国求知；另一方面，出国却给出国者带来重大的挑战甚至是危机：为了未来，往往要否决现在；为了未知的成功，往往必须放弃已有的成就。当我看到无数终于获得成功的幸运儿乘着国际航班飞向蓝天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前面坎坷的泥泞小道。这就是新东方学员们身上所聚焦的当代青年奋斗的无奈与悖论。
为出国付出惨重代价的朋友们，他们人生可能遭遇到的最大的陷阱，或者影响他们人生幸福的最大陷阱之一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中西方文化冲突。不彻底“融入”西方文化，你就不能在当地生存发展，即使回国，你也不能算是“学成”归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是技术，而是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把握和传播。
于是你学习。但好不容易适应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与价值，一旦在中国机会的召唤下回国，却又要碰到反过来的文化不适应症，即人们常说的“反向文化冲突”。一个人如果不适应自己从小生长的文化，成为所谓的“假洋鬼子”，不是悲剧是什么？
于是你不回国。但对于那些留在国外工作定居的朋友来说，他们最大的悲哀在于，经过非凡的努力，适应了西方文化、融入了西方社会，甚至把自己彻底西方化之后，一个永远无法融合的问题：种族认同的困惑将陪伴他们一生。种族差异，是文化认同之核心、文明冲突之母，是几乎无法协调、融合的初始价值。
让我举两个经典例子来证明我对于种族融合的悲观主义：加拿大总督伍冰枝女士，是五十年代从香港来到加拿大的第一代移民。尽管她本人并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看，比如她的姓名是：Adrian Clarckson，用的是她的前夫的姓，但她成为总督之后，华人媒体还是把她欢呼为华人从政的光辉代表——在这个例子里，华人社区把一个与自己血缘相关、但文化并不相同的人，当作了自己人。伍总督的尴尬是永恒的。（由于伍冰枝一直不与华人社区进行沟通认同，华人社区在发现自己对伍冰枝肉麻不成趣之后，又对她采取了一种冷淡和排斥的态度——徐小平加注于2005年。）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美国国会唯一的一个华人议员David Wu。他在2001年5月应邀去美国能源部演讲，到了门口被警卫大公无私地挡驾在门口，反复询问他是否是美国公民，他拿出议员证来也没有用，使得这位华人在美从政骄傲的象征人物备感失落……在这个案例里面，作为彻底美国化并且攀上国会议员如此高位的David Wu，遇到的是非华人族群，或者可以说是主流社区的“另眼”看待。吴议员的苦恼是深远的。
伍冰枝或者David Wu，他们已经是在西方社会登峰造极的华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两个故事，最经典地印证了我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在海外生活的华人，也许能够获得物质和事业的一切，但有一种东西却注定有所欠缺：基于民族和种族特点的中华文化环境。失去这个环境的华人，无论你如何成功，不管你多么富有，其生活总会令人感到某种巨大的缺憾。
为了生存与发展，华人不得不离家背井到海外寻求出路。但是，人口浩渺的中华民族、幅员广大的中华故土、影响巨大的中国文明，使得华人出国有了一个非常不同于其他移民族群的特点：这就是全球范围内炎黄子孙在种族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一致认同性。这种认同性，当大家在国内时，体现出的是一种和谐而充实的生存状态（比如全国一致欢呼申奥成功，狂欢世界杯出线）；当人们到国外时，则表现出一种精神的互相依托和支援。
海外华人，无论什么身份，什么状态，他们永远的精神依托，就是中华文化的自觉、亚洲祖国的意识。不同的人对这种认同心理的评价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有人赞美它，有人厌恶它。但无论如何，它将永远驻扎在海外华人的灵魂深处。
四
那么，唐诗还要不要背呢？
徐超出生在加拿大，加拿###律自动认定他是加拿大公民。他从小到至今都是在加拿大上学。但麻烦的是，爸爸我却要用汉字和唐诗来折磨他。更有甚者，只要我在家，和他谈起世界的时候，都是用中国人的观点来影响甚至诱导他、改变他的加拿大意识，而灌输中国意识。
唐诗？What Does That Mean？（3）
有一次，我看见他捧着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唱到最后是：“Happy birthday dear Canada”的时候，我居然想让他唱成“Dear China”……令我觉得对不起生他养他的枫叶之国加拿大。
