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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性现场见证，引起了好一阵轰动。回过头重读章玉安老师这首诗，不禁感慨系之。章老师在绍兴，1957年大约不会知道“毛罗对话”这件事，不知现在可听到关于“假如鲁迅还活着”的有关议论？但他的诗与“毛罗对话”有一个共同点，即“假如鲁迅还活着”，可能会锒铛入狱。章玉安老师在1980年写“也许——才刚刚从狱中放出”，当然指“文化大革命”中鲁迅很可能被林彪、江青之流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才刚刚被放出了，而早在十多年前的1957年，毛泽东就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老先生的疑问：“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据黄宗英文）此处所说“被关在牢里”，显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牢（鲁迅一生从未被关过），而是共产党执政以后的牢了。无怪此言一出，全场震愕，面面相觑，默然无语，而且以后几十年，再无人提及一字。1980年章诗引起的麻烦，并不在“刚刚出狱”四字，而是别的可能引起的联想。若是章老师还有兴趣，到2006年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时，还能再写一首纪念的诗吗？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1）
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引起热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注意。一般说，群众团体的一次大会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本是正常的例行议程，不足为奇。但是报上公布“作协”此次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有这样一句：“按得票多少为序”，第一位是年高德劭、众望所归的巴金先生，在六百多张有效票中名列第一。以后便按得票数依次为刘宾雁、张光年（二人票数相同）、王蒙、邓友梅、秦兆阳、秦牧、艾青、李、张洁、陆文夫、韦君宜、邵燕祥、高晓声、唐达成、冯牧、杨沫、公刘、林斤澜、沙汀、张贤亮、茹志鹃、徐迟、戈宝权、白桦、李存葆、从维熙、冯至、吴祖光、陈荒煤……等二百三十五位，还给台湾和港、澳地区各保留三名。我作为一名代表和报社文艺部工作人员参加大会，拿到大会秘书处发来的由清华大学计算机中心统计结果的名单后，去问负责大会工作的作协党组负责人张光年、唐达成等同志，是否可以在报上按计算结果公布理事会名单，他们都表示同意，要我与报社领导商量，我即打电话给社长秦川，他回答得很干脆：当然可以。于是我同文艺部一起去采访大会的吴培华、卢祖品、蒋荫安三位仔细核对一遍名单，请他们带回报社交给夜班，第二天连同闭幕消息、闭幕词和顾问名单一起见报。
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理事会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地公布选举结果了。我在会场上、走廊上和饭厅里遇到不少熟识的代表，都喜笑颜开地称赞报纸做得对。广东来的老作家陈残云对我说：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却有突破陈规的意义，更重要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学界大多数人的民心民意。上海老诗人辛笛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当然，这种方式也有不够完全、不够准确之处，比如学者教授、兄弟民族和边远地区作家，以及文学组织工作者，“知名度”可能不及一些小说作者那样广泛，因而得票数相对比较少些，但是毕竟体现一点民主的空气。我对文学界朋友发自内心的欢欣鼓舞之情，深有同感。
从1979年11月同时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界第四次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时光在新时期的浪潮激荡中匆匆过去了五年。这五年中，中国作家们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洪流带来不断涌现的新气象而大开眼界，深受鼓舞，豪情满怀地挥笔反映、讴歌祖国的巨大变化，优秀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杂文随笔作品大量出世，受到千万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构成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的繁荣景象。然而，与此同时，文坛上空也经历着一次次“晴转多云”、“多云转晴”以及冻雨寒潮的剧变，“左”毒未除，棍棒飞舞，作家们也都有过“下笔如有绳”的惶惑，有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恐。幸而党中央坚持采取正确的方针，关注文艺界，安定人心，及时纠正某些过头的口号，制止某些错误的措施。胡耀邦同志一再明确地宣布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受到了多年来经常成为惊弓之鸟的作家们的衷心拥护。
“作协”的这次代表大会，正是在广大会员期盼进一步摒弃“左”的桎梏，解放思想，进一步倡导创作自由，真正贯彻“双百”方针的气氛中举行的。开幕会上，党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胡启立、薄一波、乔石、谷牧和民主党派、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负责人都出席了大会。胡启立代表中央书记处致贺词，充分肯定五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有了空前的发展，“对于帮助人们深刻认识我们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鼓舞人们开拓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光辉前途，丰富人们绚丽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们的作家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会场上一再引起雷鸣般掌声的还有这样几段话：
