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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成（1）
作家简介
原名王阿成。
1948年出生于黑龙江。
1966年参加工作，历任哈尔滨市电车公司工人、炼油厂工人、城建局工人、纺织印染厂干部。
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5年毕业于黑龙江科技职工大学中文系。
短篇小说《年关六赋》获1987—198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赵一曼女士》获1995—1996年度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
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小说林》、《诗林》杂志总编辑、编审。
阿成自述：无意中写了小说
我入写东西这个“道”是比较晚的。这可能因此占了点便宜——多攒了点“生活”。在国内文坛一些人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我还犹豫，究竟干不干写小说这行呢？
先前，我并不知道国内还有“文学期刊”这种事。我真蠢得够可以的了。我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作家。我读中学的时候，理想也是有的。我的学校挨着一条火车专用线，整天卸煤。每天中午放学，能看到一些光着脊梁用斗子车拉煤、送煤的汉子。他们的脸上汗津津的、黑兮兮的，一口白牙，看起来特别欢乐。一天能挣五块多钱。我特别羡慕，想着中学毕业也能与他们为伍，多棒呀。一天能挣五块多钱，这是开玩笑吗？有了钱，可以随便地嘴对嘴地喝啤酒，说下流话；多痛快呀。我小时候崇尚的是个人自由。我没有远大的抱负，甚至对荣辱也不很清楚。那时候小，不会分析，像一只小猫。小猫它在想什么？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觅食，逃避危险。
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梦想。有一次我逃学，去那条俄式风格的中央大街上闲逛。我看见两个青年工人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工作服的上衣兜都插着一个钢板尺（有一个还留着小胡子），牛哄哄地走，边走边说着什么。都是旁若无人的样子，还冲着路过的年轻姑娘挤眉弄眼儿。我真是崇拜极了。心里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能穿上工作服，插上钢板尺，该多潇洒呀。
小时候，我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是很模糊的。我对赖以生存的家和学校又很反感，甚至憎恨。我觉得只有一个人逃学，一个人在松花江边玩的时候才是最愉快的，宁可让父亲毒打一顿也在所不惜。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小时候很孤僻，我只是没有适合的朋友。有钱有身份的人家不让他们的孩子跟我玩，怕学坏了。那时候，我愿意和当地的流氓歹徒混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很好，很愉快。他们从不歧视我。我小的时候，表达上常常很拙劣，偏偏自尊心又强，害怕面对一些大人和孩子的嘲笑，我觉得和那些比我大的流氓歹徒在一起有安全感，使人树立了自信心，打消了对明天或后天的盲目悲观。他们从未打过我，也没强迫我做什么。其实，他们的生活也分两部分，寻欢作乐与作恶。我是他们前者的朋友。我经常把父亲的烟卷偷出来给他们抽，他们夸奖我，我很幸福。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被抓了，他们会招供说：“我是流氓歹徒，阿成那小兔崽子不是。”在“黑道”这个圈里他们是讲义气的、公正的。我知道那些朋友不必去提防、担心。就是后来我当了作家（他们老了），在街上碰见他们，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里仍旧充满着慈爱。他们似乎知道我在隐瞒过去与他们有过交往的历史，因此他们从不主动与我搭话，也从不说：“我认识这小子！”都是一张很平静的脸。有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家，很惦记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他们活着并不是要去恨谁，他们把握手言欢看做男子汉的精神。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看美国影片《教父》和《美国往事》，一看见“教父”和“面条”，就泪水涟涟的原因。我老婆见了便文绉绉地对孩子说：“看，掉泪了。这就是你爸爸的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阿成（2）
顺便说一部中国影片《本命年》，当李慧泉得知方叉子从自己家逃走，再度亡命的时候，他痛哭起来。这一情景也让我流了泪。我很能理解这种感情。坦率地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请记住，这些人并不是些无赖。这戏写得好，无可挑剔，姜文演得也好，真实。
