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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为迎接“才选凤藻宫”的元妃“省亲”而营建的，主旨是迎接元妃。此刻此时，“崇阁巍峨，面向琳宫合抱，迢迢复道索纡”的大观园，显示的是世家大族的奢华縻费和“君权”的威仪及合于封建伦理的“礼乐”精神。
但是，人们听到的是哭泣和叹息的声音，看到的是尊卑的差别和人伦的颠倒。只有当“省亲”结束后宝玉和他的姊妹们搬进园子的时候，大观园才露出它的真面貌，才使人真正领略到它的雍容华贵、典雅秀丽、巍峨壮观、清新隽永的深远内涵，成为少男少女的人间乐园。
北京大观园的建造，初期是为了给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提供拍摄场景。但是从选址、绘图、破土动工的那一刻起，它的主旨就是为千百万人民创造一个人间乐园，将曹雪芹的梦想变为现实。在这座似曾相识的大观园中已经融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建专家、园林专家、影视工作者和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这部经典新的体验和解读，凝结着他们的智慧和审美理想。毫无疑问，北京大观园虽然来源于曹雪芹的《红楼梦》，但是它又是一次新的创造，而不是机械的、照像式的翻拍。它是20世纪80年代城市文化发展的结晶，体现的是新时代的人文关怀。
从破土动工到大观园的最后落成，前后花去了10余年的时间，是分期建成的。今日的北京大观园的亭台楼阁院落，以至点缀其间的山水树木，一花一石，不仅拥有《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融进了新时代的文化内涵——红楼梦文化博物馆、声光电太虚幻境、水上梦幻音乐，使游赏者在一系列活动中感受到时代的脉博。大观楼酒家、红楼书屋、红楼食品……使游者在得到精神享受的同时又得到物质的享受，而又在这种享受中领略到红楼文化的无穷魅力。因此，每一位游者在大观园中不仅重温一次《红楼梦》，重读曹雪芹，更重要的是得到一次精神的升华，厚重了自己的人生。
北京大观园既是红楼文化的载体又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载体，将多元文化凝于一园，已成为新时代宣南文化中一株阆苑奇葩。
林黛玉在题“世外仙源”匾额时写道：“名园筑何处，仙境别红尘。借得山川秀，添来景物新。”今天是“名园”筑宣南，“仙境别红尘”。《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借”宣南山川之秀，为北京大众、为海内外游者“添”了一座新景物。因此，当我们在称赞曹雪芹文章造化之功的时候，不能不佩服宣南人的远见卓识。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北京大观园在万象争辉的新时代里永葆文采风流！
注释：
① 引文转引自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第2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
② 曹寅幼为康熙“伴读”之说见于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中的康熙十一年（1672）条下，原文云：“寅自幼侍读事，邓之诚先生见告出某书，书为1939年顷购于琉璃厂文芸阁，价二三十元间，八册一函，约为康熙问刊本，四字书名，怪异，亦无著者名。藏今北京大学图书馆。惟以书名失记，待检。”刘上生著《曹寅与曹雪芹》，（海南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三章“曹寅生平事迹考索”中认为曹寅是“佩笔侍从”，而非“伴读”。参见刘著第48…58页。
③ 纳兰性德（1655—1685），本名成德，字容若，号楞枷山人。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子，著名词人。康熙十五年“授三等侍卫之职”，与曹寅相识。渌水亭在玉泉山麓为明珠别业，性德经常在此读书、会友和诗文唱和。在此雅会的著名文人有姜宸英、朱彝尊、顾贞观、张纯修、严绳孙、粱佩兰、陈维崧、秦松龄、吴兆骞等。“己未文会”是指康熙十八年“己未”参加博学鸿词科的一些文化名人的聚会。与会者有顾景星、傅山、李围笃、汪琬、施闰章等人。
④ 《宣南文化便览》，郑文奇主编，李金龙执行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是书分13个专题．全面介绍了宜南文化的发展流脉。内容丰富多彩。文章短小精悍，普及性强。本文所谈及宣南文士经历多采自本书，谨申谢忱。
