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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1967 年下半年至1968 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洁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 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 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 年1 月24 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国辉，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 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杨曦光是在1968 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1969 年10 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21 岁。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对象。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周的余孽”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农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用自己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己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 年，当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跃然纸上。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分！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己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像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候，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练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 年4 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 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至1980 年，55 万在23 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俑者与处理者。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 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据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想家。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么，“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做出了无疑是正确的新的人生选择。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开端。
于是，20 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1981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1982 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 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1988 年，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1990 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1992 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1993 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 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 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 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7 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 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 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队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镕基那样的伟人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瞩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者。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唯心”与信口开河。将杨小凯的奋斗历程，作上述的回放，并不是要对他作一番市侩式的廉价赞美，也不仅仅是对他的成就的真心钦佩，更不是为了展示一个“文革”制造的特有“伤痕”，我个人的目的，只是想在当前这个不再崇拜英雄（也似乎少有英雄）的时代，为自己在心中树立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能“永不放弃”、很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楷模，为自己再造一个人生新时期的精神支柱。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截人生之路要走。如果有人也同意我这目的，那我这份有关杨小凯的“历史回放”就也同时是奉献给你的。我们经常抱怨自己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倒霉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己的那点儿困难（连上“苦”字档次都不够），实在不过是些人生常有之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像杨小凯那样，赶紧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己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杨小凯的坚强人格，可以做我们的一面镜子，指导自己如何对待天空中常会有的乌云和暴风雨。
杨小凯的成就，当然也可作为对自己努力拼搏的一种鼓舞。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创造出他那么多的辉煌，但至少可以以他作一个标杆，促使自己不要偷懒，不要骄傲，不要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对照人家杨小凯，自己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呢？当然，我们也还可以这样想，既然他杨小凯在那种极恶劣条件下，都能干出名堂，那现处灿烂阳光下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呢？
最后，对杨小凯本人，我们更祝他再攀高峰，早日荣获经济学中的桂冠！如果有了那值得大书一笔的日子，我们会像庆祝自己的成就一样，来为他庆贺！为他欢欣！怀念小凯张永生
7 月7 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 点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 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噶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 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 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2001 年9 月24 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9 月24 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 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