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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矩，凡社论大都要早几天送到中央有关部门或者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处审阅定稿，才能发表。而这篇千字小文，是按短评形式写的，题目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像个杂文题，怎能作社论发呢？我只好迟疑地说，回去同总编辑商量一下看。
姚溱在那边饭桌上忍不住插嘴：“！你们也可以打破一下框框嘛！”
夏公送我到客厅门口，又叮嘱一句：“你跟邓拓说一说，最好发社论，影响大些。总理对它评价很高的。”
他最后这句话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一回到报社，立即给总编辑邓拓去电话，转达夏公建议。邓拓一锤定音：“可以。”他还要我马上同新华社联系，将他们所摘周总理的那段讲话要来，引到文章里。
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榜样。
周恩来同志非常熟悉文艺。他对文艺事业和文艺工作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细致的支持，有如春天的雨露，点点滴滴都铭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许是由于从抗日战争时期起多年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得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从夏公身上就常常使人感受到那位伟人的风格。即如《十五贯》的这篇社论，经过他的修改，下边的段落中就体现了他的细心和关切：
“浙江省昆苏剧团轰动上海、轰动北京，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不仅给了现代的过于执们一个响亮的回答，也向这几年的戏曲改革工作，向领导戏曲改革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少的花被冷落了，没有能灿烂地开放？在扶植和发展了不少地方剧种的时候，是不是同时也压抑和埋没了另一些地方剧种？”“据说全国的地方剧种和艺人至今还没有完全、精确的统计和调查，这中间，蕴藏着多少艺术珍宝，亟待我们去发掘啊！那么，那些对于我们还很生疏的剧种的命运，也就十分令人牵挂了。希望每一个还没有受到重视的剧种，今后不再要到来北京演上一出戏以后，才能‘救活’。”
《人民日报》为了一出戏发社论的事，在过去不曾有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另一种性质的社论，自当别论），在那以后也不见。此论一出，社内社外都不免有耳目一新的反应，见报当天下午，胡乔木到报社来，恰好碰上每日例行的编前会，他也如平时一样顺便参加。值班副总编辑有点惴惴不安地问：“今天那篇《十五贯》的社论你看了吗？行不行？”接着就略加解释：“昨天正好手头没有别的社论了。”言外之意，是不得已才用它顶社论发的。我又赶紧补充一句：“是夏衍同志看过的。”乔木只点点头：“行啊，怎么不行？”我们才算放下心。
五、“做厨子不易”
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扩大版面，增加报道内容，并且在第八版上恢复副刊，副刊没有刊名，人们就称之为“八版”。我奉命担任八版主编。虽然我在上海解放前曾经在地下党领导的《联合晚报》编过几个月的副刊《夕拾》，又因中学时代就开始向上海的报纸副刊投稿，对报纸副刊似乎尚不陌生。但是彼一时此一时也，要编《人民日报》副刊，不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幸而得到许多老中青作家的支持，出谋划策，提供稿件；当时受党中央委托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两次来文艺部作具体的指导，出了不少主意；加上文艺部的主要负责人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位又都编过副刊，有他们坐镇把关，我也就不太怯场了。
我去请教夏公这位办报纸编副刊的前辈。他第一句话就是：“现在的副刊也好办也不好办。”这句话的内涵，我能理解。我渴望他能耳提面命的是究竟怎样才能办好。他笑笑说：
“以前我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编者的话，叫《做厨子不易》，我看现在更不易。”
《做厨子不易》是夏衍一篇短文的题目，发表在1947年11月14日的香港《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用编者名义，谈的却是编副刊的甘苦。我回来赶紧找到那篇短文，细细读了一遍。
