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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的称谓，这在今天应该已不是什么秘密。笔记中张坦然记录了自己对李的倾心与缠绻，以至作为东道主的周季候忍不住当场与他开玩笑：“咄，元长，犹复能摸索人。”在杭逗留的半月中，除了办妥正事，他还会见了张子羽、闻子将、印持、无敕等浙中名士高僧，一起饮酒轰谈，听歌作乐。而作为此行高潮的是寒云冻梅中对位于孤山的冯梦祯故宅的谒访。那是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午后，他在一大帮当地朋友的搀扶下神色肃穆伫立快雪堂中，“堂故龛冯先生之像，红罽修髯，结跏趺坐”，一个杭州作家顾道民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宛如当年静默时也。”
《梅花草堂笔谈》的正式问世日期为公元一六五五年的秋天，那时距张辞世已有二十五年。此书雕版师赵云槐刀法精妙，深明文义，在杭州一见之下就令张感到十分放心。此后数年间赵为刻此书非但“挥刃不辍，更大寒暑无间”，而且分文不收，连购置书板的费用也由此人自掏腰包。“人或怪之，辄曰‘愿为此君（张大复）力。’”在此之前另一新安名家汪令闻也曾无偿为张镌刻过《张氏先世纪略》一书。可以想见这些高风义举给张的沧桑心灵所带来的慰藉与感动，但由于刊印此书仍然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将它们暂且搁置在梅花草堂的瓢盆碗碟之间，象守护自己精神的孩子一样悉心守护着它们。十三年后另一赞助商苏淞道守备钱继章的出现虽然令此书的出版似乎又有了某种转机，但不幸几个月后张即匆匆谢世，继孙安淳、守淳时年尚幼，加上身逢乱世，紧接着又是乙酉鼎革，朝代更替。直到顺治末年世事稍平，张安淳在外避乱多年回来，取出“实赖彝堂主人尔斐先生高义，珍秘爱护，存而不失”的四百余块书板，此书的出版工作才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梅花草堂已在清军的铁蹄下夷为平地，想象它在兵火中无声燃烧的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令我神往，同时也没有丝毫悲哀。也许在我的意识中它原先就不该为人间所有，现在不过是返回了它应该返回的地方。
张大复的隔世知己兼乡邻尔斐先生，同时也是此书出版最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说服其时因发现书板散佚七十余块从而踌躇不决的张安淳“尔祖《笔谈》一书，堪与眉山《（东坡）志林》并传不朽，其刊板之失极宜锓补，而保残守缺无益也”。另一有力人物钱继章甚至主张不须补版先把书印出来再说，让读者“视其存者以思其毁者”可也。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诸多乡贤闻知此事后主动愿意提供赞助，这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堪称灾难深重的巨著终于在此后不久的清顺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显然是张的生平恨事。此外还有一件恨事，那就是张氏接力赛似的家族功名目标即使在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以后，依然被证明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至少我在顺治、康熙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上找不到张安淳、张守淳的姓名。命运的乖戾与无情，有时想起来真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根据一个同样对张感兴趣的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张大复晚年杭州之行的始发地应为镇江而非昆山。当时他的现实身份是当地达宦刘中翰的座中食客，准确点的说法是家庭教师。此人系张知己王又新的好友，平时又素慕风雅。事实上张此趟颇为阔气的旅行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他的资助。从那里出发到杭州，正好是历史或古代地理概念上南运河的两个极端。而四百年后我从所居小城湖州动身前往昆山，走的大致也是这条最方便的路线。只不过古典的樯橹水声为现代的车轮汽笛所替代，江枫渔火的诗意也早已演化成加油站修车铺的工业时代风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夜晚。”坐在带有空调彩电的豪华大巴车里听着这样煽情的歌曲，实在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番感叹。好在我还不至于浪漫到想象他与我同乘一车——甚至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可谈？