我想我能够成功地用我的“中国意识”把孩子培养大。但问题是：出生在加拿大、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加拿大式样的孩子，将来让他回国生活是很难的。如果他不回中国而在国外生活的话，太强的中国意识，对他成年后的幸福又是不利的。因为这在国外就很容易被人们视为异己。孩子生在长在加拿大这个国家，他需要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他的父亲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又不得不按照我所认定的价值观来影响孩子，在他心中栽种中国根基，把他培养成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其结果，对儿子的未来也许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从加拿大弄回中国来上学？”这是所有接近我的朋友们反复询问的问题。
答案就是这个无奈的现实：中国和北美之间，依然有着巨大的鸿沟——文化鸿沟、观念鸿沟和教育鸿沟。国际学校实在太贵，中国学校实在太难。虽然我吵吵嚷嚷说了一两年要带他们回国，他们暂时还是回不来。无数海外留学生，都有和我同样的烦恼。
我的心，等待着迎接伤悲。
（顺便问一句：看了我的文章，谁还愿意把自家的女儿嫁给我儿子吗？）
……
五
以上文字写于2001年初夏。4年半后重读此文，再一次为我自己的深刻思考而感动！
2003年，我的两个孩子回国读书。两年下来，他们的中文有了巨大的长进。今年夏天，又回到了加拿大。
这个圣诞节，我特地把16岁的徐超带到北京，让他和我单独度过了一周时间。我带他参观了一些公司、参与了一些活动，还让他在新东方听了我的演讲和咨询，使这个一直瞧不起我的儿子，终于成为了爸爸的粉丝。徐超感觉非常好，他明确而真诚地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要来北京工作！
说实话，徐超来北京工作，对于北京未必是什么好事。中国根本不缺人口，而所谓“人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会向着中国流动。严格限制海外人士在中国就业的时代，很快就会来临。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赞美徐超的选择。他只是在他少年的内心深处预感到，在中国，他会得到更多的同志和朋友，更深的友爱与认同，更好的工作与生活……
我知道，我对徐超的引导和我个人经验有关，未必适合每位生在海外的华人孩子。但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决定了下一代的命运与生活。是的，这个选择也许未必适合所有人，但对于徐超肯定有着非凡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我的儿子终于在这片决定了他的生物与文化基因的国土上，找到了他精神的归宿，找到了他灵魂的根基。
附记于2005年12月28日。
除夕的童年追忆
除夕的前夕，我从北京飞到了江苏泰兴的家里，见到了老父老母。看见家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过春节的情景，不禁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
小时候是多么渴望过春节啊！春节意味着大吃大喝大玩，我记得母亲总是会提前几个星期买上一大块后腿肉，吊在家里某个耀眼的地方，称之为“风干肉”，就等过年吃。童年的我，就天天看着这块肉，围着这块肉，学习、思考、成长，写作业、流口水——写一页作业，看一眼猪肉，很像成年后偷看女孩子合法裸露的人肉那样，心里膨胀着恨不得马上卸下来暴吃一顿的愤怒，以及那庄严而谦卑的神往！
童年的春节啊！那是吃与游戏的狂欢节，那是肉与鞭炮的迪斯尼。被风干肉诱发的等待和神往，成为春节氛围的一部分，成为童年幸福的一种仪式。这种对于幸福生活的等待，可能是最所谓幸福的核心。希望就是幸福，等待就是快感。它如同长大了等待放假、等待录取、等待毕业典礼、等待工作录用、等待发工资……以及，等待约会、等待结婚、等待生孩子、等待生孩子（因为生了两个）、等待出国、等待回国、等待痛苦和麻烦的过去、等待幸福与梦想的降临那样……虽然那种种等待，有时候实在也会显得漫长，等得人海枯石烂、猪肉风干！
等待春节，延伸了春节的长度，增加了春节价值。没有这种等待，就没有春节，因为春节本身实在是太短暂了。我至今还在思考：母亲为什么提前那么久买一块肉放在家里？难道她老人家故意把美好的东西展示给我而不得，看着它受折磨，围着它练内功，以此来锻炼我追求幸福的超人耐力和强大自制力？以便将来能在新东方什么的地方谋个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春节我要问问我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风干肉终于到了可以拿下来烹制的日子，也就是春节到放鞭炮的时刻！妈妈给我们一人两块钱压岁钱——两块钱！这对1970年代的孩子们，绝对是巨款了！我敢挑战天下同龄人，谁在那个时候有我富有？做一身新衣服——这比毕业时穿的学位服重要得多。拿着压岁钱，穿上新衣服，那种不劳而获的巨大幸福感，以及拿着钱走到街头感觉富可敌国的自豪，至今还甜蜜地荡漾在我的心头。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春节在这种新衣新钞新气象中，迅速变旧老化衰减流逝。
