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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爸爸的重要性，主要还是表现在他在军队里的，保卫国家安全的工作和任务上。
中印两国的边界是两国政府之间争论很久的一个问题。1959年，周恩来向尼赫鲁提出保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接触的建议，但未得到印度方面的积极响应。到1962年四五月间，印度当局趁着中国军队正在进行东南沿海备战的机会，对我国领土一方进行变本加厉的武装蚕食。刚刚开完八届十中全会，爸爸就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上的紧张情况。10月12日，印度政府扬言，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度准备侵占的中国领土上清除掉。这时，毛泽东下了和印度人打一仗的决心。
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等组成的东段指挥部和以新疆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组成的西段指挥部奉命进行反击。爸爸起草了军委给边防部队的电报此次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必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种明确严厉的措辞是爸爸一贯作风的体现。它们是对参战部队的要求，更是他对毛泽东，对中央军委立下的军令状。
那段时间，爸爸为了随时掌握情况，把家里也布置成了一个临时作战指挥部，许多房问都挂满了地图。那一年我11岁，妈妈认为我应该有一问自己的房间，而不应该再和弟弟同住。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作战部使用。
那些军事地图的印刷是多么精美啊！我至今记得挂在我房间的那张1：50000的亚洲地图，我的床摆在像一弯残月的波斯湾下面。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儿大，爸爸的军事会议常常持续到深夜。每晚，我枕着那一湾蓝蓝的波斯湾海水，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杂沓的脚步声，窗户上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它们活动着在墙上描画出许多奇怪的影子。这一天，我在一种难以人睡的苦闷里，忽然很渴望做一个像爸爸那样举足轻重的人，可以在深夜惊动许多人，可以满脸严肃地运筹帷幌，决胜于千里之外。
长时间以来，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大部门，担负着既要满足战备需要，又要集中力量加强科研，突击尖端技术的艰巨任务。在两大部门的计划和决策的工作中，需要与可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领导者们。在由贺龙元帅领导的国防工委和聂荣臻元帅领导的国防科委之旬，尖端与常规，科研与生产，制造与维修，整机与配套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互相矛后的问题。
对于两个老帅之间由于工作产生的不协调，周恩来总理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1961年8月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国务院设立国防工业“口”。11月8日，中央发出了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11月29日，中央批转厂爸爸向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成立国防工业办公空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加强国防工业的统一领导，密切与有关方面的联系，在国务院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工办），直接归日管理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主管原子能工业）、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主管国防工业）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并作为国防工委、国防科委两委之间联系协作和组织日常工作的日子，在党内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负责。中央决定，爸爸兼任这个国防工办的主任。
也许是这个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工作确有成绩，协助两个老帅解决了许多原来不好解决的问题。也许是这个办公室加强了毛泽尔和周恩来两人对国防工业和科研领域的领导，使他们的意见史通畅直接地到达这两个重要部门。1962年底，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明确规定国防工办是国务院管理国防工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对中央负责。它对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委，在工作上是指导关系，两委有关的各项工作，应首先经过国防工业办公室研究处理。196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原来的中央军委国防上业委员会，把它的任务并人国防工办，更加重了国防工办的任务。