⑤ 据吴长元著《宸垣沿略》卷10“外城二”内记载。徐乾学另有别业“南园”。文云：“南园在虎坊桥，为昆山徐司寇乾学别业，今遗址无考。”下引徐乾学《奉邀说岩先生同姜、朱二翰林虎坊别墅宴集》诗。诗题之中姜指姜宸英，朱指朱彝尊。诗中有云：“市南虎坊园，幽居带林薄。雅堪延野色，凭眺有菌阁。”“极望效坛树，微风韵遥铎。惊沙白皑皑，流霭青漠漠。”由此可见南园之幽美。
⑥ 参见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第280页。
⑦ 同上，第375页。
⑧ 《宸垣识略》卷10“外城二”记：“海波寺在清厂迤北，其地名海波寺街。今废。”
⑨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宁季重，号东堂，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著有传奇剧《桃花扇》名震天下，亦因此获罪于当权而被罢官。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被南巡的康熙皇帝任命为国子监博士，后到北京作官。居宣南的海波巷，与朱彝尊宅相邻，时常出入古藤书屋，留下诗句“藤花不是梧桐树，却得年年引凤凰。”
⑩ 《宸垣识略》卷10“外城二”记：“施愚山寓居在铁门，今宣城会馆。”下引王士禛《过宣城会馆》诗云：
暮天黄叶落。一过西州门。
无复高人迹，空闻宿鸟喧。
新阡思挂剑，旧馆忆开尊。
南望澄江水，谁招屈宋魂？
此诗写于1683年施逝世之后，故有“旧馆忆开尊”“谁招屈宋魂”之悼句。
芳卿家住芙蓉城
芳卿家住芙蓉城
——曹雪芹夫人·芳卿·兼美
几年前，北京一位张姓工人家里发现了一对旧书箱，那上面不仅有“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及“题芹溪处士句”，而且书箱背面还有“端庄凝重的章草”写着：
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歌诀稿本
为芳卿所绘彩图稿本
芳卿自绘偏锦纹样草图稿本之一
芳即自绘编锦绞样草图稿本之二
芳卿自绘织锦纹样草图稿本
在这王行字的左边，“用挺秀的行书淡墨”写着一首七言悼亡诗：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诼玄羊重克伤。
（丧明子夏又逝伤，地坼天崩人未亡。）
睹物思情理陈箧，停君待殓鬻嫁裳。
（才非班女难续，义重冒。）
织锦意深睥苏女，续书才浅愧班娘。
谁识戏语终成谶，窀穸何处葬刘郎。
据披露，除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这对书箱上还刻有恭贺新婚的吉庆词、“拙笔写兰”等字画。
经过一番鉴定、考证之后，认为这是“二百年来的一次重大发现”。那五行题签是“曹雪芹笔迹”，一首七言悼亡诗则是“曹雪芹夫人的墨迹”。论者的结论：芳卿就是曹雪芹的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乾隆二十五年在南京邂逅而续弦的妻子。
十分可惜，我对古器物真伪的辨别实在缺乏起码的常识，因此对定论，自然也就不敢妄加月旦了。不过，看了那组目录中的“芳卿”二字后，倒使我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于是“翻箱倒箧”，竟找出一本嫏嬛山樵所撰的一部《补红楼梦》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发现那“芳卿”的名字，原来在狗尾巴似的续书里，已经有人用了。开卷第一回甄土隐详说芙蓉城，他向贾雨村说道。
那幻境中尚有一位警幻仙姑总理其事。其妹名唤兼美的，就是芙蓉城女子所谓名为芳卿者是也。
曹雪芹夫人芳卿，是在南京石头城里相遇的，现在美蓉城里又出了一位“名唤兼美的”芳卿，真真无巧不成书。据《补红楼梦》作者说，芙蓉城者即太虚幻境也。由此猜想，是不是曹雪芹的续弦妻到了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年）逝世之后，也到芙蓉城消结“情案”，写曹公相会呢？乾隆庚辰结婚，嘉庆庚辰逝世，这两年份都在“庚辰”上，说不定还有点什么研究，红学家不妨做点考证，或许还会有什么重大发现的。
有的红学家指出，“芳卿”二字在旧社会本是那些青楼女子们的艳称，以曹雪芹之博学当不会疏忽如此，将自己的患难之妻也称为“芳卿”。这续作者硬是把芳卿与“擅风情，秉月貌”的秦可卿——兼美捏作一人，实在有点大不敬。当然，曹雪芹世事通达，未必计较那“芳卿”的来历，不然二百年后，红学家上哪儿去发现曹雪芹的夫人就是芳卿呢！
1982年11月20日
新妇并非皆新娶
新妇并非皆新娶
——“新妇”三解
