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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义式的武装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张九龙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机会成功吗？”我背靠着墙。我那时对积极的政治反抗极为神往，“孤苦无告，树党强诉”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刘凤祥慢慢把一个过河卒向左边移动一步，“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过来看我们下棋，我们这种有杀头危险的谈话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们在左家塘再没有机会深谈这个题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了。建新农场过了元旦，我们一共三十多犯人就被一位狱吏和一个班的士兵押送到离长沙二三百里的岳阳建新劳改农场。两个人共戴一付手铐，每人的一只手铐在铐子的一端。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由军人押着步行半个多小时到达火车站。沿途人们都用好奇和鄙视的目光盯着看这群光头、瘦削、苍白和穿着破烂的犯人。那种人格受辱、遭受迫害的感觉真使人伤感不已。特别是那些漂亮的姑娘们用鄙视的目光看我们这些正当恋爱年龄的男人，更使人伤心不已。周围的人穿着漂亮（尽管与八十年代相比是太单调了），肤色健康。外界的景观与我们看了近两年的监房相比真是天堂与地狱的对照，我当时那种对不被社会所容的处境的悲愤感，真是不能用笔墨形容。
我和刘凤祥共一付手铐。我们被押上普通客车时，刘凤祥看着同行的犯人，轻声对我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我记起这是马克思在“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对法国巴黎公社失败的一句评论。我心中想，刘凤祥心目中的文化革命中的造反运动与官方的文化革命是多么不相同啊。他要把这个造反引向反对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这个“革命”仍寄于深厚的期望。
客车到岳阳后，我们被押到轮船码头。等船时，押送我们的士兵闲得无聊，向我们扔石子取乐。他们看着哪个犯人不顺眼，就从地上拣起一个石子扔过来，有的正打在犯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心地笑了，并厉声道：“老实点，别乱动。”所有的犯人都敢怒不敢言。刘凤祥轻声对我说：“骄兵必败”。这是《孙子兵法》上的一句名言。但我感觉到刘凤祥在说这话时似乎已对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一路上，我都在情不自禁地观察逃跑的可能性，尽管刘凤祥向我发表他对逃跑问题的看法后，我已放弃了逃跑的打算。我们到达建新农场十大队时，正是春节前的隆冬时节。建新农场是洞庭湖中的一条湖洲，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湖水。我们踏上这片湖洲后不久就开始看到零散的劳改犯人，衣服破烂。湖洲上一片荒芜景象，没有任何永久性建筑。我们三十多人被押解在那荒原上走了十来分钟，刘凤祥又在轻声对我说：“毛泽东在把我们带向死亡！”我知道他不是在说这次旅行，他是在谈政治。他的话音淹没在沙沙的脚步声和叮啷的手铐声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排临时用圆木和芦苇搭起的大棚。大棚里几乎没有人，犯人们出工修堤去了。但有少数犯人在棚里，他们背上印着黄色油漆字“劳改”，裤子前膝也印着同样的大字。一位脚着雨靴，手持木棍的干部接受了我们这批犯人，他看去目光凶狠，用傲慢和敌意的眼神逐个审视我们。我的第一印象是到了书上所说的“奴隶社会”。人们的穿着、态度、周围的环境是如此不同于我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个社会。我们到达十大队时，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十队下面分为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住在一个长约三十米的大工棚里，用粗木头和芦苇搭成。里面用木料做成两排两层通铺，我们被指定了通铺中的一块地方作为安宿之处。通铺中间是犯人的行李、箱子。没有窗子，光线只能从几个开着的门中射入。我和周国辉、毕健、刘凤祥、宋绍文被分在一个组。那天傍晚，我们看到犯人下工回来，荒凉的湖滩上，犯人的队伍，远看去像一条灰色的长龙。远处突然一群野鸭飞起，只听到扑啦扑啦的声音，天马上暗下来，头上是一片黑压压的野鸭，煽翅膀的声音使对面说话都听不见。犯人们疲惫不堪，棉衣棉裤上都露出破口，棉花显露在外面。