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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见了我就掉泪。果然骂遍了所有的人，包括让他退休的共产党、这一次他已满头白发，神情不再忧郁，但眼睛里有了一份从未有过的刻毒，让我看了心惊。
老杨对着满病房的人说：“看见没，她爸原来是总参谋长，后来是军委秘书长。她照样来看我，她比我闺女亲，我们爷儿俩起根儿有缘，她小时候哭，奶妈拿‘咂儿’都哄不住，我一抱，她就笑。不信你们问问她……”
病房里又脏又乱，气味难闻，老杨的话也让我坐不住。因为我知道他的儿女们实际上还是很孝顺的，只是老杨的脾气越来越大，没人敢惹。我说回去了。这一次老杨仍然拿出仿膳的点心，已经留了很长时间，又干又硬。我收下，答应回去吃。
感染控制后，医院让老杨回家去。他不走，说他给共产党干了一辈子，公家的医院应该伺候他。又说儿女的家不是他的家，让他回哪里去。医院生气了，医生护士对他渐渐没了好脸，床单被子有时也不给换，他不管，仍然住下去。
这期间又去看过他一两次，好像都是过年过节以前，他女儿来叫，我就去，也觉得应该去看他。每次去，心头就像压着一块石头，总觉得欠他什么，但思来想去，又不知道除了去看看他，还能帮上什么忙。
有一次，是他儿子来找。他一说：我是杨万升的儿子……，我心里一震，马上明白：老杨不在了。
追悼会是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他的儿女们一定费了不少心血和气力。因为老杨的追悼会确实很像样子，追悼室很宽敞，摆满了花圈，不知道的人一定以为死者是个不小的干部。我被很认真地引到签到处，工作人员帮我佩带上了白色纸花，我在签到本上写：老杨叔叔，点点想念你。那支笔沉重万分。身后有人痛哭失声，回过头，通过几张相像又悲伤的脸，认出是老杨的儿女们。
告别仪式还未开始，我被优待，先走进去与死者告别。
老杨安卧，面容还算安详，体态也还丰满。
我的心惶惑不安，没着没落，我左顾右盼……
一眼看到老杨被刮得青白的像萝卜皮的鬓角和下巴，点点一下泪如泉涌！如梦方醒！所有往事在这一瞬间被唤醒，拥拥挤挤堵在嗓子眼儿。
我忽然明白，我失去了一个终生爱护我的，天下最痴心的人！失去了人生中最难得的童年知己！
老杨！老杨！你的爱护耐心而艰难，甚至有点执迷、执迷到完全不求回报，甚至不求平等。世界上哪里还有比你的爱护更仁慈的东西！
点点现在失去你了！在失去很多之后，又一次痛失你这爱心常在的痴情长辈！
老杨的儿女们走上来，说：“爸爸辛苦了一辈子，他的晚年不幸福。”
点点更如万箭攒心，造成老杨一辈子辛苦和晚年不幸福的人中，不正有一个罗点点在内？自问自责，痛苦万状之下，只好夺门而去。
夜深人静，往事历历在目。
老杨一晚上在和我说话，还是那个温和健壮的中年人。
他笑嘻嘻地把大手伸过来，说：“得，这回得看看。”
我就像得了宝似的，把上面那层奇怪的膜看个够……
后来，别人告诉我，老杨的遗体火化前，他的儿女大大发泄了一顿：痛骂了让老杨提前退休的“组织上”，提到房子、工资和级别，提到至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也提到“没良心”的罗家。说老杨把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留在罗家，当牛做马。除了“文革”中受牵连，再没沾过别的好处。人死了，只来个小女儿，连追悼会也没开完……
这当然是些在情急时说的话，人家告诉我别太认真。
现在，人家请客要问上哪儿，我准说：仿膳。朋友们都知道我酷爱仿膳的宫廷点心。到了仿膳，会想起老杨。想起老杨，就能温习到许多温柔而复杂的情感。会告诫自己活在这世界上要自重，要珍惜和理解爱心。有时候也会特殊地感觉到伤感和寂寞。但无论如何，我会觉得自己更有人情味。
注释
①指中国共产党在1953年春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具体做法是向这些企业派公方代表，代表国家实行领导权，并占有相当股权。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资方红利不许超过四分之一。据统计至1955年，全国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3193户。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328页。
②1950年6月，中央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一条总则就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春，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283页。
