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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幸福》正是如此。
影片的第一场戏。
可这是今天的情况，我们无法把我们的语言和动作写进剧本了。其一，隔了五十米的距离还要编写可以付印的对话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对话是内心的自然流露；其二，我们两个都不会使用那个该死的口述机。
我的第一次作品朗读旅行是去施瓦本。
那位可爱的女书商在电话里连珠炮似的用施瓦本方言向我表示，她正高兴地期待着我去内卡河畔的萨巴赫朗读作品。她还说要到斯图加特站来接我。我带着不安的心情坐上了火车。
外面万物复苏，花木发芽开花。莱茵河像一条蓝色的带子躺在种满葡萄的群山之问。河上的游轮冒着烟，或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如果不算那几次只住一夜的汉堡之旅，这是我第一次不带孩子出游。
现在，我可以有两周时间独自旅游了。
一种少有的、奇怪的感觉！预期的快乐并没有出现。火车刚刚从科隆站开出，内疚、想家、想帕拉以及对孩子们的思念就一起涌上心头。
我并没有去餐车结识一位独自旅行的先生，和他一起纵情地喝一小杯香槟酒，而是悄悄地带着我的小箱子来到最后一节车厢，那里不会有人打搅我忧郁的思绪。
孩子们没有妈妈了。
没有爸爸和妈妈了！
我平生第一次离开他们！不就因为我取得了那点可怜的成就嘛！不就为了去遥远的施瓦本自吹自擂一番嘛！
现在好了，他们不再孤单了。
他们有帕拉、阿尔玛·玛蒂尔和埃诺。
我还是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完整的家。
真奇怪，帕拉那么快就取代了母亲的位置！不过也有人说，这对可怜的小家伙不利！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孩子们四个星期前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在教育方面很有权威的杂志《成才与堕落》的自由撰稿人弗里茨·费斯特先生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我们对帕拉的信任超过任何别的人。这是很难得的。仅仅四周的时间，我们所有的人都离不开她了。
我们无法想像生活里没有帕拉将会是什么样。甚至连威尔也不例外。他也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在帕拉那儿寻求安慰和帮助。昨天我正好碰上他用指头在刮碗里的巧克力布丁。他当时站在厨房的餐柜旁，那里是我们想靠近帕拉时常呆的地方。他向帕拉讲述着他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经历。帕拉给他切了几片面包，并且为他熨了两件衬衣。
威尔后来飞往柏林，去挑选合适的演员了。
傍晚，帕拉和我单独呆在厨房的桌子旁。
我给了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出于我和孩子的感谢，也作为礼物，我另外又送给她一条赫尔墨斯牌围巾。
我还把孩子们画的一张画交给了她，上面有几行字：
亲爱的帕拉，谢谢你来到我们身旁。
“你？”帕拉问。
“当然。”我说，“您以为孩子们会以‘您’相称吗？”
“那么希望我们也能以‘你’相称。”
“好的，”我说，“我们就以‘你’相称。”
说完，我们坐在餐桌旁一起喝香槟。
“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
“是的，”帕拉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阿尔玛经常提起你们。”
“你是怎么对我们这个家感兴趣的？”我好奇地问。
帕拉告诉我，她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家庭里干过活，其中有商务顾问、内阁大臣、外交官以及政治家。她一共带大了十三个孩子。当其中最小的孩子也上了中学时，她当时所在的部长一家感到非常内疚，因为她在他们家只能干点擦擦洗洗的活了。于是，他们在《时代精神》报上登了如下一则广告：
为我们的女管家找一份新工作。多年来，她在处理家务、教育孩子等方方面面让我们心悦诚服。如果您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最好别给我们答复……
结果当然是无人问津。
除了特劳琴姑妈。
她认为，教育孩子不能为时过晚。