早有人说，编刊物像做厨子，每天一桌菜，要得到一家老小大家满意才好，而现在，我这个厨子的服务对象是一个“大杂院”呢！像“节约餐”一样的已经有一种限制，而读者从名流学者到工农大众，各有水准与嗜好之不同。譬如这次的读者来信中，有人说：“多登一些文艺作品”，有人说：“文绉绉酸溜溜”的玩艺儿愈少愈好，有人说：“我们要刺激”加大葱辣椒，但也有人相反地说：“最好轻松一点，不要剑拔弩张”。这些，编者认为还是一个可克服的技术问题，把这些不同的要求记在心头，在配菜上特别留意到每一个读者的嗜好，求出一个大多数人的共同性来，这难题是勉强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其实，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还不止于技术，而应该是还有一个心术的问题，不偷工减料，不懒得出去采访，而随便买些烂鱼臭肉乃至有毒的东西来伤害主人的健康，这不是为一个厨子的天职么？
短短二三百字，用极其通俗浅显的比喻，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我体会它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厨子，重要的不止是做菜的技术，做什么样和多少种的菜让吃的人满意，而在于他的“心术”，即如何为主人服务的良心和道德。作为一个副刊编辑，重要的不止是稿件取舍、版面编排，而是如何为读者服务得好的思想、精神和责任感——每个编辑人员的“心术”。
《华商报》是中共港澳工委当年在香港办的报纸，当然要反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但它是以民营面目出现的，对象又是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明确提出将“为读者服务”放在编辑工作的首要地位，而且将读者看作厨子的主人（而不是顾客），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非同一般的。
果然应了夏公那句话：做厨子不易，现在更不易。《人民日报》毕竟不是《华商报》，解放后的中国大陆更不是1947年的香港，夏公当然心如明镜，只是没有细说。我是从多年的磕磕碰碰、摔跤呛水中逐渐明白，而且至今也未必说得清楚。其中甘苦，说来话长，此处就不必多费口舌了。
我和副刊编辑们企求于夏公的，自然不止于“厨子”论，更渴望读到他的杂文。我知道，希望他仍然能如解放前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在上海《世界晨报》那样每天来一二百字的“司马牛”、《蚯蚓眼》，或者如后来在香港时那样每周每半月来一篇《蜗楼随笔》、《茶亭杂话》，那是奢想。夏公作为文化部副部长（一度还任党组副书记），又兼任许多文化艺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公务繁忙，琐事缠身，不可能每天抽出写文章的时间。但是，他若能不时地给点杂文，我们就很满足了。因为夏公不止一次说过，副刊最重要的是杂文，杂文是副刊的灵魂。我也是按他的指点编副刊的。夏公没有让我们久等。8月初，就寄来他给《人民日报》的第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署名任晦。
文章针对解放后许多企业、商店、学校纷纷改掉原来名称以排号代替的现象，提出批评。他从北京的一○一中学说起，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名得到保留，但知识分子心中有相当浓厚印象的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这些名称早已不见，许多老百姓熟悉的老铺老店也已改为第七门市部、第八供应站了。接着又说到“这种风气也流行到了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文艺界”，“我们的文艺杂志、文艺团体似乎有了一套正名规律，不是‘人民’，就是‘中国’”，最彻底、也最有讽刺性的是漫画杂志。在外国，这一类杂志有的叫《鳄鱼》，有的叫《箭》，有的叫《牧鹅少年马季》，而我们中国，就直截了当地叫做《漫画》。正像一个人的名片上只印着一个字：人。文章如此议论下去，最后就引出了这样一个神来之笔的结尾：
我设想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十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副食品商店第七门市部经理。
此文一发，反应热烈。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我们听到的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某些习惯于一切都统一按军师团营连排班编制排号定名的人，自然要大为反感，斥之为“奇谈怪论”。幸而那时正是“双百”方针刚刚宣布不久，随意“上纲上线”的歪风尚未兴起，否则，也会出现追查动机、目为影射之类的“商榷”文章的。证之于后来大动乱年代又一次兴起改名为“红旗”、“永革”、“卫东”、“卫青”的狂潮，以及近一二年来又纷纷恢复老字号、老名称的热风，再回头看看这篇四十多年前的杂文，可以看到：夏公说的其实是一条非常朴素的真理。
