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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像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像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圣人君子革命总是把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颠倒过来，这本是人们发明革命的目的。共产党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还是文化革命，都使社会的大量精华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这样一个精华（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来自一个我认为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家庭，我刚进看守所时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称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质会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实上却不一定。九号的人们生活在一种物质极端缺乏的环境中，社会下层的普通犯人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像向土匪一样，他们知道怎样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卢瞎子之类的政治犯多半来自社会的中上层，他们习惯于独立的生活。他们很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资。可能是因为我还年轻，我在左家塘却慢慢习惯了下层社会中那种“同甘共苦”的文化，虽然我明白这种文化按照精英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为这种上层社会的道德准则与下层社会的道德准则的差别，在罗钢一类扒手看来，政治犯中的“怪味码子”实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陈老师却是两个例外。虽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师，李安祥并不是牧师。但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三十岁年纪，信了二十年教。他过去去的教堂是北区的一个天主教堂，现在已成了长沙市立第二医院。我小时候曾去那个医院看过病。有次我在那里看病时看到一个图片宣传栏，这个宣传栏宣称北区的天主教堂和附属的医院是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中，神父被逮捕入狱，其中美国神父后来被驱逐出境，而中国神父一直被关押着。教会的医院被收归国有，成了市立第二医院。李安祥自幼随其母亲去那个教堂，教堂被封闭后，他就在自己家里供奉上帝，每到周末还到亲戚朋友或邻居家去“传播上帝的声音”。文革时的中国，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公开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祷告时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疯子”，九号隔壁的十号狱中就关着两个疯子。徐络腮说他们是装疯卖傻的反革命。如果他们真是装疯卖傻的话，他们装得非常像。我可以时常听到他们吵闹和杀猪般的尖叫声。由于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疯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边的铁栏杆旁祈祷时，一点也没怀疑他又是一个疯子。吃饭前在胸前划十字，早晚做祷告，那时在我看来是非常荒诞的行为，但我不久就发现李安祥一点也不疯。他每天都争着做倒便桶、打水的脏活、重活。有天他一个人细细摸摸准备了一大把抹布，然后走到每个围在地中木桶边打牌的人身边，请他们坐在床上去。他在对一个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说话时，我隐约听见他说“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罗钢轻声对我说，李安祥每个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过去问他：“我帮你的忙？”他和蔼地说：“你们都坐到床上去，我一个人就够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后，罗钢小声说：“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帮忙，劝他别对自己太苛刻，他总是说‘上帝要我来吃尽人间苦，拯救我的灵魂’。”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来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冲一遍，然后用抹布一点点把水吸起来拧在空便桶里。然后再用干净水冲，再用抹布吸干，把脏水拧在马桶里。他这样重复三遍后，黑糊糊的地就变成红亮干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两小时后，整个房子里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气也好了一些。当时的中国，大家对环境都没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保持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的人。我虽然对宗教还没有敬意，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响。
抱着对宗教的好奇，我开始与李安祥攀谈。“你是什么案子进来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为罗钢补衣服。
