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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蔑演成闹剧（2）
我忽然想到，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部了然，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甚至言与行相违反。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
……我是在要求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无论是对《长短录》本身的文字、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际遇、耳闻、目睹、身受的一切，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因此我把这篇“感言”，题名为：《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
唐同志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道德》一文的开始，说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有人告诉我，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过了几天，他的女儿沈宁来访，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我的身体不好，暂时可以不必去。沈宁同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且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戴不上的。人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人民喜怒哀乐的关怀。至于对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者们虽然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今天读来，仍能深切地感到作者们期望切实改正我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心意。说长道短，本来就应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即便是议论了、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只要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参考和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为什么不可以呢？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时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之短”，指出来“道”一“道”，针砭一下，引起重视和警惕，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正，不是更加应该吗？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满足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那不就是严重的失职吗？
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今天再回首四十年前，如梦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五位作者，吴晗和孟超两位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吴晗同志更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另三位，也是历经劫难之后，近十年中先后远去。他们都曾为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呕心沥血，作出杰出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文化战士的楷模，《长短录》只是他们丰功伟绩中极小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我怀着对五位逝去前辈缅怀之忱，尽力向今天的读者还《长短录》的本来面目。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1）
一
远在全国解放以前，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就听说过“南北二乔木”两位党内“大才子”的盛名。“南乔木”——乔冠华，1946年随周恩来同志在中共谈判代表团工作时，我曾经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馆”的记者招待会上，在陶行知先生猝然病逝的追悼仪式上，领略过他的丰采，其后又在香港出版的进步刊物上读过他署名“乔木”的文章。但是“北乔木”——胡乔木，则是全国解放初期我奉调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才有幸结识。虽然在那以前，早已学习过他的权威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在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聆听过他所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长篇报告了。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胡乔木同志受党中央委托，主管《人民日报》工作。1953年初我刚从上海调到报社，就从老编辑言谈话语中感到他在报社有很高的威信，一说起“乔木同志”，都有点奉若神明。老编辑们经常介绍乔木领导报纸工作的许多轶事。他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社论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1951年6月，他曾起草过一篇《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为语言文字问题发表社论，在《人民日报》以至整个中国新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而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他曾到报社向全体人员作过《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党报而斗争》的报告，我虽没有赶上听报告，但不免战战兢兢，唯恐工作稍有不慎，在报纸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
大约1954年上半年，有一个时期，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指派一名编辑每天上午十时到他那里去介绍有关当天报纸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回来在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每人轮值两周，每天约一个小时。我是接王若水的班担负这一任务的。第一天去时，若水带我乘坐报社派的悬有特别通行证的专车，驶进中南海西门，直到乔木住所门前，穿过回廊，走入他的办公室。我有点忐忑不安。他让我们坐下，倒了两杯茶。若水介绍我的姓名，介绍是文艺部的。乔木问起我的籍贯，我说是江苏淮安。他随即说：“哦，你们那里九中（原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在苏北很出名，你是九中学生吗？”我连忙回答全家1934年就离开淮安，我才十岁，没有来得及上九中。他又问我的经历，在哪里入的党，从何处调到报社来的。他的盐城口音同我们淮安话差不多。我一一回答，虽然仍有点拘谨，紧张的心情却渐渐消除。
每天去乔木处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听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由于我在文艺部，对报纸其他版面的稿件情况（比如经济宣传、国际宣传）并不了解，无从向他汇报。例如有一天他问起一篇经济评论是否经过有关部门看过，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我嗫嚅地回答不出来，顿时感到窘迫愧疚。乔木并未批评我这个“联络员”的失职，只是温和地一笑。接着就说：“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应该听，特别是事实部分。但是也不一定事事照办。报纸是中央的报纸，不能办成各部的公共汽车。”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意见，我当天下午在编前会上一字不漏地传达了。有一两天他对报纸的意见不多，就闲谈几句。他知道我在上海生活较久，就问起上海在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些旧事，问苏州河水是否比过去清净些了，问“跑狗场”（逸园，现文化广场）现在派什么用处，问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的现状，我的简略回答未必会使他满意，但我实在佩服他的记忆力，二三十年前的人、事和地名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二