夏公知道“厨子”的主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口味，需要为他们调配各种不同的菜肴。同时，他也最擅于利用副刊这块园地发表些在其他场合（例如会议）不便或不适合发表的意见。《“废名论”存疑》引起波澜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却写了其他方面的文章。1957年初，他用“子布”的笔名，连续写了三篇关于电影的杂感，对当时电影事业遇到的困难，提了中肯的意见和尖锐的批评。6月间，“反右派”的风暴倏然兴起。一时间电闪雷鸣，刀光剑影，他又应副刊之请写了两三篇杂文，形势使然，未必是他的本意。大势所趋，难以有什么作为。那一时期，副刊用大量篇幅连续发表了许多“反右”稿件，也是在雷霆万钧的严峻气氛中不得不发的，根本谈不上“主人”（读者）口味的需要，也不是“厨子”的技术和心术所能决定。
做“厨子”确实不易！
六“幸存者的责任”
十年浩劫，夏公同许多老同志一样，惨遭磨难，目损肢残，那批阴谋家野心家对他们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尤其是江青那条毒蛇，对三十年代就知道她那些见不得人的底细的老文化人，有刻骨镂心的仇恨，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夏公被囚达九年之久，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幸有毛泽东主席“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的批示，才得从秦城监狱释放回家。
我听到他回家的确讯，已是在四凶被翦除之后。尽管那时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所谓的“结论”上还留着尾巴，但他一见到我，仍然像过去一样关心报纸的工作。他反复地说到两件事，建议报纸注意：一是要澄清所谓“文艺黑线”问题，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界大是大非搞清楚。二是要纪念那些被林、江一伙迫害摧残致死的文艺家，清除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替他们恢复名誉，他说这是我们这些幸存者的责任。在谈到这两件大事的时候，他神情肃穆，语调凝重，却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灾难。他这两条建议，对动乱初定后的报纸文艺宣传，实在具有拨乱反正、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作用。
他身体力行，开始写一批怀念和悼念文章。最早寄来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八十周年的《巨星永放光芒》（1978年3月2日《人民日报》），后陆续寄来《忆阿英同志》、《知公此去无遗恨——痛悼郭沫若同志》。又在《人民戏剧》杂志上发表《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念应云卫同志》（1978年11月19日）和《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1979年5月27日）。还有回忆广东作家黄谷柳的《忆谷柳》（《花城》1979年第1期）、《悼念田汉同志》（《收获》1979年第4期）、《悼金山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7月）、《哭承志同志》（《人民日报》1983年6月）、《之的不朽》（《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忆健吾》（《李健吾文集》序）、《韬奋永生》（《新闻记者》1984年第7期）、《忆达夫》（《人民日报》1985年9月）、《纪念章泯同志》（《电影艺术》1985年第11期）、《忆夏尊先生》（《浙江日报》1986年6月11日）、《悼秦似》（《羊城晚报》1987年7月）、《纪念郑正秋先生》（《文汇电影时报》1989年2月4日）、《长江的道路》（《新闻研究资料》1989年第2期）、《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岁诞辰》（《人民日报》1989年5月）、《怀念袁牧之同志》（《人民日报》1989年11月）等等多篇。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悼念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更关注一些长期被冷落、已经鲜为人知而实际上对革命、对人民有特殊贡献的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过他的《一个被遗忘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和《回忆杨贤江同志》。还刊登过他一篇短文，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受潘汉年同志的嘱咐，去联系隐居当时上海法租界里的一位秘密共产党员杨度。人们都知道杨度是当年袁世凯的“智囊”人物，“筹安会”要员，有名的保皇派，若无夏公此文，谁能想到他后来思想转变得那么大，竟成了中国无产阶段先锋队的一员战士！1982年11月的一天，夏公从北京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他病房，告诉我中央已决定为蒙冤三十年的潘汉年同志平反，陈云同志要他写一篇文章。两天后他在病房中完全凭记忆写成，在我送去的校样上改定后，又告我经过考虑，此文先不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可能是“潘案”关系太大，受冤太深，公开发表可能影响不好，就先由其他报纸发表。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猜测，真情如何，至今也不清楚。