③指孟子。
4。秀芳
她穿戴着美德，无须面罩，也没有思想上的缺点使她脸红。
——《失乐园》189页
50年代人人想入党。
我们院子里当时一定有一场入党运动。那时候入党不是可以多挣钱，或者有别的好处。但凡和共产党沾了边的，人人着了魔似的要人党。
参谋、秘书、管理员是干部，大多是入了党的，没入党的是保姆、司机、厨子类勤杂人等。这些人按革命队伍里的规矩分别叫做保育员、驾驶员和炊事员。
一开始老杨很有希望。他的出身好，工作积极，技术又没人可比；但强中自有强中手，保姆秀芳很快成为他的竞争对手。
秀芳原来是旗人。父亲是清朝的蓝带四品官，是在宫廷里伺候皇上打猎的小官吏。和一般老百姓比，家境当然不错。后来，清朝倒台，改了民国。秀芳的父亲进了民国政府的印刷局，做印钞票的工人。秀芳说她父亲告诉过她，朝廷倒台的时候还给所有在旗的人发了亡国粮，那意思是从此各奔东西，谁也管不了谁了。但这亡国粮救不了末路人。没有了朝廷的俸禄，秀芳家的生活先是大不如从前。后来她父亲年老退休，家里的事情就由大哥主持。偏这大哥十足末世王孙，挣钱的本事没有，花钱的本事忒大，还抽大烟。没几年，大哥很快将家产败光，很自然地将老爸老妈气死，然后妻子病死，儿子不气不病自动而死。唯一没死的妹妹秀芳，让他丧心病狂地卖作童养媳。最后自卖自身当了兵。再往后就不知去向。比红楼梦里的一片白茫茫大地还干净利索。1949年解放的时候，秀芳在婆家正水深火热地活不成人，正好大姑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她帮助下，秀芳走出来参加了解放军南下工作队。秀芳虽然饱受折磨，但聪慧秀丽。她本来已经准备进人南下部队文工团，在进一步审查的时候因为被发现没有文化，才又经人介绍到公安部罗部长家。干的虽然是保姆活，却是正式计算工龄的革命工作。她之所以成为老杨的竞争对手，是因为她除了有和人人一样迫切的人党要求，和老杨一样忘我的工作精神之外，和人人不一样的是，她的文化课成绩好。有人说这全是文化教员喜欢年轻漂亮女人的缘故。因为这实际上是秘书的教员同时是支部组织委员。不过秀芳并不应该为自己的年轻漂亮负责，而秘书似乎也不应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女人负责，尽管这对老杨有点不公平。
很快事情有进展，打破了不公平状态。老杨被人想起土改时候让老婆回家分地的事，而且他还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很羡慕他们饭馆以前的老板。公私合营以前，这老板手上有一块金灿灿的表，老杨说他这辈子如有相同的一块就心满意足了。如果前者是小农意识的话，后者就要算资产阶级意识了。这个话一传出来，老杨就有些灰。不久，老杨在厨房里打了一只偷嘴的猫儿，不想在文化课上被个个刚学了两天文化就舞文弄墨的公务员发挥成一篇作文。文章洋洋洒洒，题为《杨先生怒打大花猫》。写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怒”字，着实让有心人费了猜疑：怒从何起，又向谁来。不能因为入不了党就对组织不满嘛……这些沸沸扬扬的议论虽然并无下文。也足以使老杨心灰意冷了。
秀芳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她从未对老杨怀有恶意。她不喜欢的是另一个年轻的保姆。这保姆是志愿军的家属，丈夫不在的时候却和别人相好，生了孩子。私生子一生下来就送人，鼓胀的乳房迫着她出来给罗部长的小儿子当了奶娘，这秘密很快让别人知道了，她的日子自然不好过。秀芳虽然绝对是个善良本分的人，但毕竟事关重大，有碍革命及革命女性之尊严。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使秀芳多少有些委屈。尤其是这女人还享受着志愿军家属的待遇和好名声，又有文化，工作之余，她总是眼泪汪汪地写着一封又一封的长信。人以为是给丈夫写，唯有秀芳知道她是给相好的人写。这一切使秀芳心乱如麻。好在这女人像有自知之明似的不争着入党，这使秀芳还高兴些。
但事情忽然急转直下了。老杨被支部谈了话，很快填表入党，秀芳这里却毫无动静。后来就隐隐约约地听说是因为秀芳的出身有了问题。她参加革命的时候虽然是个童养媳，还有地下党员的介绍，但她家庭的清朝官吏的背景很让人不放心。
对于这件事，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只不过因我太小，无法深刻理解其中所有的复杂关系。比如有人说是因为管理员在账日上有说不清的事，想让老杨担待。知道老杨想入党，就给某支委送了礼，替老杨通融。也有说是因那个写《杨先生怒打大花猫》的公务员对年轻漂亮的秀芳心怀不轨，动手动脚，让秀芳不客气地教训了一顿。公务员怀恨在心，不仅抖出了秀芳家庭出身的问题，还把秀芳当时的恋爱对象在“三反”“五反”运动①中犯的错误嚷嚷开来。