特劳琴姑妈独自住在城郊森林边上一个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阿尔玛和小埃诺是她唯一的亲戚，因此，她当然与他们以及帕拉都建立了一种相当亲密而坦诚的关系。
这我很好理解。尽管认识帕拉才四个星期，我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坦诚的关系。
问题在于，帕拉是否具有足够的灵活应变能力，去忘记特劳琴姑妈的特点而适应我们家的要求。我不认为特劳琴姑妈与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充其量不过是喜欢同一家饭店而已。
帕拉在这座长满青藤的别墅里除了打扫蜘蛛网、给特劳琴姑妈读书外，还干什么？这我不知道。帕拉在谈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简洁。在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家里当然要特别谨慎。这种谨慎我应该珍惜和学习。
“但是，你每天都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你整天在别墅里擦擦枝形吊灯上的灰尘、整理整理园中的菜地吗？”
“不。”帕拉说，“特劳琴姑妈家还有清洁工和园丁。”
“噢，明白了。”我说着很快地喝了一口香槟。
“不过，这花园里总有很多活要干。”我想当然地说。这时帕拉重新斟满了酒杯。
是的。绿篱、草坪上的杂草长得很茂密。我本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更谈不上修剪花园的技术了。站在那里挖地，看看是否有蚯蚓，这可不是我干的事。我幻想着管理花草的园丁先生和他尊贵的夫人在我简陋的房子和花园里干活的情形。
为什么不呢？
现在我有钱了。
如果用钱能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什么一定要穿貂皮、购买橱窗里二百马克一双的名牌鞋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问问他们，看他们是否也愿意到我们这里来……”
“当然，”帕拉说，“这我已经想到了。”
“他们干什么呢？……我是说，特劳琴不在了，这些高贵的法国农民靠什么生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们暂时照看房子和花园。”帕拉说着，呷了一口香槟。“我们把房子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一定是弗莱辛凯姆珀…厚赫姆特公司。”我说。
“是的。”帕拉说。
然后她很谦虚地顺便补充道：“温克尔一家、维勒夫妇和我共同继承了房子，但是我们都不愿住。”
“什么？”香槟呛着了我。
帕拉是这座别墅的三分之一主人？而她却在我这儿当保姆！
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她似乎要抓起那条傻乎乎的赫尔墨斯牌围巾擦桌子，然后在尖厉的笑声中用它捂住我的耳朵。
“帕拉，”我说，“您……您可以不必工作！您为什么还到我这儿来干活？”
我做了一个包含一切的手势，指了指我的家：寒酸，狭小，地上铺着乐高塑料块，钢琴上散落着面包屑，图画书满屋子飞，工作室在车库里，门前停着生锈的小三轮车。
“因为在这里工作有乐趣。”帕拉说，“我喜欢你的孩子，也喜欢你。我很敬佩你。你本来也可以靠你的小说收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不必去忙各种杂事。”
“我可不想整天呆在家里。”
“离婚女人都是这样的。”
“那多无聊！”
“我也这么认为。你想知道我们俩的共同点是什么吗？”
“当然！”
“我们俩都在做自己擅长而且喜欢做的事。”她笑了，试着消除我的戒备。
“但是你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说。
“是吗？可你也大可不必写书、拍电影、去各处巡回朗读你的作品……”
“威尔拍电影，”我打断她，“我只是在一边帮点忙。”
“我们之间也是同样的关系。”帕拉说，“你是母亲，我只是在旁边帮点忙。”
“回家后你干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你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我得回家了。”帕拉看了看钟。
我们互相拥抱了一下。
“好吧，明天早上八点？”帕拉问，“我带上自己的被褥。”
“好的。”我说，“明天早上八点。再见。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今天早上她把我送到了火车站。
事情就这么简单。
现在，我必须调整我的情绪，去适应欢快的气氛。