我们接着说前头的话题。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家回来，坐的是一列专跑郊区的小票车。这种火车的乘客很少，都是木头座，非常简陋。我坐的那一节车厢里只有三个人——我和一对年轻的母子。年轻的母亲无疑是一个工人。她对她的小儿子说：“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当干部。”我一边抽烟，一边看着从车窗外掠过的景色想，孩子长大了，要是当了干部，他这一辈子就算砸了。我的父亲就是干部。他从我小时候就“喜欢”打我们兄弟。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成家之前，从未在父亲面前吃过一顿饱饭（春节除外）。我从小就对干部有一种抵触情绪。我对他们既惧怕又漠不关心。我的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七十多岁了。然而就是在现在，我在这个老人面前吃饭还很机智。他对他的孩子漠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汪曾祺老先生作品的原因之一。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温馨、理解与宽厚——这是先生的人生境界）。我父亲在建筑设计与计划上是一个卓越的人才，但他却被他的同行耍了一辈子。愚笨与才能，从来是死敌的关系。说起来，他挺惨的。别看他在家里那么凶，但在单位里却谦卑得很。等他明白过来了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想血性一下也没有机会了。他的对手有的已经先他死去了。有时候老人会兀自“无端”地笑起来，笑得不行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他也想止住，眼睛里充满了痛苦，但他止不住。我的小妹妹就说：“笑！笑！一天到晚总是这么傻笑！”
老人总是跟我哭穷，他可能是没有安全感，他的老伴——我的慈母死了。我就给他钱，陪他说会儿话。因为他是我父亲。没有他就没有我。这是铁的事实。假如我与他之间有什么难以沟通的事，那是上帝的过错。
……
我中专还没有毕业，就经历了“*”。当时我对社会缺乏必备的了解。我对这个“革命运动”没什么特别的印象。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没觉得哪儿不自然。“*”也没剥夺我什么，我是一个工人，我想，这总比爆发一场国内战争好吧，至少没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比较喜欢看书，尤其是古代的诗词歌赋。我还背诵它们，久而久之，我们彼此就有了感情。我甚至觉得自己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感情上经常交流。我还发现一个有趣儿的“问题”：当代人总觉得时代变化是很快的，甚至“快”到了年轻人无法跟老年人沟通共处的地步。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的“发现”与“认识”是新的，先锋的。但是，当我们回顾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时，你会发现历史的进展是很慢的，慢吞吞的，包括认识上的一切的一切。这可能是个悲剧。在这悲剧面前，任何的叫嚷都没用，历史老人在默默地注视着你。这一点的看法恰好跟博尔赫斯那句“我知道这些新事物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有一些很微小的变化”巧合了。
阿成（3）
好，不说这个话题。记得我有一次去四川看杜甫草堂。我坐在竹林里觉得伤心。我想我们前生有缘。当时，我读古人的那些东西并没有什么目的。我觉得自己没啥事儿，是个闲人。这期间我还读了“五四”时期一些文人的作品。我觉得我和他们也有相知相通之处。我也知道有些人会嘲笑他们。冷静地说，赶着我们这一代人死后，留名青史的能有几位呢？历史会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淘汰掉的。
我还看了一些洋书。现在我仍然买洋书读。让我觉得不公平的是：他们几乎无视中国的文学。
我后来写小说纯粹是无意的。这恐怕得原谅我，当时我不很懂事，我不大认为写小说是君子的活儿。是我的一个朋友从我的日记里发现了一则东西，说“这是一篇小说”，就拿走了，然后就发表了。1979年之后，我一年只发一篇小说，其他的时间，下围棋，或者是跟哥儿们闲扯。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些右派朋友，他们都比我年龄大，学什么的都有，十几个呢，所谓物以类聚吧。他们大多是光棍，这些人天天晚上聚，酸着脸骂这个，批评那个。当然，也聊点儿知识，还有绘画、音乐和书法。我很羡慕他们。我知道他们向往绅士般的生活，可他们太性急，对脚下的土地缺乏科学的态度，嘴又不好，结果啥也没得着。赶着给他们*了，他们也老了。我真的很爱他们。
我写东西真正“出名”，是在1988年末1989年初。刘恒责编的我的一篇短篇小说《年关六赋》，后来得了个全国奖。我对刘恒是很崇拜的，小说和电影写到他那个份儿上；是一种做人的质量。他还是一个好编辑。他在自由来稿中发现了我。回信称我是“黑龙江第一杀手”。当然，这是戏言而已。人总是需要鼓励的。
我不知道我还应当谈点什么。后来我当了编辑。不久，又让我当了副主编、主编。刊物就像一只盛饭的碗，碗本身无所谓名贵不名贵，而是在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我当然不希望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干个普通编辑更好。不累。特别放松。