蓝色、灰色的衣服上印满了劳改字样。犯人旁边跟着手执木棍的干部，一个个神气凶狠。远处有个干部扬手用手中的棍子在敲打一个犯人。这天夜里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建新农场的外湖，夏天这里是一片湖水，冬天水退去成了一片湖洲。这个农场在春天湖水淹没这片湖洲前修筑起大堤，把这片湖洲开垦成八、九、十三个新的大队，共能容纳五六千犯人（一个队一、二千人）。我们右边驻着另外九个大队参加修堤的犯人。全农场的精壮劳力都集中在这里。第二天早晨四点半，一截铁轨做成的“钟”就被敲响，周围还是一片黑暗。这是命令犯人起床的钟声。工棚里的煤气灯被点亮了。在那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奇形怪状的人影在晃动。互不相识、操着湖南几十个县的不同口音的人在争抢洗脸水和饭菜。每个中队由十几个组组成，每个组二十多人，每天一组有一个人负责到犯人的伙房挑水担饭。饭用铝制的盆子放在蒸笼中蒸好，菜用一个大水桶装着。饭菜从伙房挑回小组后，犯人们各人拿出自备的菜盆，放在地上，让值日的犯人分配菜。不时从邻组传来犯人的菜分得不匀而发生的争吵。“娘卖麻匹的！老子今天走狗屎运，又偷到我头上来了。”一阵叫骂声从伙房那边传来。这叫骂声混在盆碗的碰撞声，尖锐刺耳。我问一位老犯人发生了什么事。一个衡阳腔的声音说：“天天早上都有‘要不得的下家’，在伙房门口趁天黑把刚从伙房发出的箩筐里偷走一钵饭。”
说话间，值班犯人弄来了桶热水，犯人一涌而上争抢热水，我们新犯人动作稍慢点，桶中的热水已被抢光。我们只好用干毛巾抹脸。周围响着湖南九十几个县的方音，菜盆丢在地上的哐啷声，叫骂声，特别是混合着低级草烟味和汗臭的气味，使我特别难受。我真觉得是到了奴隶社会。刘凤祥好像看出了我的困惑，轻声对我说：“你以前没在社会下层生活过，一九五九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都是这个样子，甚至更糟糕。”他的话提醒了我，我只会将我过去生活的那个优裕的上层社会与劳改队比较，却不会将中国其它社会角落与劳改队比较。
天亮之前，犯人们就都已吃好饭，排成长长的队伍上堤了。我们开始劳动后天才蒙蒙亮，一望无际的湖滩上在这隆冬已看不到一点水。遥远的湖水对面据说就是洞庭湖的对岸，我们可以依稀看见对面围湖堤坝的影子。头上不时响起大雁和野鸭的凄凉叫声。我们的工作是用簸箕将泥土从一百米外的地方肩挑到新划好的堤基，随堤的升高，向堤脚移近取土处。每把堤面抬高一公尺左右，就用履带拖拉机压一遍。每个中队的小组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组平均每人每天要挑运四个土方，乙等组每天的定额是三立方米，丙等组是老弱组，平均每天要完成二方。我们因为刚从看守所出来，体质虚弱，被分配在丙等组。这个中队的一个矮个带班的干部，拄着木棍老站在我们这几个新犯人旁边。他认出刘凤祥和几位右派，看来看去，然后问刘凤祥：“你这是二进宫吧？”他的目光阴森，语气冰冷而得意，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我猜刘凤祥、陈三才等右派一九五七年劳教时，大概就曾经在这位干部的管制下。据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公检法对右派是公事公办，没有很多个人的利害冲突，但是文化革命中很多右派都参加了造反派，与公检法发生过正面冲突，特别一九六七年夏天保守派失势，造反派得势时，右派中不少人找公检法“算过账”，批判他们并要求他们为右派平反。因此公检法与右派在文革中结成世仇。很多人对对方有直接的个人仇恨。
刘凤祥是个残废人，右手齐根没有了。这个带班干部向他怒喝道：“不要像指路牌一样站在那里，给我去挑土！”刘凤祥摇摇空洞的右袖管，表示无法服从他的命令。这个干部走过来扬起手中的木棍就朝刘凤祥劈头打下来。刘凤祥用左手护着头仍然一动不动。这个干部命令旁边一位犯人用锄头装满一担土，然后亲自动手，将这担土往刘凤祥肩上放。刘凤祥让他将扁担放在他肩上，然后顺势让扁担从肩上滑下来。周围是生荒土地的气息，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野蛮残酷，头上是荒凉的大雁叫声，使人真像回到了远古秦始皇修长城的年代。在刘凤祥的坚决拒绝下，干部终于让步了，命令他“滚”去修理破烂簸箕。完不成任务的小组被处罚加班到天黑。在这种惩罚的威胁下，所有犯人都努力争取提早完成任务，很多组都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完成任务回工棚去了。回工棚的路上，我才看清了这片湖洲。地上（夏天是湖底）是一片丝茅草，犯人的足迹踏出两条土路。我已把老刘视为可敬的导师，我们在回工棚的路上，他教我分析中国的经济形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主要在大型工业全套设备的投资建设方面，所以你看这类经济时，首先要看大型工业项目完成的情况。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百五十六项主要工业项目按期建成投产，这就很快打下了基础。