调整情绪有时要比调整人的想法更难。
大脑皮层里的姑娘们已经醉眼矇眬，可我还没有醉。我盯着窗外，试图理解我生活中的变化。
半年前，我还穿着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带污点的毛衣，在租用的三间住房里爬来爬去，低头寻找落在沙发下面的乐高塑料块、面包屑和粘在地上哄孩子用的奶嘴。
现在，我正昂首阔步，开始扬起生活的风帆！而且——这是最重要的——我完全一个人造好了向上攀登的梯子，一步一步地顺着梯子往上爬。刚开始时小心翼翼，因为梯子仍在晃动。那时有埃诺和阿尔玛帮着把梯子扶稳。现在我已经能从母亲和家庭主妇生活的天窗看外面的世界了。
爬到外面去？试一次？如果不成功，可以顺着狭长的屋脊爬回来。我会头晕吗？会摔下来吗？
帕拉会扶住我的，她会再次扶我走进来的。
孩子们应该与他们的母亲在一起，这是弗里茨·费斯特的训诫。
干脆把孩子带上也许会好一些？
不行，如果是那样，这次旅行的负担就太大了，行程就太匆忙了，而且还不得不做出大量妥协。
可我多么希望孩子们待在我身边啊！
我是因为思念他们才产生这种念头吗？还是因为良心发现？
我原本就打算把孩子们带在身边吗？还是认为孩子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更好呢？帕拉的照顾就是他们的环境。她一开始就成了孩子们的第二个母亲。我放心地往座位后面靠了靠。到现在为止，一切都还正常。再说，两个星期过得很快。我很快就会回家的。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美茵茨到了。
我打开车窗，看站台上过往的人流。现在想点别的事吧！
分隔间的门开了，一位皮肤黝黑、身穿薄荷绿色超短迷你裙、脚上穿着有缝长筒袜的妙龄女郎走了进来。她一手拿着压皱的香烟盒，另一只手拎着一只小巧的名牌箱子。她那精心做过的、有些夸张的狮子头发型发着深蓝色的光。我极不情愿地把放在对面座位上的报纸收了起来，把我的七件行李往一处拢了拢。女郎的手指上戴着十到十二个笨重的金戒指，它们正闪着珍珠的光芒；而手腕上马口铁做的手镯则在丁当作响。
我万分惊讶地发现，在她背上的襁褓里还有一个婴儿。
我跳起身去帮她接背上的孩子。天哪！一个婴儿！这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我本能地把手伸向襁褓。我认为这位被戒指武装的女人完全能够自己把名牌箱子塞到衣帽架上去。那婴儿的面部有些擦伤，而且很不干净，几块软乎乎的饼干和果汁、残余的奶汁混在一起，粘在脸上。襁褓摸起来有些潮湿，各种怪味从里面冒出来，让我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个苏姗娜家里的耗子尿味。
“您不下车吧？”漂亮女人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问着，一边冒着衣服被坐皱的危险，重重地坐在了二等车厢里被磨损了的座位上。
我抱着又湿又冷的婴儿，一筹莫展地站在一旁。
“我到斯图加特。”我说。
“噢，那太棒了。”穿薄荷绿色裙子的少妇说，“我急着抽支烟。”
“您手上不是吗？”我说着，指了指那盒华丽牌金色小烟盒。
“是的！”受烟瘾折磨的女人呻吟着，“但是已经没有了。”她用超长的涂成蓝色的指甲无奈地捏了捏烟盒。
“那你就去搞烟吧，”我说，“我来看孩子。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看到有人帮忙，母亲再也忍不住烟瘾的折磨了。“她叫婕妮芙。”
话音未落，她已经冲了出去。我听见她拽开隔壁分隔间的门去讨烟。但是她很不走运，隔壁房间不许抽烟。于是，她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火车重新启动。车身猛地一晃便开了起来，我们，婕妮芙和我跌靠到座位的靠背上。这个又湿又冷的孩子“温暖”了我的膝间，也软化了我的心。“嗳，婕妮芙，瞧你，怎么这副模样？”我感到一阵恶心。我伸直胳膊把她抱在眼前摇晃。每次想亲吻和爱抚她，总会产生一种理所当然的恐惧，害怕今天晚上我的作品朗读会将散发出耗子尿的骚味。这个沾满饼干屑的小怪物没有任何反抗。她在那又冷又湿的襁褓里，冷漠地从堆在她脸上的那些残余食物里向外看。
“妈妈最后一次给你换尿布是什么时候？”我问。婕妮芙没有回答。她最多只有九到十个月。如果是我的维利，他早就对我又打又吼了。
发型夸张的女人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我的胳膊开始发麻。真见鬼，我正好在思念孩子，手上就抱了一个需要特别清洗的小养女。对儿子们的思念荡然无存了。乌拉！
我毅然决定把孩子从襁褓、身上的连裤衫以及——啊，真吓人——破成碎片的尿布中解救出来。我取下了最后一块棉垫和塑料片，她的屁股活像一只狒狒的屁股。