正月初五到初十之间，大人小孩都会有几天节后忧郁症，但元宵节的到来又会给孩子们带来兴奋高潮。正月十三是高灯节，高灯是玩灯笼的日子。十五则是落灯节，落灯节意味着春节的彻底落幕。正月十三之夜，我一定会和左邻右舍小兄弟在黑暗的街头点着灯笼到处乱窜，看谁的灯笼最漂亮最新潮，同时高唱：“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歌声在点点灯笼的夜色中飞舞，飘落在故乡潮湿的小巷里，飘落在童年幸福的记忆里，飘落在母亲寻找孩子回家的喊声里……
落灯之日玩累了的孩子，上床时，一旦想到春节这魔幻的节日已经过去，明天那普通的太阳又要升起，他可能会初次体验人生第一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的颓废和没落心理吧？幸福是一种等待，可好不容易等来的春节，就这么迅速地过去了，多么令人伤感、不服、委屈并遗憾——原来人生是不完美的！但那过去了的，已经无情地过去；那穿了半个月的新衣服，坑里来，洞里去，此时已经肮脏不堪；那初一刚到手的两块钱，比血拼，竞奢侈，此时已经出现赤字……好在满街飘飞的歌儿及时赶来提示和安慰孩子：“高灯圆子落灯面，吃下肚里望明年”，毕竟我们还有明年呢！
……
从北京到江苏泰兴家中，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老父老母虽然已经8旬高龄，但非常健康，令我非常开心。但开心之余，总有隐隐的遗憾。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童年时代那种神圣的欢乐，失去了那种围着猪肉等待几个世纪的焦渴之乐，更失去了和几个外甥们一起向爷爷奶奶（我的父母）索要压岁钱的快乐……改革开放不仅释放了人的生产力，而且释放了猪的生产力——现在猪肉如此之多，孩子们不必围观那块风干肉，苦苦等待、默默祈祷了。年龄增长与生活的改善，都使得春节的幸福效应在无可奈何地递减。
啊，弃我去者，是那童年的欢乐；乱我心者，是那中年的烦恼；我的心灵再也没有童年的那种纯洁、单纯和源源不绝的欢乐了……但我多想把自己的人生缩短四十年，重回那穿新衣、压岁钱、放鞭炮、盼过年的童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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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蒲公英
我有一张照片，看到的人都说是一张艺术照。我同意，同时我也很得意，因为，这是我拍摄的一张照片，是我拍过的最得意的一张作品。
照片上带红帽子的男孩是我的大儿子徐超，当时他两岁，那个金发女孩，叫Sara，是我们当时紧隔壁的邻居小孩。
1991年，我在加拿大西部的萨斯喀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读书。由于太太已经毕业，在阿尔伯特省一个累斯布里奇（Lethbridge；Alberta）的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全家就搬到了这个地方。
当时我的母亲，从国内来看望我们，实际上就像国内所有祖母一样，是来帮助我带孩子。全家人就靠太太的一份工资生活。家庭的重心有两个：保证太太工作，保证徐超快乐。爸爸和奶奶的地位，暂时退居二线。我尝遍了全职父亲的辛酸苦乐。
后来我在北京，听说李安在成名前也曾经做过六年全职父亲，恨不得飞到纽约去亲他一下。一个拥有盖世才华的男人，在生命的壮年担任全职父亲，虽然也是伟大的工作，但观众只有太太一个人，想想也是一种委屈！
不过，我的优点是敬业。既然担任全职父亲，我就要做成一个最优秀的全职父亲，哪怕唯一的观众想退票，我也要把这个父亲做好，不仅喂奶把尿，还要摄影拍照！争取得奥斯卡最佳育儿摄影奖！
徐超两岁，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可爱的年龄。我们住在一个低价房租的社区，出门就是照片上这一大片草地。邻居是一对非常善良可爱的年轻夫妇，我居然把他们的名字忘了！——但照片上这个女孩的名字，我还记得：叫Sara。我们和这家人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达到了亲密的程度。他们的大女儿Sara，也成为徐超最好的朋友。
每天白天，我们会带着徐超出门玩，徐超走到门口，就会自动拿起挂在那里的帽子戴到头上，然后走出门去，骑小车、荡秋千、玩沙子、找Sara。
照片中的徐超和Sara，正在玩蒲公英。Sara的脚边，有许多蒲公英花朵。Sara抓起一朵小花，对着徐超吹过去，蒲公英的花瓣纷纷扬起，徐超第一次见到这个景象，被一次次逗得开怀大笑。
由于相机的拍摄角度，使草地看上去有一望无垠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