国防工业办公室的设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领导艺术。爸爸是个有公心、不讲价钱的人，办事情不仅效率高，而且有分寸，既有尊重上级的习惯，在下级面前又有威信。事实证明他是这一时期各位老帅都能够接受的人。所以，尽管这个职务的设计复杂而且缺乏安全性，周恩来却真是没有选错人，爸爸是主管这个部门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爸爸在1962年12月19日召开的国防工业办公会议上说：“在国防科学研究机构和国防生产部门维持现状不变的情况下，各委、部要协调的事情，还是先送到口子（指国防工办这个口子）来，先通过口子上处理，不要事无巨细都直接捅到两位元帅那里去。元帅们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要让他们有时间考虑和掌握大问题、大事情，关于具体工作，在他们的指示下，我们就要多挡一些。如果发生瞎指挥，我们可以承认错误。”不管当时或者后来别人怎样想，爸爸说这番话是由衷的。他真的相信，自己的劳苦和忘我工作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各位元帅的时间，让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那些日子里，爸爸觉得这是他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分忧的最好方式。
在这种环境里，尤其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爸爸一共担任了五个方面的13个职务。在党内，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队，他是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上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和中央专委成员兼办公室主任。他还是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在人大，他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爸爸一天之内要处理的问题，从命令空军打击侵人领空的敌机到同某个犯了腐化错误的高级干部谈话；从处理某一军工厂出的安全事故到调解某一院校因训练场地同当地人民公社发生的纠纷；从修改第几天要见报的社论到研究如何安排亚非留学生在院校的课程；从检查原子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到处理文工团住房靠木工房太近、噪音太大的问题。说句玩笑话，如果真有离了他地球就不转的人，爸爸得算一个。
爸爸会多。书记处的会，国务院的会他要参加，政治局的会他要列席。军委的会他不仅要参加，还要当军委办公会的主持人。总参和国防工委的办公会、党委会他都是主持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指示、讲话，他不仅要及时向下传达，而且要向未听到这些指示、讲话的各位老帅逐一登门汇报。
爸爸要处理的文件多。秘书们曾在1961年作过一个统计，1960年全年共收文件3。6万份，平均每月3000份，每天100份。当然没有人能看完这么多文件，爸爸的四个秘书帮了大忙，爸爸说：“没有你们我弄不了这么多事……”后来文件逐年增多，秘书们也懒得再作什么统计。
爸爸出差，无论火车飞机轮船，办公室就直接搬上去。好在爸爸身体好，多大的风浪或者气流，他从不晕机晕船；爸爸记忆力极好，任何数字他可以过目不忘，譬如说部队番号、驻地、编制和科研项目中的武器型号、性能他都能脱口而出。这也给他节省了不少时间，而且使他的上下级都对此印象深刻，对他生出许多额外的信任。
爸爸小时候在家乡读小学。有一次学校组织去春游，至一古庙罗汉堂，见一罗汉于睡乡中恬静安然，爸爸心有所感，一时口占成打油诗四句：一睡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当时，周围的同学都哄哄大笑，以为诙谐有趣。现在，爸爸是在做大事了，这是他从小就向往，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所以我断定，这是他最无怨无悔，最忙碌但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在爸爸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这段时间里，我对他的印象最模糊。不知道哥哥姐姐们怎么想，我觉得在很长时间里，我甚至说不上是和爸爸亲密的。我们好像总在各种各样的时间里等待他，等他从外面开会回来，等他打完一个又一个电话，等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等他下楼来吃饭，等他兑现偶尔答应，带我们出去玩的许诺。
有一次，爸爸大大地得罪了我。那是一个新年即将来临的日子。北京那时候冬大的雪比现在多。下雪和过年都使我们小孩子兴奋无比。我和弟弟决定在我们家的前厅里，在画着那种神秘图案的水磨石地上布置一个玩具方阵，以表达我们小孩子过年的喜悦。我们把所有的玩具，洋娃娃、布狗熊、各种大小的玩具汽车，还有不倒翁、花皮球等等都抱出来。方阵很快摆好，窗外的大雪静悄悄地落满了庭院，和我们一起等待爸爸从外面回来。好容易，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喇叭，汽车轮子在院子里洁白的积雪上画了几条好看的弧线，车门开时，秘书已经冒着大雪在门边迎候。爸爸一边和秘书交谈一边快步走进前厅，爸爸对前厅里发生的事情完全心不在焉，不仅根本没注意我们美丽的玩具方阵，甚至还在跨越这些方阵的时候微微皱起了眉毛。最不可原谅的是他碰坏了我最心爱的一个白瓷鸽子，这鸽子美丽的一双红眼睛只剩下一只。我猜爸爸根本没有发觉他做的事，但我却伤心了好几天：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正在院子里玩，听到大门口响起汽车喇叭，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怨恨、害怕还是陌生，我掉头就跑。爸爸一定是看见我了，他走下汽车的时候大声叫着我的名字。