一九五八年后，大量工业工程项目半途而废，不能完工投产，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我们每天能看到一两天前的湖南日报，报纸上当局的政策宣传往往成为刘凤祥攻击的目标。那天的报纸正在鼓吹工程建设中要“土法上马，边设计，边建设，边生产，反对‘大、洋、全’”。老刘（我那时这样称呼他）就告诉我，“毛泽东的这种政策使很多工程设计质量差，施工后发现必须重新设计、返工。技术设备也非常落后，规模小，成本高，浪费很多人力物力。”他极力批评毛泽东当时所鼓吹的各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每省甚至每县都自己建造供应本地的化肥厂、钢铁厂、机械厂。他说：“苏联计划经济的长处之一就是全面计划区域的专业化，设计一些大规模的专业化定点企业，向全国供应专业化产品，毛泽东的这种政策完全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思想。”
那天晚上，全大队召开批判逃跑犯的大会。一个前两天逃跑被抓回的犯人戴着脚镣受批判。那次会后我才知道，这里平均每周都有人逃跑，偶尔也有成功地逃走的人。大多数被抓回的逃犯都被戴上脚镣，仍被强迫劳动。我这才明白，早上的嘈杂声中那热闹的叮啷声是逃犯脚上的铁镣声。
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挑土。一排排挑着盛满泥土的簸箕的犯人从一条临时修成的吐露上往堤上爬，肩上挑着空簸箕的犯人从土路两侧走回盛土的地方。用锄头将土装进簸箕是较轻松的工作，犯人们轮流做这个工作。忽然远处响起铜锣声，我抬眼望去，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一个长牌子，牌子上写着“逃跑犯XXX”。一个干部和另一个值班犯人牵着他敲着锣在大堤上游行。周围的犯人小声说，“又是一个背时鬼”。我们的小组长说：“他是中午回伙房挑饭时逃跑的。”我们中饭在大堤上吃，寒风刺骨的露天里吃中饭，真不是滋味。但中午回伙房挑饭的犯人却多了一个逃跑的机会。这天收工回工棚的路上，刘凤祥告诉我，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风刮到中国时，劳改、劳教农场开始取削剃光头、在犯人衣服上写“劳改”字样的做法，犯人开始有每月两元零用钱。文革中两元零用钱被减到一元五角，剃光头、写“劳改”字和打人的做法又恢复了。我说，怪不得有些老犯人都说文革前刘少奇当政时，劳改犯人的日子好过得多。那是一位原来是渔业专家的老犯人对我说的，文革前他去劳改队，仍在干他的渔业专行，管理几个大鱼池，文革后他也被送来干修堤的苦力活。老刘不以为然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是左得可爱的人物。他们那时号召每个共产党做党的驯服工具，那种窒息人的创造性的味道，甚至不如文革中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毛泽东文革中做的坏事比刘少奇更多，所以人们两害择其轻，大家现代都同情刘少奇。”老刘的这段话令我十分吃惊，因为他所有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像是对刘少奇观点的间接支持，他也曾表现出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好感。然而我那天才发觉，他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好感却是有极大保留的（“两害择其轻”）。那天我们刚回到工棚，值班犯人就把刘凤祥叫去，说干部找他有事。晚饭时，刘凤祥带着一大包东西回到工棚。坐在我们那个通铺的角落，他把他的妻子张铁军带给他的一些罐头食品拿出来与我们这几个“省无联”案子的朋友分享。那天晚上，老刘给我讲了他的妻子的故事。
刘凤祥是在国民党时代受的高等教育。共产党军队打败国民党军队后，接管大片国民党区的政权需要很多知识分子，共产党采取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很多青年学生参加共产党，马上做了县长、局长。刘凤祥就在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一九五零年才二十来岁就当上了浏阳县县长，当地建设报的总编辑。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后在工厂劳动教养，一次工伤事故中右肢被机器截断。在医院治疗时，为他治病的女医生张铁军被刘凤祥在治疗中表现的刚强坚毅的男子汉气所吸引。张铁军完全接受了刘凤祥的政治观点，为他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所感动。文化革命开始后，张铁军被当权派打成黑鬼，受到批判。她一度丧失人身自由。刘凤祥支持张铁军的同事上北京告状。这位同事在北京将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交给中央文革。
