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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日本人运书的轮船泊近华楼桥堍那幢兼有中西风格的豪宅的七十三年前，那里的建筑规模甚至还不到后来鼎盛期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主人陆铭新多年从商家产殷实的全部标志，也不过开在家门口的一爿鸦片店和一家名号“恒友”的当铺。同样，当年晚些时候我们文中的传奇人物陆心源在这里出生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带给这个九代经商的单传家庭的振奋与喜悦，大约也仅仅为侥幸得子，以至烟店与当铺的事业可以后继有人而已。至于苏州的俞曲园在陆墓志中所杜撰的“夜梦宋左丞相叶梦得入怀”什么的，显然是为陆后来的意外发迹所精心定制的一件精神纱丽。如果陆终其一生只是一名烟店老板，子承父业，我敢担保这样的神话在他的履历中就不可能出现。不过我对《潜园遗事》一书中所说的他十三岁那年“生父铭新公，欲观心源公心志，建议心源公从祖业习经商烟店，心源公不从，力请继续从学”这一点倒是有些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不愿经商而爱读书，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据此而得出“此儿有大器”这样的结论恐怕倒也不必。此后陆一直在当地一位饱学老儒凌少茗的督导下研习举业课程，并于二十岁那年正式考取了秀才资格。后来活跃于吴地文坛的古文经史学者俞刚、戴子高、施补华、姚宗堪、凌霞等人，其中多半系他的乡邻或县儒学里的同学。虽然在陆身后的各种传记——始作俑者为俞樾——和介绍文字中，陆的大名时常与上述诸人一起被列入当时享誉文坛的苕上七子的名单。但在姚宗堪《姚子展遗文》、施补华《与吴挚父书》《题登高图》《书姚子展遗文后》等回忆当日同人聚会的文章中，如果谁想找到陆的哪怕一丁点儿踪迹，那他肯定会大失所望，知难而退。
咸丰三年曾来湖州短暂讲学的万青藜，是陆一生风云际会的最有力的提携者。此公当时身任浙江学政，又系以内阁学士身份京官外放，这对其时正急于寻找政界背景的陆及其全家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其间不知通过什么关系，竟然使得这位浙江省的教育文化厅长降尊纡贵，满口答应将陆收入自己的门下。次年万卸职回京任礼部右侍郎，显然出于他临行前的关照与嘱托，新任浙江学政吴式芬对陆同样青眼有加。由于吴与咸丰八年继任的张锡庚被称作是陆的第二位和第三位老师，从而给人一种由于他才华超群，名动公卿，达官显贵争相以纳之门下为荣的感觉。不过这些出诸陆氏后人之口的说法事实上并无具体的资料佐证，因此我们不妨将之视作类似“天子门生”那样的广义上的称谓。
此后六年，陆一直以跻身仕途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目标。咸丰年间，由于英法联军入侵以及稍后的割地赔款，加上南方烽火连天的洪杨内乱，朝廷的内库已严重地入不敷出。自嘉道两朝以来一直低调进行的卖官鬻爵至此终于渐渐转为公开，并随战事的扩大变得越来越大张旗鼓。但这里的一个严格规定是正五品以上者一律须有举人功名方可封赠。胸有大志的陆显然不是那种如同邑士人沈吾、陈首尊式的小打小闹的人，于是设法中举也就成了他短期内志在必得的首选目标。也许命运也有意要向这位精明干练、跃跃欲试的鸦片店老板的儿子网开一面，在经历了咸丰五年、八年的两次乡试落第的失败后，他终于在次年为庆贺“外夷初平”而特开的江浙恩科中侥幸中式。当然，如果他潜心学问，将举业进行到底，获取一官半职按理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相比从七品知县一级级做上去，捐纳买官显然是更为直接、迅捷的途径。更何况几年后是否真有可能考取进士还是个很大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对于咸丰九年刚满二十六岁的陆来说，生活至少已象一座芬芳庭院在他眼前灿烂地打开。如果从月河街口他家那座祖传宅子楼上的窗口望出去，我们将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他自称的精神偶像顾炎武慨然有志于世的清癯背影，还有功名富贵、光宗耀祖，以及想象中随之而来的如同华楼桥下春天河流般汹涌的滚滚钱财。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2）