他想必不会对我的股票、网络和拱猪牌戏有任何兴趣，而他那种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苦难生活同样也令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我诚惶诚恐，何况一想到弄得不好还要白白搭上一双眼睛，更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我毫不讳言自己如果生于明代多半会成为屠长卿、王百谷那样的家伙，至少也会像陈眉公那样待价而沽——坚持以个人才华与社会利益进行某种适当的等价交换。然而即便如此，这仍然不影响我对张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迷恋。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并不矛盾。想想看，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正是因为他品质中某种光辉的令我们自惭形秽的东西，或者他坚持做到了某些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吗？张大复当年对狂人李贽的崇仰也同样令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对“暴力与色情”在一生中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钱谦益向他请教宋代以后还有什么书可读的，根据钱的事后回忆，张当时甚至想都没想就立刻回答：“《水浒传》，《牡丹亭》。”
现在越来越能看出，任何企图将张的艺术风格纳入“山人气味”的论调该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其理由也仅仅因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或者“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就算没有当初钱钟书的直言指谬，我相信那些有见地的读者也自能察觉出这样的批评于张未免有欠公允。问题的实质看来已经不在讨论张在明代文学的地位，而是我们评价一位作家究竟持何标准，思想还是艺术，抑或个人喜恶？任何稍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十六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坛实际上只是公安三袁长袖善舞独擅其场的表演舞台。且有江盈科、屠长卿、卢氏兄弟以及稍后的陶周望辈的四下呼应，援为犄角。以至苏州至钱塘的路上一时间满眼都是白话＋性灵、轻狂放诞的名士。竟陵派的锺惺、谭元春也许正是因为恶其嚣张，这才匆匆扯起一面复古大旗，打算联手以抑其势。其后也自有刘侗、王思任、祁彪佳等有意无意的加入。在那样的混乱情况下张为自己所选择的边缘与旁观的角色应该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哪怕他的作品当时已成为人们私下里谈论、关注以及期待的中心，他的身影却被更深地藏进了梅花草堂的阴湿光线里。对文学的主张也仍然坚持通过文本——创作实践——加以阐发与倾诉。不难想象那时被不是“纤巧”就是“冷涩”的文坛两重唱闹昏了头的读者在接触到“宴坐息舫中，冷莹穿户，捉得半床秋水”，或者“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尽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这样的文字时心中的震惊与神往。与他持同样艺术态度的当初虽然还有李流芳、汤若士、程孟阳、陈眉公等人，张却是其中最奇特的。就这么瞎着一双眼睛，安安静静生活在文坛的边缘，自得其乐——谁也无法判断他是洞若观火呢还是真的什么也看不见。
张大复二十世纪的另一知音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吴承学教授，这主要体现在《晚明小品研究》一书中，这本书我刚刚读到。在研究中他将张散文的拟题与《诗经》和部分中唐无题诗放在一起考察，从形式意味的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并认为这“对当时的写作思维实在是一种突破，……表现出作者对于美感的瞬间体悟与传达”。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一个愤世嫉俗的张大复，与众不同的作家。他继续告诉我们：“与之相适应的是其内容非常注重记录一些稍纵即逝的景色或感触……应目会心，神与物游，读起来似六朝骈体小品，而风神萧散，言意不尽，诚为晚明小品之佳作”。看到有人这样说张的好话当然令我高兴，买到这本书记得好象也是在昆山三联书店。当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我从招待所出来吃夜宵，却被书店内灯火通明、读者络绎的景象所吸引。尽管街道上寒风凛冽，店堂的背景音乐播放的却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店主在忙络的同时不忘向进出书店的顾客微笑示意。几个学生模样的在抄书。一对情侣手臂相拥站在架前专心翻阅。还有人在靠窗的书吧小声争论余秋雨与王朔谁更无聊。高大气派的古典文学柜陈列着张一生敬仰的苏东坡、李贽等的全集，还有几本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著作。出来时我的随行朋友用相机摄下门口一个行乞的老年盲者，并在他的破塑料罐里放进一张五元纸币。