这几年，小说也写了不少。长篇也写了两三个。记得去年的春节，除了年三十儿，从初一到初六，我都在单位写东西。因此，我回家想矫情一把，说自己多么多么辛苦。没想到，我的小丫头说：“得啦。你是有瘾。”的确是这样。对此，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相信我写的小说还是有人愿意看的。当然，其中也会有很马虎的。这不要紧，我们慢慢来。相信阿成会像从口袋里掏小银币一样，掏出一枚枚有趣儿的故事。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做好你的工作，我在自己的桌子上写好我的小说。我们分别驾驭着自己的马车，从日出赶到日落。
对话阿成：小说是一种智慧
张赟 阿成
张赟（以下简称张）：您是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老作家，同时还是《小说林》、《诗林》杂志的主编，作家和主编，哪种角色您更喜欢呢？
阿成（以下简称成）：这个问题实际上让我很难回答，严肃地讲，哪种角色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做一个自由人。我不知道怎么理解自己，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确的，只要在陌生人当中，在公众场合当中，换句话说，在非文坛的环境里，我从来不暴露自己的作家、编辑和主编的身份。那样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其实这没什么不光彩的，但是，我却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现象，有时候与某某作家同行，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对方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谈论文学时让我无地自容。为什么呢？我无法解释。总之，我不希望陌生人知道我是一个作家或者编辑。但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心理，到今天我也搞不清。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无法克服这种心理。
阿成（4）
张：我想我非常理解您，因为我自己也从来不愿在陌生的场合暴露自己的身份，甚至被问到时，还会有意隐瞒，好像怕丢人的感觉，尽管我只是个学生而已。那么您对自己这辈子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有什么感受？写作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除了您常开玩笑说的散碎银子，乐趣、遗憾应该都有吧？写作给您带来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成：开始我没选择作家这一职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目的的人，是偶然的一篇日记被朋友看好，送到编辑部，然后就发表了，那是1979年，是使用“阿成”这个名字发表的。从1979年开始写作，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了，这几十年的光阴全泡在写作里，我认为未见得是一件好得不得了的事。因为，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生活得也很好。我必须强调的是，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不如带来的痛苦多。因为写作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它需要用心来写，它的难度太大了。写作的道路就像在你面前不断展开的飞毯一样，你永远走不到它的尽头。我斗胆说一句，我看过许多作家的作品，包括被叫好的作品。令人迷惑的是，好的标准已经被瓦解掉了，其实那个标准是很明确的，就是能够感动大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欣赏。我在这个层面上，始终保持极为清醒的头脑。这种天然的状态，让我保持了冷静和努力的空间。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写一篇好小说，仅此而已。
张：在现在这种所谓的“媒体时代”里，您有这样的心态是让人敬佩的，这也是一个纯粹的作家的心态。就像您的笔记体小说，有一种超越尘嚣超越功利的感觉。说到笔记体小说，我想到你说过的一段话：“笔记小说，是一种文士风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手段。这完全不同于那种亢奋地打扮与装修式的小说，似乎也不大煽情与矫情，或者很政治地浪出一些满不在乎的俏皮话，笔记小说骨子里的凌厉与尖刻是陈酿出来的，它的那股滋润新鲜劲儿，在于自信和平易上。这样的文体，能保鲜到头到21世纪。”您曾经写过很多优秀的笔记体小说，比如《沉塘》、《甲子》、《年关六赋》，等等，但您现在的作品似乎变化很大，您为什么不再写那种有“清癯”之感的笔记体小说了呢？对曾经写过的笔记体小说有过什么样的反思吗？