这些材料被转到陈伯达（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手中，陈伯达当时正执行毛泽东的新政策，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起来造反。陈伯达亲自在张铁军的申诉材料上批示要求地方官僚为她平反。这个批示给长沙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很大鼓舞。张铁军恢复自由后，成了刘凤祥政治活动的助手。刘凤祥组织右派闹事翻案和鼓动造反派反对当局的活动被公检法注意后，刘凤祥告诉张铁军他随时可能被拘留。张铁军马上要求刘凤祥与她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刘凤祥入狱后，她无法与他合法地保持联络。他们就在刘凤祥被拘留前夕结了婚。刘凤祥被拘留在公安厅看守所的近两年中，张铁军以妻子的身份每月送东西和通讯。一听说刘凤祥被判刑，她就搬到离劳改农场较近的刘凤祥的母亲家，并买了大批物资，赶到建新农场来看他。
听了她的故事，我不由得想起宋绍文和很多人的妻子一听到丈夫判刑的消息马上离婚的故事。如果妻子不离婚，子女不与“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他们就会受到当局和社会的政治歧视，找工作、升学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刘凤祥妻子的故事成了犯人中的珍世奇闻，尤其在政治犯人中，她成了一位备受崇敬的圣人。刘凤祥还告诉我，他告诉张铁军“杨曦光与我们在一块”，张铁军听了后很高兴，要他向我问好。从刘凤祥告诉我这个消息的话语，我感觉到，他很喜欢我，他把我当成一位在我们这代人中有影响有思想的政治人物来看待。每天晚上，我都累得不想干任何事。据刘凤祥说，劳改队的干部最喜欢用沉重的劳动来折磨犯人，这样政治犯就再没有精力来想政治问题。所以每年冬天农闲季节，他们都要找类似修堤的工作来让犯人做。但是，我在十队的一个月却和刘凤祥讨论了不少政治问题，我们的讨论大多是在收工和出工的路上。老刘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分手，农场当局不会让这些同案的政治犯在一个大队，那一定是当局有意安插了特务在其中，好利用同案犯之间的交流收集他们需要的情报。文化革命使劳改的管理比以前混乱，所以我们这些同案犯才有机会平安地在一块呆一两个月。
正如刘凤祥所料，一个月后，我被调到内湖三大队去了。其他“省无联”一案的犯人也先后被分散到各个大队。周国辉去了一大队，毕健去了五大队，刘凤祥仍在十大队。三月份，建新农场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是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的闸口上开的。这个闸口是经常宣判处死在劳改队继续反抗的犯人的地方。那个宣判大会上，干部们宣布中共“一打三反”运动的决定，要“严厉打击反革命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和其他刑事犯罪活动”。林彪下令杀一批反革命，林彪的“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指示也被当作标语贴在会场上。那次宣判大会当场枪杀了五个犯人，其中有多次逃跑的犯人，有在劳改队继续攻击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犯。政治犯看到这几个案例都恐怖万分，因为被处死的罪名都是针对思想言论，而非任何具体行动。
四月初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我被干部叫出去。两个军人在三大队的办公室等我，他们自称是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的人，要把我押回长沙，因为“一打三反运动”需要重新调查“省无联”的“罪行”。我感觉到这次运动是针对各种当局的政敌的，我这次回去“凶多吉少”。我们坐船来到岳阳，在岳阳停留了一个晚上。我被关进岳阳市公安局看守所。从船码头到看守所的路上，我就看到街上贴满了强烈要求当局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的标语。突然我看清了标语上列有这样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名字“雷特超、刘凤祥”。我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知道雷特超是和刘凤祥一块被打成右派的原省公安厅的一个干部，他们一块劳改，又一块在文革中被逮捕。我怀着紧张和充满疑问的心情进了岳阳市看守所，我急切希望知道刘凤祥出了什么事。我被关进一个四五米长，三米宽的房子，挤着三十多人，地板上夜里铺满了床垫，人们躺下后，再没有插足之处。很多人是刚被判处徒刑等待押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一个满脸沮丧和愤愤不满的青年告诉我，这次大规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