后来，秀芳一直没入成党，事隔40年后的今天，老杨和当年大院里的好多人都已作古，70多岁仍然健旺的老太太秀芳，提起此事竟仍然愤愤不平。“文革”后，秀芳的丈夫和老杨的女人先后去世，老杨很想和秀芳搭伙过口子。我们觉得挺好，都是“老人儿”，互相知根知底的。但秀芳坚决不答应，我怀疑，仍和当年的那场入党风波有关。
至于那个志愿军的妻子，后来一直和丈夫好好过着日子。当年给了别人的私生子长大以后正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更难得的是，这从小没有被母亲照顾过的人，现在对亲生母亲十分孝顺。
注释
①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甲开展的“反行贿、反偷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
——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第l版292页。
5。普通人和普通的小学
如果不求更大的幸福和更多的知识，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了。
——《失乐园》160页
为了让我们知道普通人的生活，爸爸妈妈把我们送进了普通的小学。
东华门小学确实普通，校园简陋而陈旧。各年级的教室均是老式瓦房。夏大雨水多了，房上就长出许多草，秋天变黄。冬天刮西北风的日子，这些枯了的草就在房上跳舞，使我们这些在冬季的教室里常常感到寂寞和寒冷的小学生们多了一份注视的欢乐。
普通学校里最普通的人是工友陈婶。
我不知道她有多大年纪，反正学校里不分长幼一律叫她陈婶。她常年穿布的大襟衣服和抿档裤。她有三件式样完全相同的衣服，一件白单褂、一件蓝夹袄和一件黑棉袄。所以她夏天穿白，春秋穿蓝，冬天三件都穿上最外边是黑。她脸上有几粒麻子，梳旧式发髻，一双脚缠过。由于有做不完的工作，她的神情永远疲倦。
教室里取暖的大铁炉有一人高，上面铸着看不懂的外国字，据说确实是外国造的。陈婶称它们“洋炉子”。每天早上，她一手提着装满煤球的铁捅，一手拿着铿锵作响的通条、铁铲，一间一间地将这些教室的洋炉子点着笼旺。除了生炉子，上课或下课时她还要摇铃。铃是铜的。比较而言，上课的铃声摇得比较认真。从门房开始，“当啷、当啷……”从前院摇到中院、操场，最后是个只有三间教室的小跨院。到这里时学生老师们都已进了教室，铃声便戛然而止。大铜铃被反过来，陈婶紧紧握住铜铃里的铜疙瘩，不让它再发出任何声响，然后静悄悄回到她的门房里去。此外，陈婶还要给教工们所有的办公室灌暖瓶，给他们热饭盒。她的门房里，永远有开水壶在炉子上磁滋作响，永远弥漫着非常复杂的饭味。陈婶自己的饭常是烤窝头片和水疙瘩。后者是北京人爱吃又最便宜的一种咸菜。所以在她屋里那些复杂饭味中，以上两种东西的气味不可或缺并总最浓厚。陈婶扭着一双小脚，做以上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觉得她的工作很辛苦。
我们升入高年级部以后，搬进了新盖的教室，房子再也没有跳舞的枯草，屋内的洋炉子也换了中国造的。学校里装了电铃，修了锅炉房，并添了一位男工友专司其职。陈婶除了看守门房，只剩下在冬天给我们点炉子笼火的活儿。但她的抱怨越来越多。抱怨自己老了，拎不动那么重的煤球桶了。抱怨北京冬天骤冷骤热的没个冬天样。抱怨最多的是这些个新炉子比洋炉子难烧得多，又小又费煤，一大早点着，到了第三节课，教室里也没个暖和劲儿。
后来我升入中学，不久“文革”开始了，听人说爱抱怨的陈婶是个漏网地主，抱怨就是她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她被造反的红卫兵遣送回乡。我才想到，原来孤零零的普通人陈婶也是有家乡的。
小学二年级，正是大跃进的1958年。东华门小学的操场上砌上了小高炉，夜里红光闪闪，煞是好看。我们被要求从家里找出炼钢的原料来。同学们拿来了五花八门的东西，有许多东西我是第一次见，香炉、佛像、蜡烛台，甚至还有几个精致的首饰盒子。老师用一块磁铁来试验它们是不是铁。结果有许多东西被认为不是铁，而是铜、锡或者是银，甚至还有一尊长不及寸的佛像是金的。这些不寻常的东西后面，一定有一个个关于普通人家的故事。不过，那时在我们眼里，铁是最可爱的东西，它比金银或者任何的家族故事都要珍贵。记得我从家里拿去的一个不太破的脸盆被认为是铜而不是铁的时候，我难过得哭了。
大炼钢铁之后，是“除四害”运动。“四害”起先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最高兴的是参加一种全城总动员的消灭麻雀的活动。大家都在公家规定的某一天，一般是星期天，跑到房上或树上去，敲响一切可以敲响的东西，把麻雀吓得无处停歇，最后惊恐疲累而死。我亲眼看见过精疲力尽的麻雀飞着飞着就像被枪打中一样地从天空中倒栽下来。