成：我过去对笔记体小说有过那样的认识是不错的。笔记体小说是一种生存的滋味，用笔记体把它写出来，实际上就是用一种聊天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其实，笔记体小说表达的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尴尬、脆弱和淡淡的哀愁。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在写作上有什么变化，我就是这么一路写下来的，一直写到今天。有人说这其中有些变化，我很吃惊，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东西，小时候的模样和少年时的模样，包括老年时的模样应该是不同的，但骨子里还是我。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到老。你会发现，我的小说精神是一样的，可能在选材上有所不同，但那是感受的不同，是社会的原因。写作到了一定的程序，再去人为地追求什么变化，是可笑的。一切顺其自然最好。有的人，写写就没什么可写的了，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越写越明白，文思如涌，这也是一种自然。有人经过重大的挫折，便会在小说中表达出更深的人生认识，这也很自然。也许你注意到，我没有引用过外国作家和评论家的话，这也是我的风格，同时这也是一种自然。现在是什么样，就让它自然地发展下去。如果就我个人的态度来说，我还是欣赏我今天的东西。因为毕竟写得比较自由了。自由是通过锻炼、思索、研究，用时间陈酿出来的，其实话说得越“白”越难啊。这样的“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一上来就“白”，那是一种苍白，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我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内行人就更不用说了。
阿成（5）
张：所以说我察觉的变化就是您说的自然的过程，就是您的作品越到后期越自然、圆润和流畅，也就是老练吧。
成：我的确曾在写小说上比较雕琢，其实我是有意而为的。那时我希望我的小说更加符合传统的文化精神和韵味。我在坚持一种东西，或者在坚持弘扬一种古典的美。但是，这只能是练笔阶段，它的下一步应当是更自由、更洒脱的文字，而且是更加没有雕琢感、更加自由奔放的文字。我必须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前期的雕琢，也就没有后期的自由与奔放。
张：听说您是汪曾祺的学生，给我们讲一讲这段师徒之缘是怎样结成的好吗？汪曾祺先生对您的影响还存在吗？
成：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我是汪曾祺的学生。
张：哦，是听您说的，因为看到您在某个随笔里提到“汪曾祺老师”，再加上您的早期作品和汪曾祺先生很像，好像我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
成：其实，我并不是汪曾祺的学生，汪曾祺也从没收过我这个学生。他只是给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年关六赋》写过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在作家出版社拟出一本《年关六赋》的小说集，我的责任编辑杨德华可能觉得我的小说风格让汪曾祺作序比较合适，他就找了汪曾祺。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也看到了这篇序言。正如你在他的序里看到的，汪曾祺说，我很愿意给阿成的小说集写序。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作家，我很喜欢他的文风，并深受他的影响。我觉得这种文风和影响与我的生活有关，就是说，那种谈得来的东西更多一些。后来，我到汪曾祺的家去过几次，其实也没聊什么，好像两个人都不怎么善谈。他送给我两幅画，我至今还保存着。汪曾祺先生已经过世了，我发了一个比较长的唁电，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我的影响到今天仍存在着。其实，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影响。作为笔记体小说，能写到汪曾祺先生这种水平的，在当代中国文学当中汪曾祺是唯一的一个。
张：除了汪曾祺先生，您欣赏的作家还有哪些？除了您前面提到的要“能够感动大多数人”，您认为好的小说还应该有什么品质，您自己的作品中哪几篇最好地体现了您的用意？
成：我看书有一个毛病，就是记不住作者，只能记得优秀的篇章和细节。所以，要我具体指出我喜欢哪个作家是困难的。我不可能喜欢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只是喜欢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个细节。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相当智慧的作家，一个是索尔？贝娄，一个是辛格。当然，还有一些前苏联的作家。这里我不想一一地列举。如果列举多了，好像我光读书不写作了，如果列举少了，会以为我光写作不读书了。所谓好的小说的基本品质有两点，一个是真情实感，一个是超人的机智与幽默。我觉得我的大多数作品都在追求这一点，而且这一特征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的一些短篇上。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找出读一读，我就不单独列举了。很多人是在读了我的小说集以后才对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张：我觉得在当代文坛上，您是个不追求时尚的作家，您看什么流行的先锋文学、打工文学、新写实文学、新潮文学、都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