我紧张得心怦怦跳，但是却执意躲在藏身的地方不肯出来。我听到爸爸跟妈妈说：“奇怪，刚刚看见点儿在院一子里的，怎么一眨眼不见了？”这时候我心里很满意，因为我叫他失望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变成了一个矫情女孩。如果有几天见不着爸妈的面，我就会心里不安，会整天泄气，还会怀疑爸妈是否还爱自己的孩子。一天临睡，我居然突发奇想，跑到别人的床上拿来好几个大枕头，胡乱塞在脖子底下，摆了一个难受无比的姿势睡着了。我想，如果爸妈还关心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们就会来关照我，把我从这种难受的姿势中解救出来。深夜，我在朦胧中觉得房中的灯被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这孩子怎么这样子就睡了？随后有人从我身下拿走了那些枕头，我相信那是妈妈。
我曾经把这段经历写在我的另一本书《非凡的年代》里，一个自认为在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的友人看后对我说，那晚的情景也许只是一个梦，只是我这种矫情女孩在心理暗示下产生的幻觉，而我的爸妈根本没有出现过。他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我脖子下的枕头确实被人拿走了。但我知道，即使在我们都更小的时候，爸妈也不是每天都会到我们的房间来查看的，所以那天爸妈来我的房间完全是偶然。可本来不一定发生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正是这种偶然性让我大大地放了心。这以后，我对爸妈的爱心深信不疑，就算好儿大不见他们的面，我也相信他们是爱我的。
爸妈和我都应该感谢命运，它在这个时期总是顾恋我们，让我们轻而易举地度过任何感情上的危机。
注释
①本章内容部分引用了《罗瑞卿传》第十一、十二、十三章。《席不暇暖的总参谋长》（上、中、下）中的文字。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著，当代中国出版1996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②1962年4月22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和伊犁的6万余中国居民，在苏联柱新疆机构人员的策动下逃往苏联。
15。水清水浊（1）
你要证明你的忠诚，先得证明你的顺从。
——《失乐园》320页
1938年，任抗大副校长的爸爸奉毛泽东之命，在延安凤凰山下写书。书名叫做《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为了随时征询毛泽东的意见，他住在毛泽东隔壁的窑洞。在一种读书写书的轻松气氛里，毛泽东曾送了爸爸两句话：第一句“水至清则无鱼”，第二句“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也见于《后汉书·班超传》，是用水太清澈，鱼就无法生存的道理，比喻为人处事太明察秋毫，太彻底，就没有追随者。毛泽东说了就说了，没有多的解释。这个熟读史书，通晓历代纵横之术的政治家说这话的时候充其量是有感而发，信手拈来，所以大概很快就忘了。爸爸大概也很快把这话忘到脑后了，因为他以后的所做所为证明，他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事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
但是智睿的毛泽东在有意无意之间说出的这两句话对爸爸的一生实在太重要了。爸爸真的一辈子也没能走出这个水清水浊的怪圈。
事隔两年，1940年6月，爸爸离开了抗大，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太行山，他和妈妈谈恋爱了。他写给妈妈的第一封情书，开头称妈妈“紫萍”，落款是“洛水清”。这是妈妈名字治平和他姓名罗瑞卿的谐音。
洛水是古水名，一说指河南的洛河，另说指四川沱江诸源之一。洛水就洛水吧，很好，很贴切，它确实是流经爸妈家乡的两条不同的河的共同的古老名字。问题是，仅仅洛水不够，爸爸好一个“清”字了得，无“‘水清”二字不能达意传情，非“洛水清”三字不是罗瑞卿。这愈发证明罗瑞卿价值观念中，“水清”属于极美好重要的一类，证明他无论有意识无意识或上意识下意识里都是对“水清”的认同，否则他不会在这种浪漫时刻，在对妈妈表达最迫切意愿的时候，鬼使神差地使用“洛水清”这个名字。
我甚至怀疑，正是毛泽东的提起，才使爸爸追求“水清”的天性在这以后，在不断自我暗示中，愈发不可收拾。直到“文革”中遭了一场天大的灾难，他再回过头来，想起凤凰山下毛泽东送他的这两句话，想起这两句话的洞幽烛微，不由得暗自心惊。
“文革”后，我不只一次注意到，当提出类似毛泽东为什么会整罗瑞卿这样的问题时，爸爸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这两句话。
不管别人如何点头称是，我却难以接受。毛泽东这两句听上去文质彬彬、和平安详的话，怎么会忽然鲜血淋漓，一语成谶？想想“文革”中爸爸和我们经历过的事情，更不明白，清清洛之水，为什么如此难保清白？竟然天地不容！
听爸爸的口气，至少是乐于提起这个话题的，并在这个由毛泽东提起的关于水清的话题里有所感悟。那么，这感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便成了我的一件心事。
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他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主席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9月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了《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不能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