后来科学家们说，麻雀一年里吃掉的害虫比它吃掉的粮食多，就把麻雀的名字从“黑名单”里去掉。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除“四害”的说法，仍然这么说。再后来，又有科学家很科学地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赫然是《为麻雀平反》，并把“四害”里的这一害改成蝗虫还是嶂螂什么的，但人们记不住，说起“四害”来还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学校的学生都是北京东城区普通市民的孩子。我们按着爸妈的意愿尽量做到和别人一样普通。我们走着和同学们一起上学，和大家用一样的手缝的碎花布拼的书包。我们的衣着也和大家一般无二。50年代的日子，即使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是很朴素的。由于我们家子女多，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不得不更俭朴一些。我记得，我们班上衣着最惹人注目的是电影演员上官云珠的儿子，这是一个总是面带羞涩的漂亮而忧郁的男孩。我一直羡慕他有，一件玻璃（实际上是塑料）雨衣。而我，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最高理想只是有一双像样的雨鞋和一把不破的油布雨伞。爸妈基本不给我们零花钱，我们的学习用品也是最普通的。为了让妈妈给我买一盒班上几乎人人有的12色图画笔，我费尽心机在妈妈心情愉快地会见客人时，当着客人的面提出我的要求。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子很光荣，爸妈除了要我们在学习和品德上超过别人之外不许我们有丝毫的“特殊化”。这是五六十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对自己子女的基本要求。而无论多么高级的干部，如毛泽东、刘少奇的子女们，对此也真诚地身体力行并引以为荣。这是那个时代的风气，是那个时代各种神话中的一个真实的部分。
但我们仍然和别的孩了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自己觉得，别人更不忘记。
那时下课后要上课外小组，就是几个孩子一起到某个同学家一起做作业。同学的家长会用异样的目光注视我，会问我许多我不大懂的何题。比如问我爸爸妈妈挣多少钱，我们家门口的警卫带不带枪。现在想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一种好奇，但当时我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歧视，这些提问总让我如坐针毡。
还有一次我在西城区少年宫朗诵比赛中得了奖，到同学家做功课的时候她妈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这个奖应该是她女儿的。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为什么会给了你，是因为你爸爸，你知道吗？我说不出任何话，而且非常吃惊和伤心。从此我还失去了这个和我一样喜欢朗诵的好朋友。
有一个时期，班里一些男孩子流行说几句恶作剧的黄色笑话，他们来跟我说，我不懂，就回去问妈妈，妈妈一下子变了脸，说：“你们学校怎么有这么坏的孩子。”几天以后，其中一个最调皮的男孩子被记了大过。她妈妈来接他回家的时候指着我对他说：“我告诉你多少遍，惹谁不好，偏偏来惹她。”这个母亲的目光，使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无地自容。
八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在这个小学男同学面前我竟然又一次无地自容。
“文革”中，由于我爸爸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②”。这种身份的人一般是不被信任，所以也就不能参加红卫兵③。红卫兵是“文革”中出现的学生组织。是在“文革”初期的扮66年5至6月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批中学生秘密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