曹雪片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逝世后，他的好友敦诚写过一首《挽曹雪芹》的诗，其中有句云：“肠回故垄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鹪鹩庵杂记》）后来，敦诚又将这一句改为“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四松堂集》）研究者据此推断出雪芹在世时，曾经“新”娶了一位夫人。还有人根据一些传说，“考”出雪芹这位“新妇”就是乾隆二十四、五年在两江总督尹继善衙门作幕时续娶的旧相识，她的名字叫杜芷芳，娘家就在常州。
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四、五年，究竟去没去过江南重温旧梦，已有人撰文讨论过，且与本题关系不太大，故不加评说。这里仅就“新妇”一词的解释，略加辨析，以申鄙见。
据笔者所见，“新妇”一词至少有下面三种用法：
（1）称新婚妇女曰新妇。《世说新语·贤嫒篇》所记：“王公渊娶葛延女，……‘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唐·王建《失钗怨》诗：“双杯行酒六亲喜，我家新妇宜拜堂。”（《全唐诗》卷298）这里所说的“新妇”，皆是指新婚之妇女。
（2）妇女自称新妇。《世说新语·文学篇》有一则故事说：东阳太守谢朗抱病见客，久不休止。其母王氏爱子心切，出对客人说：“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这位老夫人的儿子已官至太守，仍自称“新妇”，显然无“新婚”之意。又，上引书《排调篇》也有一则故事，是说王浑与妻钟氏看见自己的儿子走过时，王浑很得意，但其妻却说：“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这里也是妇女自称。据朋友告知，今天在浙江某些地方的农村里，还有不少已婚多年的妇女，自称“新妇”。
（3）泛指已婚之女子。《全唐诗》中有“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卷878《谣》）“百年不遣踏君门，在家谁唤为新妇”。（卷298《促刺词》）“晚态愁新妇，残妆望病夫。”（卷299《赏牡丹》）这些诗中的“新妇”，可以说既不是指新婚之妇女，也不是妇女自称，而是属于第三种用法，即泛指已婚之女子。
上面提出的三种用法，恐怕不是“新妇”的全部解释，且其中有的例子也可能理解错了，但在至少三种用法的看法上，大体还是可以成立的。现在来看一下敦诚诗中的“新妇”一词，立即可排掉第二种“自称”的可能，只有第一、三两种可能。我以为，在没有其他旁证之前，武断地说曹雪芹生前续续娶了一位夫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依一般写诗的常识看，敦诚挽诗中直写“寡妇”似乎太露，对死者和幸存者的口气也有点不敬，后来改为“新妇”，不仅遣词上较雅，而且其意也甚为含蓄。从这一种意义上来考虑，我以为敦诚将“寡妇”换成“新妇”二字，很难看出是暗示雪芹死前不久新娶了一位“杜芷芳”！
1981年10月2日
可恨同时不相识
可恨同时不相识
—一曹西有非曹雪芹化名
二十几年前，河南省博物馆在商丘地区收购了一幅所谓陆厚信绘《曹雪芹先生小照》，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有关曹雪芹的文物中最可珍贵的真品，但也有人认为是托名于曹雪芹小照的伪品，争论至今还没有完结。最近，有的同志根据尹望山诗集中有几首同曹西有的唱和诗，而推测曹雪芹是曹西有的化名。他把这个“发现”称之为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推翻以往研究中的某些结论。笔者对此“大胆假设”，一直抱有怀疑。
不久前，偶然读到高阳先生《曹雪芹摆脱包衣身份考证初稿》（香港《明报月刊》第153期，1978年9月）一文，其中谈及了曹西有其人事略，使我知道曹“名庚，字西有，号凫川，上元人，能诗善画。”由于高先生行文所及，没有特别注明材料来源，所以只能根据高文提供的“上元人”和“能诗善画”两点线索，查找有关的文献。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查得下面两则记载：（1）李浚之的《清画家诗史》丁上：“曹庚，字西有，一字凫川，上元人。乾隆庚辰举人，工绘事，有且想斋集。”（2）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卷二十一，所记文字与《清画家诗史》基本相同，另注明“其子含辉，亦有名。”这两则记载与高阳先生的文章中所引文字仅有“凫川”是号还是字的不同，关系不大，故可相信这些记载都是可信的。