我们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总的来说是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巨大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但是，党对文艺的领导，确实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的是：第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存在着“左”的偏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这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包括党员之间，党员和非党员之间，地区之间，相互关系不够正常，过分敏感，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我们认为，必须改善和加强党对文学事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能够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的形势。
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的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象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对于创作自由来说，党和国家要提供必要的条件，创设必要的环境和气氛。同时，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整个创作活动，要同党和国家所提供的这种自由环境相合拍。为此就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认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认识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遗毒。这样才能使自己真正进入自由创作的境地。我们相信，我们的作家会珍惜和正确运用这种自由，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进行文艺评论必须采取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无限上纲”，不要戴政治帽子，允许反批评。现在我们的文艺评论还很不发达。文艺评论是为了提高人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作家的文学素养，从而促进整个文艺事业的繁荣。文艺战线的同志应当共同努力，使之逐步发达起来。同创作应当是自由的一样，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评论自由是创作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科学的、说理的、高水平的评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见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
“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2）
正是在这样洋溢着民主自由和团结和谐的热烈气氛中，大会顺利地进行到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新一届的理事会，以及由理事会选举新一届的主席团。为了历来最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团体，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大会以前，大家已经听到传闻：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由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总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见《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204页）。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下册605页）。而这个“人事安排小组”，早在同年2月已经拟就了“作协”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了（同上书）。中央领导人如此鲜明的态度，自然给代表们极大鼓舞，也给了代表们在候选人名单上行使正当选择权利的自由。
按理说，既是民主投票选举，即使等额的选举，只要不是走形式的“鼓掌通过”，而是让投票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画圈，就必定出现得票有多有少的结果，上自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党派中央委员会、各人民团体的领导机构，下至基层党支部、车间工会、学生会，概莫能外。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与否和当选人排列次序，本是最正常的事，属于最起码的民主常识，连小学生也懂得的。可怪就怪在这里，本是天经地义，人们反而觉得陌生；那些不正常的东西，久而久之，倒不觉其异，一旦还生活以本来面目，人们反而感到新鲜了。因为，多年以来，在选举问题上，还有一个同“按得票多少为序”相对立、并且一直施行的不成文法，叫做“按姓氏笔划为序”。
揆诸史实，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直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历来都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载入皇皇文献的。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五十六人名单，也是按得票多少排列，见之于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郑重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新中国成立前后成立的工会、青年团和妇联等群众团体，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成员，也无一不是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名单。在当时，人们也都习惯了，似乎谁也不曾想到还有别的什么方式。直到全国解放，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似乎从未听到有“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一说。
可是自从1954年9月28日报上公布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六十五人名单起，开始了按姓氏笔划排列。也可能由于那次是等额选举，而候选人又全都是全票。从此沿用至今，除中共“八大”那一次以外，几乎无一例外了。“文革”时期，公开见之于报刊的选举结果名单又有新的创造。如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见报时将毛泽东、林彪两个名字特殊地单列一行，用大一号的字体，下边才是“按姓氏笔划为序”。其实，那个时候，什么“为序”都一样。虽也照例投票，必定都是全票，倘若稍有差池，林彪、江青、康生及其御用鹰犬们立即就会定专案进行仔细追查的。在野心家擅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殆尽的年月，一切都谈不上。