三
一八六○年初春兴致勃勃的入京是陆个人履历以及家族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折。作为那个时代相当少见的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和现实眼光的年轻人，他甚至等不及参加短期内的贡士复试，就毅然为自己的一生作出了事后被证明十分英明的重大决定：即通过杂途——捐纳——进入他梦寐以求且蕴含无限商机的政界。担任这方面咨询和中介工作的自然是他的恩师朝中大老万青藜。从在此之前他未雨绸缪，设法央人介绍认识了丁忧在乡的江苏巡抚徐有壬这一点来看，估计陆原先的打算是将自己弄到其时正和太平军对垒，军饷开支糜费的徐的江南大营里去效力。但该年六月杨秀清部突然攻入苏州以及徐的自杀谢国使得这一计划临时破灭。在这种背景下，以候补知府的头衔由万出面举荐到广东巡抚郭嵩焘署中担任高级幕僚，看来不失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稳健选择。以当时的行情而言，一个正五品知府的开价大约为一万多两银子。不清楚这笔巨款的具体筹集情况。从陆在京闻报洪杨将陷湖州，当即心急火燎，甘冒性命干系匆匆赶回这一事实来分析，家里烟店和当铺的历年积蓄甚至店铺本身的典卖恐怕是其中的最主要来源。
这里似乎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捐纳制度，虽然这对那些熟悉《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读者不免显得多余。尽管早在秦汉时期的文献里已能找到有关纳粟拜爵的记录，但那只纯粹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封赠，并无真正的实惠可言。既使到了清代初期，所奉行的依然是有虚衔无实授，也就是说，可以享用官服和顶戴，却不能正式做官。咸丰以降所实行的候补待放实缺的制度，固然令当时虚亏的国家财政有所改善，但此例一开，流弊无穷。姑不论那些不学无术，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可以平步青云的富商子弟对传统吏治的冲击，就是平时下功夫读书的饱学儒生，此后恐怕也再难安得下心来。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与忧虑，朝野上下那些有远识的人士中，一直不乏有人对此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比如同治四年底接替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被陆视为仇敌和政治异已分子的蒋益沣就曾公开著文表示过他的看法。蒋同时也是同治六年以涉嫌贪赃上奏朝廷，将陆从广东高廉兵备道任上革职查问的直接主事人。对此陆氏后人的解释是：由于此前陆曾因发放饷银一事得罪过蒋的部下，“而其从者意未厌，谗之果敏”，从而导致了整个罢官事件的发生。
陆心源正式赶赴广东布政衙门上任的时间为咸丰十一年的年底。当时尽管有万青藜以及万引见的内阁大学士倭仁，大理寺少卿苏州人潘祖荫等的推荐，但由于广东向为富庶之地，拥挤在那里等放实缺的候补老爷多若牛毛，实在很难分到什么实际事情可做。陆在整整两年的闲搁中，只委派去下面处理过一件刀笔猾吏私刻关防，株连无辜的小案，而且也不指望能有多少油水。于是只好又由万暗中出力，将陆弄到直隶总督刘长佑的营务处（非吏部正式编制，相当于现在的政府临时机构）帮办军需与善后工作。这从不久后万即将自己的两个侄儿以见习为名塞到陆的部门吃饷一事即可略见其中奥妙。在当时全国总数几达万人的候补大军中，这总算也是个令人眼羡的肥缺了。何况在工作期间又有幸与同样帮办军务的郭嵩焘的弟弟郭昆焘交上了朋友。对于陆今后的仕途通达，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有利的基础。我们将很快看到，仅仅一年以后，已由刘长佑以军功保举诏擢道员的陆突然又回到了广东。尽管仍旧闲搁了大约一年之久，但这时的等待已仅相当于黎明前的短暂黑暗，或某种好戏上演前所特有的紧张与静寂。因此，一八六五年四月当陆突然以政坛黑马和明星的姿态光采耀人出任广东南（雄）韶（关）连（州）兵备道兼海关关长，确实令粤地所有的政界人士都大吃了一惊。包括他的恩师万青藜，似乎也为这样的破格提拔感到有些诚惶诚恐，认为郭和当时的两广总督毛鸿宾给的面子太大了。以至在随后给陆的一封私人信件里，告诫他“发韧之初即膺繁要，恐眼热者羡而生妒，当祈随时谨慎，格外谦和”，应以“庶不启人指摘”为第一要旨。即便如此，以陆当时的春风得意与躇踌满志，这样扫兴的话一时恐怕未必能听得进去。从陆赴任不满五月就遭调离，并于半年后被即行开缺这一事实来看，万的宦场练达与惊人的政治洞察力确实令人佩服。