七、报纸的小事不能马虎
夏公对办报编报有很深的感情，他常喜欢自称“白头记者”，因此对报纸编辑、排版、字号、稿费直到送报时间这类小事，都备加关注，常常提醒我们不要马马虎虎。这几封书简可以窥见一斑。
1979年1月12日来信：
袁鹰同志：
一件小事麻烦您。我们这里的邮局“改革”了投递制度，换了投递员，每天的报纸要到十二点乃至一点才到，这就打乱了我的生活秩序，而且常常漏送一份或两份，向邮局提意见也毫无效果。由于此，有几天《人民日报》都没有看到，邮局也不让补，因此，我拜托你给我补一份今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及八版上发表的流沙河的诗《不再怕》。拜恳。
关于邮递这样慢的问题，看来只能向市长求援了，您们报社能否派记者调查一下实际情况，替读者呼吁一下？
问好。
夏衍一月十二日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们除了给夏公补寄他要的报纸和发表流沙河诗的副刊以外，其他实在无能为力。转给邮电部门或者“向市长求援”，怕也一时不易解决。出报时间迟和漏送等等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发行体制这类根本性问题。夏公不止一次回忆起抗战前在上海、抗战中在桂林、重庆以及解放前在香港时，清早起床就能看到报纸，上街就能买到报纸，言下不胜今昔之感慨。
1981年7月17日信上说：
袁鹰同志：
小样已粗粗看了一遍，小五号字还是可以看，不过中间没有空格，排得挤，都是对老年人的惩罚。为此，付印前，还请你们再校对一次，拜托。
知名不具七月十七日
这几句话，是写在一份小样上的。夏公为报纸写了一篇文艺评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两年半中即在各种国际比赛中夺得了五百九十八枚金牌的可喜成就，讲到文艺方面，尤其是电影方面的不足。引了胡耀邦同志在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中强调学习重要性的一段话以后，说：“他讲的是大道理，是全局性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话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来说，是真挚的要求，也可以说是严肃的警告。”夏公认为，“在电影界，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每天读一点书，学一点哲学、学一点经济、学一点科学，乃至学一点本行业务的风气，是相当稀薄的”。最后，他又批评了那些思想僵化、不动脑筋、死抱住极“左”思想不放的干部，认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在于解放思想，加紧学习。文章旗帜鲜明地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了提高文艺作品艺术质量的关键所在。由于针对性强，笔锋犀利，夏公署了个过去少用的假名“王一诚”，嘱我们也代他保密，故信末写“知名不具”。
1983年的一封信上说：
袁鹰同志：
此文是足下代笔，故稿费奉上，乞捡收。因汇票用的是我的名字，故请沈宁取出后，再奉上。
夏二十
夏公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如果不是因病卧床而又急需交稿，他极少要人“代笔”，更从无时下常见的要秘书或别人写稿自己在会上照本宣科或署名发表之事。他说的“此文”，我想来想去，才想起可能是1983年《报告文学》创刊时，先由《人民日报》社主管，负责人田流、程光锐、朱宝蓁委托我约请夏公这位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开山大师写一篇谈报告文学的文章。夏公欣然同意，认为进入历史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大有崛起之势，前程似锦。但他当时实在太忙，身体也不好，无法写成一篇文章，就约我谈了一次话，讲讲他对发展报告文学的意见，对当时某些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得失的评价。我根据他的谈话，再补充他以前发表过的相关内容，整理成一篇《关于报告文学的一封信》，请他过目后，在《报告文学》第四期上发表。立意和内容都是夏公本人的，我只不过是“代笔”记录整理而已。夏公仁厚对人，即从稿酬这类小事上也可见一斑。
关于稿费，1985年5月11日还有一封：
袁鹰同志：
最近，新闻研究所要出一本我在新华日报写的司马牛等文章，同时附了华商报《灯塔》上的近五十篇短文。这些短文都是顾家熙同志给我亲自抄下来的。此书出后，理应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