这是否是个寓示城市内部将发生某些微妙变化的暗潮汹涌的夜晚？我满怀温情将这些记录下来。夜幕中玉峰的轮廓浓黑中混杂着宝蓝，象是为某种真实叙述提供的深沉背景。而几个小时后离开昆山时我再度回望，一缕霞光已迅疾、无声无息地取代了它们——绚丽而夺目——犹如金黄的冠饰，又像是蕴含象征意味的跃动的小小火焰。当我在这篇长文临近结尾时凝神回忆，它们仿佛仍然在我面前晃动——甚至就在我的纸上。当然，如果我写的是诗篇，或许不会拒绝以它们作为标点，但我最终写成的只是有关明朝一个苦难书生的真实故事，因此还是决定用那枝昆山带回的枯梅断然结束全篇。
二○○○年十二月至二○○一年二月 昆山—湖州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1）
旧学庵与鹿樵溪舍
小城太仓东郊。阅尽千古兴亡的娄江有一道支流打着漩涡斜斜穿过这里。万树梅花的簇拥之中，沧桑历史的覆盖之下，一座千篇一律，有着欲掩弥彰的现实姿态的幽秘庄园赫然在目。门前疏篱茅舍，绿水长桥。绕庄四周不外乎桑麻绵亘，渔樵唱答的典型的陶渊明风光。由于这里原先就是明代权臣兼江南文学领袖王世贞的私家别墅贲园，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落入新主之手后，又由当时最著名的艺匠张南垣领衔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整建，其设计的精致与布局的古朴典雅自然显得格外非同凡响。旧学庵与鹿樵溪舍作为园中的两处主要景点，无论在文学意义与建筑意义上都难免让人有望之弥高之叹。公元一六五○年春天写《板桥杂记》的余淡心来此作客之际，曾发现园景的一个秘密是“因水凿石，石嶙峋若天生”。想象一座占地数十亩的园林几乎有一半都漂浮在水上，该是相当别致且引人入胜的情景吧！而绿荫回廊深处，“阶穷路转，柴门杳然，蕉桐聚绿，输于一庵，庵结三楹”，这大约就是主人平日读书著述的旧学庵了。同样，十年以后李渔为畅销书《尺牍初征》索序一事从杭州专程来访，临别前所留赠诗中“更宜绿水穿林过，时向其中泛一槎”一联，也着重谈到了这座吴中名园水利上的特色。用于园内起居会客之需的西面那几间楼屋之所以冠名鹿樵溪舍，看来倒也并非徒有虚名。更何况其精神上的象征色彩同样意味深长且不容小觑。可以说，在吴梅村的一生中，没有一种物质属性象水那样恰如其份地喻示他遗民身份下复杂、暧昧的思想状态：兴风作浪或水光潋滟，或风波另起，或波澜不兴。自明室覆亡至清康熙十年黯然辞世为止，除中途短暂而荒唐的四年贰臣生涯外，这位清代最有争议的诗人几乎一直寄身于这里的水中韬光养晦，纹丝不动。仿佛他的身体就是溪石，他的血液就是落叶残荷覆盖下的流水的一部分。一六七一年当他弥留病榻之际回首往事，写下著名的《与子颢书》一文，令人意外地对自己从前的光荣与屈辱都深怀厌恶之情。其中谈到此园部分除交代当初从王氏后人手中购得及增删改建，总共约费万金外，还再三声明这是自己一生中唯一的最奢侈的消费。考虑到他筹此退计时的年龄只有三十五岁，应该有理由让我们感到惋惜和同情。几天后他的学生兼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苏松常巡备道卢綋闻报后轻车简从匆匆赶来探视，看到的已是由门人顾伊人、许九日、周子椒等从贲园大门内缓缓抬出的吴的遗像与棺椁。在我含糊而混乱的视线中，这个镜头偶然也会与后来在上海由黄源、肖军等抬着的鲁迅遗体的画面重叠在一起，有一种寂寞到了极致，以至难以用言词形容的哀痛与伤心。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素怀兼济天下之志的吴中年以后醇酒美人、青灯佛卷的另类生活，事实上早已象是一具待敛的浮尸——在政治的凶险河流之上。而这次只不过是从精神到肉体都正式宣告寿终正寝了而已。
老师张溥
顾师轼的《梅村先生年谱》里，吴少年时代以前的生活仅只寥寥几笔，同时该书引用资料上的谨慎与吝啬也让人时有遗珠之憾。他似乎太注重所谓学者姿态和史家笔乘了，除告诉我们吴家原籍昆山，其父吴禹玉为当地乡绅兼知名塾师，及十二岁在同学穆苑先、吴志衍家先后借寓读书外，其它什么也不交代。倒是从同时代人所撰的传记里多少还可了解到“母朱太夫人妊先生时，梦朱衣人送邓以讚会元坊至”“幼有异禀，笃好史汉”等轶事传闻。在这种背景下，一六二二年吴十四岁时，吴中大儒张西铭的突然出现向我们传递出吴颇为诡谲的一生中第一个重要信息。明室末年，张作为著名知识分子团体复社的创始人兼首任党主席，其身份地位一如现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在野党领袖。有关两人的结识交往一直流传着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描述的那个富有戏剧性的细节：当时张在古镇同里设帐授经，“以文章提倡后学，四方走其门者，必纳文为赘，不当意即谢弗内。”