陆的南韶连道员一职当然出自郭的精心安排，但其真正用意是要陆在所辖海关的关税以及罚金上做手脚，以便这些款项越过原属藩司专管的国家税局直接进入巡抚衙门私设的小金库。这一秘密是我在研究太平天国后期史料的过程中，偶然在郭罢官后致曾国藩高级幕僚、后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一封为自己辩白的信件中找到的。这里要牵涉到的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湘军大帅左宗棠。同治年间左因克复杭州为朝廷所倚重，以闽浙总督身份帮办江南军务，督催粤省解支粮饷。郭可能为财政上的收入一到账上就被催着如数划走一事大感恼火，不得已才有另设币库之举。“凡新设之沙田捐房捐船捐，应须于经费者，仍归藩司主持，其不须于经费，及诸罚款，始入此库。两年中，月饷凡有短乏，即取给此库，以备支放……积存二百余万”。而陆心源作为郭的心腹兼谋士，对此自然心领神会。比如他上任伊始即将原先的国家海关关法“一物漏税，全船入官”私改为“漏者补纳，余物不问”就是一个极富创意的个案，这样做的好处是只需一小部分按旧例上缴国库，其余收入即可源源不断进入郭主管的钱袋。“余者不问”云云当然那只是说说而已。就算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感恩戴德的商贾们私下里也肯定另有孝敬。然而叫人不免为之感慨的是好景不长，左、郭冲突最终以左上折劾郭而安排自己手下大将蒋益沣接任而告结束。陆随之也很快被弄到一向被广东官场上视作清水衙门的高（州）廉（州）。半年后南韶连海关戏法终于被曝光，原本就一直视一班候补老爷们如眼中钉的新任巡抚大人雷厉风行，奉旨将陆即行开缺。一想到多年的惨淡经营犹如建立在火焰上的冰雪宫殿那样徒有其形，岌岌可危，陆的内心想必一定觉得沮丧无比。
其时已擢升兵部尚书的万青藜称得上是陆生平唯一真正赏识他并关照他的人。早在近一年前，对政界风云洞若观火的万在看到左宗棠手下的亲信瑞麟即将取代毛鸿宾出任两广总督时，就曾函告陆此人做事不讲情面，谓“到任后必迥异寻常”，言下之意自然是叫他小心提防。在陆被突然调至高廉后，卸任在家的前总督毛鸿宾作为万的好友，也来信切嘱他在地方上多行善政，潜心学问，最好能有著作出版，尽可能以深受士民拥戴的声誉消弥其时已在官场传播的有关他的流言。应该说这些临时措施对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尤其是他一两个月就弄出来的《仪顾堂文集》以及那块因广行善事，解职赴京前由高廉两州绅民同立的《陆公去思碑》，在某种意义上与他南韶连的关税亏短具有政治上同等的份量。这一点陆个人对此想必体会更深。尽管此后他在福建担任过更显赫的官职（从三品的盐法道），但我们将看到生前由他自己审定的墓志上的正式谥称，却依然是“广东分巡高廉兵备道”。怎么说呢？在他自称仕途险巇的一生中，也许因为高廉是唯一没有出过事的地方吧。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陆同治六年的被劾不过仅仅作为当时政治斗争——曾左之斗——的某种牺牲品。清代中后期吏治久弛，贪秽成风，从恭亲王奕绘、曾国荃、李鸿章这些一品大员到下面县衙门的吏目捕快，甚至乡丁保甲，又有哪一个称得上有清廉可言？这也难怪私下里陆一直要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冤叫屈。尤其值得同情的是他的父亲。陆铭新是在儿子高廉任上被接去同沐天恩的，没想到才享了几天福就祸从天降。由于当时陆被催着要立刻奉旨入京，老先生不得已只好先行归里。途中车马劳顿，加上担惊受怕，未能到家就一病不起，死时年仅五十二岁。尽一生积蓄倾囊为儿子捐官，却未能分享其成果的陆老太爷的遽尔仙逝固然令人悲痛，但对北行途中忐忑不安的陆却未必不是一件祸兮福所倚的事情。以丁父忧的官例回家守丧，成为他当时回避朝廷斥责的最正当的理由。这一切再加上朝中有力朋友的斡旋与打点。犹如夏日傍晚雷声过后并不见雨下，一件大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这样逐渐消弥于无形。