他瘦瘦的脸上露出微笑，很高兴有这样的问题来打扰他。“上帝派白马将军下凡让我贴一张大字报，告诉众人，文化革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将来会在历史上遗臭万年。”“上帝怎么对中国的儒学这么好感呢？他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吗？”我好生奇怪，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上帝怎么会连在一起呢？“当然，当然，我父亲告诉我，最早来中国传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学习儒学。有的对孔夫子的学问非常崇拜。孔夫子历来是包容并蓄，‘仁者爱人’，跟上帝的仁爱是一脉相通的。”
渐渐地我知道李安祥有个幸福的家，一个可爱的女儿。他是长沙汽车电气厂的车工，只是因为贴了一张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就被抓进了监狱。为了帮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发明了一种原始的纺纱机，这是用一块小木板垂直钉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从不要的旧棉被中捻出一根纱，然后缠在小木棍上并固定在木棍的顶端。纺纱时右手抓住一团棉花，把它与棍上的纱捻在一块。李安祥用左手转动木棍，然后放手让木棍旋转，右手同时慢慢从棉团捻出纱来，于是纱在木棍旋转的带动下，越捻越长。到了近一人长时，将木棍顶端的纱结揭开，把纺好的纱缠在木棍上，然后再结上，继续纺。这样积累很多天，可以纺出很多“绽”纱。李安祥把这些纱搓成绳子，再用绳子织成一块块大毛巾，可以用来缝成衣服。李安祥用这种办法做成第一条毯子后，大家都纷纷模仿他纺纱织巾。李安祥离开九号后，这种纺纱织巾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过祷告后，告诉我们，“昨晚上帝又派白马将军下凡，他告诉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艰苦的地方，真正尝遍人间的艰苦，以救众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圣的使命一样，“白马将军告诉我，‘这一去就是十数年，你要担当得起重任’。”罗钢挖苦道：“白马将军是西式打扮还是关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点也不在意罗钢语气中的讥笑。他认真地解释道，“白马将军白盔、白甲、骑白马，手持上帝的谕旨，来无踪，去无影，是上帝亲自所派。”几天后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劳改徒刑。临离开九号那天，他打点好行装，站在门外面向九号的朋友们闭目划过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负上帝的期望，我当尽心尝遍人间艰辛，以我血肉之躯赎罪。”站在他身后的干部大声喝道：“还在这里搞迷信宣传，赶快给我背起行李滚。”
自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李安祥的消息。陈老师名叫陈光第，他是另一类“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却看重精神和道德。虽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认识他，但因他与我同案，“省无联”案子，我对他就特别关注。陈老师住在四号，与我隔着四个号子。但是通过进进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陈老师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论是政治犯、扒手，还是管犯人的干部，都非常尊敬他。我对陈老师的政治观点一直不清楚，直到一次涉及他的提讯。那天两位自称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的人提讯我。人民保卫组简称“人保组”，是文革中由康生负责组织的政治警察，有点像苏联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契卡”，其主要任务是迫害当局的政敌。我的案子就是由省革委会人保组的“省无联”专案组中的杨曦光专案小组处理。但那天来提讯的两个人我从未见过，显然与我的案件没有关系。
审讯室是看守所旁边的一排平房。每间房间里有一张简陋的桌子，桌子旁边有几张供审讯人员坐的椅子。桌子对面有一张没有靠背的条凳，给人犯坐。审讯者从不通报姓名、单位，使被审讯者很久都不知道在与谁打交道。
他们一人问话，一人记录，首先问过我的名字、年龄、被拘留前所在的单位。发问的是位脸色枯黄，看似十分老练面善的人。他从公文夹中取出一件油印的文件，看我一眼，然后盯着文件用训话的口气说：“你大概已知道康生同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省无联’的指示。今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要按照这个指示交代问题。康生同志在‘一·二四’（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你要按这个指示精神回答我们的问题。”接着他开始问我，《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怎样写成的，这篇文章写作过程中有谁参与过讨论，提供过意见，我写这篇文章受过谁的思想影响。于是我重复了我讲过不知多少遍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告诉他们没有任何其他人插手过这篇文章的写作。审讯者突然猛击桌面，吼道，“你不老实，你不承认有黑手操纵你？！”我以沉默回答，心中想，“我母亲就是被你们说成是操纵我写《中国向何处去？》的黑手而被逼自杀的，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你们反来找我了！”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
长时间沉默后，审讯者又转用缓和的口气问道：“你认不认识河南大学的老师？”“不认识。”
“你认不认识湖大数学系的教师？”
“不认识。”
我这时知道他们在问陈老师，但我已有一些对付他们的经验，对他们能说不的就尽量说不，一说是，就会有数不尽的罗嗦和麻烦。我是到左家塘以后才知道陈老师的，以前我的确不知道他，现在自然不必提我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人。接着又是拍桌子：“不老实，你不知道与‘高校风雷’混在一起的陈光第？”稍停片刻，“你和周国辉关系那么密切，你认识洪兰，怎么能不知道陈光第？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的。”我仍沉默，等着他们慢慢把他们的目的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