然而，在政治清明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多次强调发扬民主、尊重法制的今天，在选举这件事上，为何仍然抱住“按姓氏笔划为序”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放呢？既是投票选举，无论差额或等额，得票必定有多有少，只能而且必须尊重投票人的意愿和投票的结果，任何人都无权改变排列次序。但我们有些会议主持者或有关领导机关，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权力，竟以为自己可以任意改变，而且也敢于这么做了。他们也许是被多年的旧习惯和旧观念束缚住了手脚，或者出于种种考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结果仍然回到老路上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确实是一种顽强的、可怕的势力。
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的理事会名单，报上“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本来是完全符合民主原则、因此也大得人心的事。过了两个多月，“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三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却又恢复为“按姓氏笔划为序”，不少人看了都很纳闷，猜不透这一改所为何来？既已在报上公布，名单未增未减，又何必耗费许多精力变换一下排列次序，多此一举？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加难上加难。
“作协”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不久的初春，我有机会去江南一行，过上海时，特地去问候巴金主席，同时向他转告大会上的盛况，简要地说，就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和指导下，自始至终充满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气氛。巴老也为大会的顺利召开而高兴，赞同许多作家称此次大会为“第二次春天”，期盼社会主义文学出现又一次丰收期。那一个时期，文坛上确实迎来一片明媚春光。只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又一次风云突变，寒气袭来，责难四次“作代会”的噪音四起，连同“按得票多少为序”公布理事会名单那么一件小事，也被人一再提及。作为当事人之一，我以为这件事并未做错，至今无悔。而且，自1987年起我已获准离职休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
笔名勾起的记忆
大半生与报纸杂志结缘。中学时代开始胡乱投稿，后来长时期编副刊，编刊物，前后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有的仅用过两三次，有的用得多些，大都随手拈来，没有太多含意。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君要编一本《我的笔名》，来信索稿。这是个好主意，肯定会编出很有趣味的书，也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痕迹。
先说“袁鹰”，大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祖父和父母不放心，何况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实际上不同意。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就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后来还派生出另两个名字，一是“高隼”，另一是“侯千里”（猿和猴是一家，苍鹰一飞千里）。在这之前两年，尚在初中时期，有一次向《学习》杂志投稿，请好友李延宁交给他的舅父蒋天佐先生，天佐先生是《学习》编者之一，大约出于鼓励，将那篇小文发表了。文章题目《我和文学》大而无当，其实不过是写些一个少年人如何对文学发生兴趣、读了些文学书籍罢了，署名“越人”，因为刚从沦陷的杭州避难到上海。那时期开始向《申报》副刊投稿，署名“裴苓”，现在已想不起何以会想出这两个并不怎么通用的字。
后来又常用“蓝羽”和“江水”两个笔名。大抵写散文用“蓝羽”，一来觉得这两个字比较美，二来刚学写何其芳、丽尼式的散文，“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滥竽充数”之意（“蓝羽”二字的谐音）。写诗时多用“江水”，是因为总爱古诗词中写到长江、黄河、湘江烟波浩淼透出的境界。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报刊蜂起，自己也开始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写得多而且杂，署名亦如是。编副刊时，曾用旧诗词形式作打油诗讽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和社会弊端，署名“白乐夫”（诗）和“李浊照”（词），是从白乐天和李清照两位古人的名字套来的。诗用“感时仿古”名义套用唐诗。词里抨击时弊，直来直去，一点婉约的味道都没有，实在唐突易安居士。还写过一篇《枯树赋》，因为题目中有“赋”字，就套用南朝赋家庾信（字子山）而署名“庾子水”。1947、1948年间，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妇女》月刊写了些影剧评，也写过小说，以女性口吻，也就用个女性笔名“秦绣兰”。在一个学生刊物上写历史故事，署名“史镜”。后来几年用得多的是“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开辟副刊，每天一块版面，用稿量较大。那时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重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影评、剧评，版面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稿件质量先顾不上，署名更是变化多端。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区别，比如写政论性的杂文，就署“郑歌”、“戈松”（正面歌颂），“沈潭”（老生常谈），“纪青山”（想起前人“埋骨何须桑梓地，男儿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写散文用“杜若湘”，写诗用“江水”，写影剧书评就署“陈心”或者别的。除了涉及对外交往或国际题材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