1956年上半年，经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由原来基本上按苏联《真理报》模式的四个版（后扩充为六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报纸传统的八个版。乔木显露出办报行家的才能，几乎领导了改版的全部筹备工作。他原先就常到报社来，那一时期更加频繁，几乎每星期要来一两次。有一天他对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说，要同文艺部编辑们讨论副刊问题。过去他来报社，大都是找邓拓等领导同志谈话，或者参加编委会的会议，偶尔也找理论部或文艺部负责人到他那里去。到文艺部办公室同全体编辑人员讨论工作，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那天，乔木坐在我们大办公室唯一的旧长沙发上，林淡秋、袁水拍两位左右陪着。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对着他们三位。他一走进办公室，可能感到气氛过分严肃，就先同大家一一握手，说今天只是同大家见见面，想就副刊怎么办的问题随便交换些意见。然后询问文艺部三个负责人过去编过什么副刊。林淡秋编过《时代日报》的《新文艺》，袁水拍编过《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我则短时期编过《联合晚报》的《夕拾》，虽然都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或是进步人士创办的报纸，但都是解放前的事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副刊怎么编，谁也没有经验。乔木对过去的副刊并未作任何评价，显然，我们这些简单的经历，他可能也了解，所以问一问，只是为了冲淡紧张气氛罢了。
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各人的记录详略不一。我一面用心静听，一面又随时准备回答询问，不便只顾低头作笔记，所以结果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文字记录。那天，乔木前后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娓娓道来，轻声细语，如同话家常，但是给大家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的主要意见就是：副刊同整个报纸一样，要宣传党的政策精神，尤其要作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对学术问题和文艺理论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乃至争论，不要有一样的声音；提倡文责自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代表报纸，更不是代表党中央；副刊稿件的面尽可能地宽广，路子不能太狭仄，要包罗万象；作者队伍尽可能地广泛，去请各方面的人为副刊撰稿；《人民日报》副刊在这方面具有比其他报纸有利的条件，你们要充分利用……等等。他这一番话，为我们的副刊工作定下了基调，帮助编辑人员打开思路，解除了前几年强调学习《真理报》经验所带来的种种条条框框。后来在很长时期内都成为报社副刊编辑工作的指针。
根据乔木谈话精神，我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又经他几次修改补充定稿，在改版第一天（1956年7月1日）的八版刊登。其中第一条“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就是乔木改定的，他特别加上“有文学色彩”五个字。他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一般情况下都放在头一条位置，还特别提出要批评社会上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弊病。第二条列了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这里他又加“有文学色彩”字样）。在这些之后，他又增加一条“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除了适宜于连载的少数作品以外，一般稿件的篇幅希望在一千字左右。”他是素来主张报纸的文章要“短些，再短些”的。短短一则稿约，勾画了以后多年副刊的基本蓝图。不仅《人民日报》副刊，就是其后陆续创办的许多省市报纸副刊，也都是大体相同的路子。比如一般都将杂文或随笔加花边放在头条位置，这个格局至今未变。
胡乔木和《人民日报》副刊（2）
三
乔木对报纸副刊似乎有特殊的感情和兴趣。他对副刊的关注，比起那些原则、方针、精神等等抽象的东西，更多的却是作者队伍和稿件，那是实实在在的。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如果不能具体体现在每一位作者的身上和每一篇稿件上，一切正确的原则和政策岂非都流于空话？
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名单，要我们详细开列出来，弄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决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简单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投向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的人。
比如他提到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等几位的名字，当时我们都很生疏。他们都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部门工作。乔木却是了解的，他说这几位在战争年代都是写文章的好手，只是解放后转到新的工作岗位，担任了领导，因而写得少了，但他们有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感受，一定能写出好的杂文。还有一位曾彦修，当时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同我们文艺部也不曾打过交道。乔木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这几位同志，毕竟因为工作担子较重，写的文章不多，但仍然为副刊增色。曾彦修用“严秀”笔名写得较多，是一位杰出的杂文家，不过他1957年遭逢厄运，几篇杂文也成了“罪证”。
又如沈从文，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从文坛隐没，在京华冠盖中默默无闻。乔木一再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散文。沈先生应邀写了一篇《天安门前》，虽然不大像《边城》的风格，但“沈从文”这名字在《人民日报》出现，却引起热烈的回响。乔木还说起张恨水，问我们是否知道他的近况。我们虽然听说张先生仍住在京城，也知道他是写副刊文章的老手，但是脑子里总有“鸳鸯蝴蝶派”那个旧观念的影子，自然也没有考虑去约稿。乔木却一再提到这位老报人、老作家。
他还提到了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有些名字我们就更加陌生，其中有徐凌霄、徐一士两位。乔木抗日战争前曾在北京求学和工作，可能从当时报纸副刊上对这两位兄弟文人有印象，而我却只在东安市场旧书肆中见过《一士谈荟》等旧籍，作者似乎是民国初年人物，十分久远了。我们按照乔木意思，辗转探寻这两位老人下落，终无结果，乔木对此总有点憾然。
他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终，当了文化汉奸，文章却是写得好的，早已刑满出狱，住在北京，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我们奉命到八道湾造访，知堂老人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说到有些艳丽花草（如夹竹桃）却是有毒的，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反右”风暴一起，从此在报上销声匿迹。检查副刊时，都知道周作人这位作者是乔木指名去约稿的，总算没有给我 “为毒草大开绿灯”的罪名下加一个铁证。
这些作者的来稿，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读者是欢迎的。但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编辑的思想框框，明白了一条道理：贯彻“双百”方针，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而行动上却仍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头脑里还有意无意地设下一个个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又从何落实？
明白好像是明白些，做起来却也并不容易，积重难返，头脑里的条条框框仍然很多，也还有不少顾虑，私心杂念也好，习惯势力也好，总之是“足将进而趑趄”，气候变化时，又会反复，教训也不少，那都是后话了。
四
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有时做得比分工主管副刊的副总编辑要细致具体得多。他不单是帮助出题目、找作者，也亲自看稿件，特别是杂文。他素来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抓副刊工作首先要抓杂文。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只是画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亲自动手，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他从来都用钢笔书写，不用毛笔，也不用圆珠笔和铅笔，字迹清秀，令人赏心悦目。
我手边还保留着这样一份改样：1956年7月报纸改版初期，副刊上刊登了李长路写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原题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改动得更多，如原文首段是：
从古以来，“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话成了衡量领导人物的气魄的标尺之一。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肚里能撑船”，就是要有胆量、有气魄，所谓“宽宏大量”、“礼贤下士”、“虚己以待物”、“有容人之量”等等，都是这个意思。然而宰相在一国之中，并无几个，所以这标准也就逐渐推及到衡量一般人了。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我们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我们也还是要提倡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这段文字，意思并无差错，但可能有阐述不够清楚、议论有点空泛的毛病，不免会使人产生什么联想和误解。乔木的改文是：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
那时候，“影射”或“恶毒攻击”这一类的政治帽子，还不像后来几年那样风行，所以文中虽然一再说到“宰相肚皮”云云，并不曾成为问题，引起某些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