“嘿，你这个小坏蛋。”我嘀咕道，婕妮芙哭开了。我用指尖把换下的尿布扔到地上，然后用脚把它们推到座位的下面，以免被人不小心踩上。然后，我打开车窗，让迎面来的风吹着婕妮芙。如果凑巧有乘客路过过道，看见我们这副情形，他肯定会立刻拉紧急刹车的闸。
新鲜空气令婕妮芙感到舒适。她不哭了。当她的身体差不多被风吹干时，我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座位上，然后一边用大腿挡着她，一边在尿布包里翻开了。这里有我想要的任何东西。甚至还有香烟。总共有四包，都是华丽牌的。还有一条连裤衫。这个染上了尼古丁瘾的漂亮妈妈为什么不给她的孩子换尿布呢？
我小心地往婕妮芙的屁股上扑了粉。当我重新给她包上尿布时，这个小怪物的小脸痛苦地扭曲着。
“别害怕，”我说，“我不会弄疼你的。”
13
我接着用指甲尖把婕妮芙湿漉漉的连裤衫换下，给她穿上干净的那条。
我用油布把她的小嘴和小鼻子擦干净。好，现在她又像个婴儿了，原来她还挺秀气的。
在等她母亲的这当儿，我们，我和婕妮芙聊了一会儿。
“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说，“他们叫弗兰茨和维利。”
婕妮芙高兴地发出模糊不清的咿呀声。
“你妈妈怎么了？”我问，“怎么还不来？”
她不可能从火车里跳出去。但是，如果我到了斯图加特还是一个人抱着这婴儿坐在车厢里，我该怎么办？
“弗兰茨和维利有一个保姆。”我说，“他们的屁股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脸上也从来没有饼干屑。也许你的妈妈也应该想这样的办法。她看起来并不缺钱。”
这时候女士回来了。她嘴里衔着一支燃着的烟，手上还拿着三盒，牌子是“我喜欢抽烟”。她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张空座位上，狠狠地吸了一口那来自自由世界的烟。
“这虽然不是我要的牌子，”这是她见到我们后的第一句话，“但是总比没有强。”
“我给婕妮芙换了尿布。”我说。
婕妮芙高兴地看着窗外，吮吸着自己的小指头。显然，她感到了无比的舒适。
“整个火车上都没有自动售烟机。”婕妮芙的母亲说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车上的小卖部只有这种烟！”
她极其不满地指着手上这根刚买的劣质烟。情急之下，魔鬼也会把苍蝇当烟抽。
“你到哪儿下车？”我问，希望能引开她的找烟话题。
“到汉堡，小家伙她爸那儿。”抽烟的漂亮女人答道，嘴里不停地在我们这个洒满阳光的无烟车厢里吐着烟圈。
“您路过斯图加特吗？”我试探地问。
“怎么？难道不对吗？”
“这车是向南开的，”我说，“而汉堡是在北边。”
“见鬼！”她忍不住骂了一句，站起身来。“那我们得下车了。”
我告诉她，下一站是海德堡，她可以安下心来再抽一支烟。
“噢，我现在也确实很需要烟。”她一边说，一边把扔在地面上的烟头踩灭，烟头正好挨着那块湿漉漉的尿布。接着，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用颤抖的手指把香烟塞到嘴里，“我干了一夜活。”
“干什么？”我脱口而出。我尽量不看车厢里那块“请勿吸烟”的牌子。
“上班。”她点着烟，含糊地应了一句。“我是管自动游戏机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的一端留下了紫色的口红印。
我琢磨着，她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那婕妮芙呢？”
“没问题。”她说，“婕妮芙特别好带，所以我一直带着她。以后，等她能走了，我就得想办法了。”
我想，她不会急着教婕妮芙学走路的，因为现在无论到哪儿，她都可以把躺在襁褓里的婕妮芙随手一放完事。
接着她又说，她得休息一阵子，所以她去找约翰，也就是小家伙的爸爸。他在汉堡工作，有一个女朋友，叫珞莉妲。她虽然才十六岁，但是该轮到他们带孩子了。她本人已经累垮了。
我觉得也是，她看起来十分憔悴，瘦得皮包骨了。尽管她的皮肤已经晒成了棕黑色，但看起来仍然很苍白。这个经过精心包装的华丽外壳顷刻间肢解成了碎片。
一个带着孩子工作的女人，处境和我一样。
似是却如此不同。
她把钱花在了昂贵的衣服和香烟上。
我用钱把自己从家务活中赎了出来。我买到了一点自由。
我们俩谁是更不合格的母亲呢？
我送婕妮芙和她的母亲下了车，情绪十分抑郁。乘务员还请我把她们送上她们换乘的那趟车。我不可能为她们做更多的事。我悄悄回到分隔间，爬到座位下，取出发臭的尿布，用指尖把它扔进了过道的垃圾桶里。
然后我去洗手间把手彻底洗了一遍。
我在斯图加特站下车后，四处张望着，找那个精力旺盛的女书商。她的名字我在电话里压根儿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