有个被拒之门外的嘉定富家子气不过，“窃先生塾中稿数十篇投西铭，西铭读之大惊，后知为先生作，固延至家”。二是程穆衡《娄东耆旧传》所说的此事与一个叫李太虚的学者有关，天启初年李落魄在太仓知州府中任教，平时与吴家也略有往来。一日主人设宴，李席间不小心打碎一个玉杯，被东家说了几句后负气而出，吴父不但将其追回且暗中代偿所值。显然出于某种感德之情，李极力说服好友张溥将吴收入门下。两年后复社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由于与张特殊的私人关系，十六岁的吴于是也就成为该社中最年轻的党员，并以其优秀的学问人品被党内同人目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政坛新星。但在吴洋洋四十八卷的《梅村全集》中几乎找不到有关他老师的只言片语，这确实是件令人奇怪的事情。即使假设后来他们因政治歧见与人生取向分道扬镳，在早年的诗文中也应留下难以割舍的记录。那么，这里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变故呢？由于不能起古人于地下以问之，揭开这一秘密的任何努力看来都只好暂且罢手。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2）
会元榜眼
“天才”与“少年得意”是描述吴梅村年轻时代的关键词。他个人在有关早年生活的回忆中也曾真假难辨地感慨自己“不意年逾二十，遂掇大魁，福过其份，实切惊栗”。尽管他的亲友与政治同志们一直以来对他深怀期许，但当太仓乡贤吴禹玉的儿子于崇祯三年中举，崇祯四年春会试第一，秋殿试获一甲第二名——也即俗谓榜眼的捷音后来真的遍传家乡吴中时，相信很多人仍然是将这一消息当作某种科举神话来看待的。更何况那时他的年龄才不过二十出头。同时，他的恩师张西铭与他同榜登弟，且名次被他拉下很多的事实，也使那些试图从其它角度解释他的走运的人打消了念头。在北京，他由十年后在煤山吊死的皇帝亲自授于翰林院编修的职位。尤其是半年后奉旨完婚，给假归娶的风光，更是将他的知名度与世俗荣耀推向了高潮。当然，熟知那段史实的历史学家也许并不这么看。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性质而言固然与现代的博彩业如出一辙，但在宿命论的表象下面，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就会发现仍然有一只权力的黑手在暗中进行操纵。比如明史专家谢国祯先生想必就很乐意告诉你，吴当年令人眼热的富贵功名，说到底不过是当时甚嚣尘上的东林、乌程两大利益集团权力斗争的产物。首先与东林一派渊源颇深的首相周延儒有意收揽天下才学之士引为已援是一个原因，其次主考官李继贞刚巧与吴家又是世交，“祖竹台公与先君子为笔砚交，白首相欢。其父禹玉受业于余。余子又受业于禹玉，盖三世通家矣！”（李继贞《萍槎年谱》）他们的做法是“密嘱诸公分房于呈卷之前取中式封号窃相窥视……伟业由此得冠多士”。（陆世仪《复社纪略》，下引同）这事后来被乌程党暗中侦知后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东阁大学士温体仁当即指使手下薛国观向朝廷告发，复又鼓动御史袁鲸具疏参论。双方最终的一个妥协方案是将试卷进呈御览。好在吴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庄烈帝指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诡靡’”，这桩讼案才算有了阶段性的了结。
几年以前，当吴还在张溥门下“相率为通今博古之学”时，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复社成立以后的四年在年谱里又无一事可叙，不妨视作他个人有意低调处理与他老师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尽管其时他的诗文已渐露大家风范，但朝野舆论将他看成张的衣钵传人，以及张一手创造的奇迹的印象似乎已很难有什么改变。次年夏天他的老师告假归里，数以千计的学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投拜门下，打算争做吴梅村第二，以至整座镇子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疯狂场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而对于吴梅村本人来说，更为麻烦的问题恐怕还在于他的老师自己在公开场合通常也这么宣称。也许在张看来，既然在他的指点下吴只花数元钱就一连中了几个百万大奖，那他理所当然就有资格在一定程度上行使对这笔巨款的支配权。考虑到仕途之初就附丽在体的这种尴尬与被动，相信对我们理解吴临终前的那些沉痛哀绝的陈辞会有很大的帮助。
政治明星
在谈论过一个传统文人和一个新派政治家由于偶然结识被不由分说捆绑一起的种种无奈以后，这个故事非但不可能就此结束，并且当年晚些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