从上述有关记载中可以证明，曹西有实有其人，并非是曹雪芹的化名。由于曹西有是尹继善幕下的亲近幕僚，且又“工诗善画”，所以平昔与尹继善多有唱和，尹诗集所存的十几首与之唱和诗，恐怕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曹西有不是曹雪芹，无可疑义。那末，有些研究者据此推断曹雪芹于乾隆二十四、五年南行之说，就失去了一条重要的证据，这虽然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但终于澄清了一桩疑案，总比那无根据的“哥德巴赫猜想”要好。
1981年5月20日
玉立峨峨背不驼
玉立峨峨背不驼
——“軥录其躬”辨
几年前，在郑州河南省博物馆的藏品中发现了一幅清代的人物肖像，因画像题款中有“雪芹”二字，遂被一些红学家断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小照。但是，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此像为清人俞瀚（楚江）的画像，根本与曹雪芹无关。研究者意见纷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对此没有深入调杏研究，不便发表意见。这里仅对有人据袁枚《俞楚江诗序》中有“？录其躬”一句，指俞楚江是一个“驼背”者。谈一点不同看法。
俞楚江同袁枚交好，曾有诗洒唱和。袁枚《小仓山房外集》卷三载有《俞楚江诗序》一文，便是明证。这篇涛序是用骈体文写的，概述了俞楚江的家世、生平，是研究俞氏一生经历的珍贵材料。袁枚在《诗序》中追述俞楚江的学问品德时写道：“……庶士倾心，万流仰镜；招隐者干旄孑孑，问字者束帛戋戋；乐令语言，全资潘岳，窦融章奏，半出班彪。实至名归，猗欤卓矣。先生方且录其躬，遗蛇其貌。为善有践绳之迹，修业无息版之时。抄陆贽之方书，喝人必荫，焚宋清之药券，庞褫必援；又何其怀淳鬯之德，而抱殷勤之心哉？”从袁枚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俞楚江为人不仅学问卓著，声望很高，而且盛名之下，仍然能够谦躬自检，勤劳趋事，丝毫看不出俞楚江是一个腰弯背驼者。有人将“？录其躬”一句释为“驼背”，不知所据何典？据我所知，“录”同“劬录”，《荀子·荣辱篇》杨倞注释为“自检束也”，《淮南子·主术篇》释作“劳身苦体之意”，而《荀子·君道篇》王先谦集解引卢文弨说释作“勤劳趋事”。三者释意虽小有不同之处，但均无“驼背”之意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俞楚江的相貌特点，我们还可以从他的挚友沈大成的记载中找到一个旁证。沈大成《学福斋集》卷二十有《哭俞楚江文》，其中写道：“嗟乎楚江，命止此耶？长身锐头，玉立峨峨。慷慨激昂，磊落英多。内含刚毅，外与委蛇。遇有不可，如切太阿。君子引为同心，小人或且潜肆其谗邪。是以一客平津之馆，累走邯郸之车。悲白下与邗沟，终弹铗而长嗟。”如果说从袁枚的《俞楚江诗序》中还看不出俞楚江的身材相貌的话，那末沈大成的记载总可以说是详细的了。但从沈大成的祭文中也丝毫看不出俞楚江有什么“驼背”。假如我们把这段描述俞楚江身材相貌的文字同郑州博物馆所藏的“清代学者”小像对照一下，倒是两相符合的。
1975年10月5日
追踪觅画话真伪
追踪觅画话真伪
——“曹雪芹小像”真传二谈
古人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作为《红搂梦》的吸好者，自然也非常希望世间能留存一幅真实的曹雪芹原像，俾瞻风采。
二十多年前，河南省博物馆收藏了一幅陆厚信绘的“曹雪芹先生小像”。据说那次盛大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处，还曾调到北京。由于当时的“主事者’，认为不是曹雪芹小像，而没有列入展出品中。事情虽然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我一直却为无缘得见原件而引为憾事。七年前，1973年11月初出差到开封，于是请当时在郑大执教的蓝翎同志介绍，在该馆负责人傅月华同志陪同下，调看了这幅“曹雪芹小像”的原件。
因为红学界对这幅小像真伪，有不同意见，所以这次调看时颇仔细琢磨了一阵子。首先，看了折页两面中缝有没有粘合痕迹；其次，看了纸张的质地和墨色、印章颜色；再次，反复看原像部分，还有五行题记及另一页尹继善的题诗是否有挖改的痕迹。经过再三观察和琢磨后，我认为陆绘人物图为“曹雪芹小像”的说法难乎成立。理由有以下四点：
（1）这件折页“人物像”背面有一条粉红色虎皮签，上书“清代学者曹雪芹先生小像”，下署“藏园珍藏”。仅凭纸色、墨色、题签款式、字迹风格，就可以断定这条题签不是“乾隆旧物”，以其新鲜程度看，原件改题“曹雪芹先生小像”的时问，当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至于那“藏园珍藏”几个字，与傅增湘的字迹亦大不相类，显然是慕名假托。
（2）在充足的阳光下