四
当三十五岁的陆以学者兼著名藏书家的身份出现在浙省文坛和他的同郡人面前，看来已经是同治七年春天的事情。公元一八六八年的湖州虽然才刚经历战争的苍夷与阴影不久，但其文化底蕴和经济上的强大生命力使它短期内很快恢复了原先的富庶繁华与歌舞升平。陆家的当铺数量随着主人的归来从一家发展到三家，烟店的铺面和生意也远较以前为大。没有人对这些骤富的迹象产生过哪怕一丝怀疑。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一切看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何况在最初的闲居生活中陆一直刻意保持必要的谦逊与低调。由于那时他的旧日同学不是丧于战乱就是出外谋生，以至他每次想到要论文讲学，就不得不赶到苏州或杭州去。他与俞樾、吴云、杨岘、丁日昌、朱智以及潘祖荫之兄潘祖同等的结识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除了杨与丁时常不假辞色，倨傲自负，其它人与他相处得倒也不坏。杨对陆的冷嘲热讽显然出于一个前辈文人对后来附庸风雅者的蔑视。和丁交恶却为争购太仓郁氏宜稼堂的藏书，有关这一事件的详情后面很快还会提到。
现在我们终于要开始说到皕宋楼和它那些著名的旧钞精刻了。陆打算以资深藏书家的面目出现——作为政治面目的某种补充——究竟始于何时？这在众多论者的笔下均有不同的表述。一个基本能大致持同的时间断代是丁忧居家以后。但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广东罢官归来的行囊就已载有古籍百箱。居京的内阁学士陈廷经在一封信中，也曾提到陆于同治五年向他打听已故名士叶名沣遗书一事。《潜园遗事》第四章在介绍收藏部份时更是不无夸张地称陆“及至到广东，直隶再至广东为官时，所得俸金，大量购书”。考虑到此项爱好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非一般寻常殷实人家所玩得起的，因此，将初始时间断为高廉兵备道任上，应该较为恰当。这里既有万青藜毛鸿宾急告他注意形象的切嘱，又有南韶连半年的腰囊打下的基础。不过那时他这么做尚纯粹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因此虽有“不惜典当衣服”这样令人钦佩的热情与勇气，无奈“缺乏经验，常购膺品”。
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陆正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于收藏一道牛刀小试的黄金时期。连年的战乱与兵火使江南故家旧籍大量流出，这给其时正虎视耽耽的陆提供了一个能以极廉价格悉数吃进的良机。后来成为皕宋精藏主体的平阳汪氏芝芸书会、归安严元照芳椒堂、太仓郁氏宜稼堂、乌程刘桐瞑琴山馆的那些秘本，大多系那段时间先后落入他手中的。按照岛田翰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里的形容，当时的情景简直就象今天超市破产或县城广场上开积压商品交易会那样不顾血本地贱卖。“大江南北，数百年沈霾于瑶台牛箧者，一时俱出。而心源时兵备南韶，次权总闽艖，饶于财。于是网罗坠简，搜抉缇帙，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其中陆对丁日昌的不满与攻讦缘于丁先他购到了宜稼堂的精华部分。一九三五年上海《正风》杂志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在对事件经过进行详尽考证后，断定此事其错在陆。“相传有豪夺之事，盖陆存斋诬之。存斋欲据郁氏宜稼堂书，及至闽（“闽”似有误，应为粤）归，其精椠已为中丞（丁）所得，大嗛之，因造无据之言”。此事后来经过蒋香生、俞曲园的居中调停后，以陆不得已向丁认错而告结束。但从事后陆见丁仕途上青云直上，打算尽弃前嫌，主动致信丁以学术问题请教，而丁的态度始终不卑不亢这些事实来看，其内心对陆显然已怀有相当深的成见。有意思的是光绪二年当陆因福建盐法道任上贪赃事发被革职查问时，作为顶头上司的福建巡抚偏偏正好就是他的旧日冤家对头丁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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